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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3月的最后一周，北京大学博雅国际会议中心大学堂，国家教育行政院院长顾海良以“《马藏》编纂中心主任”的身份向应邀参会的数十名学者解释何谓《马藏》。
“藏者，宝藏也。”他说，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国际上已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相关研究文献，“但现有出版品始终没能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相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体。”
“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在当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顾海良阐述说。
中国有盛世修典的传统，近而可望的是明永乐年间与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而今，于《儒藏》《道藏》《佛藏》之后，《马藏》有望横空出世。
为什么修《马藏》
多少受“邻居”哲学系编纂《儒藏》的影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年9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该院院长、北大党委副书记于鸿君，以及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倡议编纂《马藏》。
随后，朱善璐和于鸿君拜访并邀请顾海良主持这项工作。
“我们主要是考虑他是学术权威。”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代尧告诉本刊记者，“就像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儒藏》，顾海良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思想史等多学科上都是权威，由顾老师来主持编纂《马藏》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修《马藏》？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梁柱如此解释：“中国史学发达，有盛世修典的传统。但《马藏》首要阐明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等多种思潮，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救国？不能简单地用现在发展得好就证明选择得对，要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说。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际国内已有不同文字版本出版，包括正在编辑出版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中文版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所谓“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是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持下，由设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秘书处编委会协调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地的国际马恩全集小组，将完整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手稿、书信、著作和注释、资料。
其中，德文占60%，英文占30%，法文占5%，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其他文字占5%。目前114卷出版过半。
而按照目前的规划，《马藏》不准备重复出版这些原始文本，而主要搜集汇编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各类文献。
相比既有经典，孙代尧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谁能入“藏”
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编译各种《全集》，近者则如2004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它被称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而进行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工程”。
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取得新进展”、“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工作取得新突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推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等。《理论热点面对面》等读物均为“马工程”成果。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对于《马藏》，《儒藏》编纂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中华说：“3000年的儒家思想，如果都要入藏，100年都编不完。我们按目录和精华编，12年才编了100册。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到200年，但内涵丰富，什么能入藏？要有标准和规划。”
不过对于上述规划，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王学东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马藏》不收录马克思经典著作何以为‘藏’？”
王学东曾出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亲手论著编译的专业文章过百万字，包括中文版马恩全集。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是唯一翻译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国家。
据顾海良介绍，《马藏》“计划用20年的时间完成工程，按重要时间节点逐步推出”。
譬如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推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十月革命”前的文献若干。
2019年，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出版从1917年至1919年的文献若干。
2021年，恰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出版从1919年至1921年的文献若干。
2024年，即列宁逝世100周年，出版从1921年到1949年的文献若干。
谁来“修藏”
按照顾海良的设想，《马藏》中国编将“对党史上重大问题权威解释，并尽量把争论的东西都编进来”。
梁柱据此发问：“比如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学术和革命实践两部分。学术上的传播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引入的，这个事实要不要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亦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过了漫长过程。‘五四’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是注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符号层次的多、理解层次的少。那么这个初期的，比如王明和毛泽东的斗争要不要加进来？”
无论如何，“定位和界定很重要。”
