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和谐社会”不是一个轻易能实现的目标，它需要一种只有长期的公共选择实践才可获得积累的“公民经验”。波兰尼为此感慨：政治艺术的娴熟程度，在各国都依赖于公众的经验和素养，绝非抄袭可得
北京酒仙桥危改拆迁的案例，或许算是一次“公共选择”实验，值得公众关注。虽然，从目前报道的情况推测，这一实验，不论是理论准备还是程序的实施，尚在“初级阶段”。公共选择的效果，极大程度地依赖于程序性的细节，这是公共选择的所谓“微妙之处”。
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例如这一次参与投票的家庭，超过了5000户。在集体行动之前，他们需要讨论这一集体行动的各种可选方案。例如，据报道，2007年5月进行的《酒仙桥危改区居民意见调查》显示，87%的居民认为，仅当居民赞同比例超过80%甚至90%时，才应实施整体搬迁。然后，2007年6月9日，这里的居民将进行正式投票。这里涉及的规则，布坎南称为“元规则”或者，也称为“宪法层面”的规则。它要解决的公共选择问题是：以何种赞同比例通过的投票规则是有效的？
当私有产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时，布坎南指出，只要不是全体一致同意，群体不能以任何赞同比例剥夺这一权利，例如，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依照权利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顺序，通过决议所需要的赞同比例，可以递减，但应持极慎重且理性的立场。例如，一项决议或许不涉及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但涉及剥夺某一人的全部家产，那么，任何同意“无知之幕”正义假设的投票者，都将慎重地考虑是否投赞成票。
依照决议（公共选择）所涉内容的重要性的逐渐下降，通过决议所需的赞同比例可以递减。然后，这一比例递减至一个关键性的水平，即50%赞同率——所谓“简单多数原则”。低于这一比例的表决规则，可能导致循环，从而使公共选择久拖而不决。
从效率和生存的角度看，集体行动应避免采用低于这一比例的赞同规则。事实上，一位加拿大数学家（Kenneth O. May，1952，“a set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simple majority decision”，《Econometrica》vol. 20，no. 4，pp. 680-684）证明：群体仅在两可选方案之间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表决的简单多数原则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下列四项的合取：（1）避免久拖而不决；（2）避免“特权票”；（3）避免使表决程序本身偏向于通过任一特定决议；（4）任何导致帕累托改善的结果都可以获得通过。
其次，在表决“表决规则”之前，公众还应就每一公民参与表决的权利进行表决。
例如，据报道，这一次危改拆迁涉及约2万人口、5000多户居民以及18家企业事业单位，投票规则是“一户一票”。显然，这样的表决权分配方案（一户一票）应事先经过全体居民的表决。这是布坎南列出的四类“立宪参量”的第一类参量，它具有根本重要性。
第三，“一户一票”规则还涉及布坎南论述过的第二类“立宪参量”，即“代议比例”。
既然每一户只有一票，就意味着，例如，一个五口之家与一个两口之家享有同等的票权。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五口之家的每一成员的投票权仅仅是两口之家的每一成员的投票权的五分之二。在许多情形下，这样的权利安排可能很不公平。当不公平的程度太高时，出现“钉子户”的概率将有较大增加。基于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旦出现了钉子户，他们能够得到的补偿将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因此，理性投票者的选择首先是降低投票权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第四，通常，公共选择不会仅限于两可选方案。
例如，据报道，这一实验的可选方案还包括：（1）周转期间住房的补偿规则；（2）回迁住房的补偿规则；（3）回迁购房贷款的安排；（4）每平方米拆迁面积的补偿标准；（5）回迁住宅公摊面积的计算方法；（6）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性补偿，……以及由当地居民或居民代表提出的诸如此类的可选方案，应尽可能被列入议程。这样，决议通过之后，可能发生“钉子户”的概率就会低得多。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寻求各种方案之间的折衷方案，以便提交最后表决。否则就