按初步规划，将首先出版《马藏》“中国编”，接着编纂《马藏》“国际编”。
王学东则建议，“中国编和国际编同步推进”。
“就教育上讲，这是一项抢救性工程。”他接受本刊专访，直言不讳，“我们的高校培育了很多人才，但仍缺复合型人才。编纂《马藏》不仅要懂外语，还要懂马克思主义，甚至还要懂哲学、政治和思想史。趁我们还有些老先生在世，赶紧启动国际编，机不可失！”
王学东关于人才断档的担忧，李中华可谓有切身体会，“有人说汤一介是累死的，我们深以为然。所以《马藏》的工作团队，尤其是带头人，要有献身精神。”
“这个工程的确很艰巨，但万事都有开始。”孙代尧说，“《马藏》工程规模浩大，需要联合国内外力量，协同攻关，但我们有信心在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完成这项重大基础性的工程。”
“藏者，宝藏也。”他说，马克思主义诞生160多年来，国际上已编辑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经典文献和相关研究文献，“但现有出版品始终没能把与马克思主义发展相关的文献，集大成地编纂为一体。”
“这不仅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的影响力和在当代中国思想意识形态中的主流地位极不相称，更不能满足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创新，形成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学派和话语体系的迫切需要。”顾海良阐述说。
中国有盛世修典的传统，近而可望的是明永乐年间与清乾隆年间编纂的《永乐大典》和《四库全书》。
而今，于《儒藏》《道藏》《佛藏》之后，《马藏》有望横空出世。
为什么修《马藏》
多少受“邻居”哲学系编纂《儒藏》的影响，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4年9月的一次工作会议上，该院院长、北大党委副书记于鸿君，以及北大党委书记朱善璐倡议编纂《马藏》。
随后，朱善璐和于鸿君拜访并邀请顾海良主持这项工作。
“我们主要是考虑他是学术权威。”北大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孙代尧告诉本刊记者，“就像汤一介先生主持编纂《儒藏》，顾海良教授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思想史等多学科上都是权威，由顾老师来主持编纂《马藏》是最合适的。”
为什么修《马藏》？北京大学原副校长、马克思主义学院资深教授梁柱如此解释：“中国史学发达，有盛世修典的传统。但《马藏》首要阐明的问题是，中国为什么选择马克思主义？”
“五四时期有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修正主义等多种思潮，中国为什么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救国？不能简单地用现在发展得好就证明选择得对，要还原当时的历史事实，来证明马克思主义是历史的必然选择。”他说。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在国际国内已有不同文字版本出版，包括正在编辑出版的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中文版马恩列斯经典著作，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等人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
所谓“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是在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主持下，由设在柏林-布兰登堡科学院的秘书处编委会协调德国、俄罗斯、美国、日本等地的国际马恩全集小组，将完整地出版马克思、恩格斯留下的手稿、书信、著作和注释、资料。
其中，德文占60%，英文占30%，法文占5%，西班牙文、意大利文等其他文字占5%。目前114卷出版过半。
而按照目前的规划，《马藏》不准备重复出版这些原始文本，而主要搜集汇编与马克思主义发展有关的各类文献。
相比既有经典，孙代尧说：“我们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和实践。”
谁能入“藏”
自1949年以来，中国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领域作出了很多努力，包括编译各种《全集》，近者则如2004年开始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它被称为“党的十六大以来，党中央为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而进行的一项重大理论创新工程”。
其成果包括“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编译工作取得新进展”、“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的研究工作取得新突破”、“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成果的研究工作进一步深入”、“对重大现实问题的研究取得明显进展”、“推动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等。《理论热点面对面》等读物均为“马工程”成果。
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进一步强调：“要巩固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坚持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重，传统学科和新兴学科、交叉学科并重，结合我国实际和时代特点，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
对于《马藏》，《儒藏》编纂中心学术委员会副主任李中华说：“3000年的儒家思想，如果都要入藏，100年都编不完。我们按目录和精华编，12年才编了100册。马克思主义虽然不到200年，但内涵丰富，什么能入藏？要有标准和规划。”
不过对于上述规划，中国国际共运史学会会长王学东有不同意见。他认为，“《马藏》不收录马克思经典著作何以为‘藏’？”
王学东曾出任中央编译局副局长，亲手论著编译的专业文章过百万字，包括中文版马恩全集。他告诉本刊记者，中国是唯一翻译马恩全集历史考证版的国家。
据顾海良介绍，《马藏》“计划用20年的时间完成工程，按重要时间节点逐步推出”。
譬如2017年，“十月革命”100周年，推出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至“十月革命”前的文献若干。
2019年，值“五四运动”100周年，出版从1917年至1919年的文献若干。
2021年，恰中国共产党诞生100周年，出版从1919年至1921年的文献若干。
2024年，即列宁逝世100周年，出版从1921年到1949年的文献若干。
谁来“修藏”
按照顾海良的设想，《马藏》中国编将“对党史上重大问题权威解释，并尽量把争论的东西都编进来”。
梁柱据此发问：“比如毛泽东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其实马克思在中国的传播可以分为学术和革命实践两部分。学术上的传播是资产阶级、国民党引入的，这个事实要不要写？”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铁健亦问：“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经过了漫长过程。‘五四’后相当一段时间都是注重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符号层次的多、理解层次的少。那么这个初期的，比如王明和毛泽东的斗争要不要加进来？”
无论如何，“定位和界定很重要。”
按初步规划，将首先出版《马藏》“中国编”，接着编纂《马藏》“国际编”。
王学东则建议，“中国编和国际编同步推进”。
“就教育上讲，这是一项抢救性工程。”他接受本刊专访，直言不讳，“我们的高校培育了很多人才，但仍缺复合型人才。编纂《马藏》不仅要懂外语，还要懂马克思主义，甚至还要懂哲学、政治和思想史。趁我们还有些老先生在世，赶紧启动国际编，机不可失！”
王学东关于人才断档的担忧，李中华可谓有切身体会，“有人说汤一介是累死的，我们深以为然。所以《马藏》的工作团队，尤其是带头人，要有献身精神。”
“这个工程的确很艰巨，但万事都有开始。”孙代尧说，“《马藏》工程规模浩大，需要联合国内外力量，协同攻关，但我们有信心在国际国内马克思主义文献和学术机构的共同努力下，完成这项重大基础性的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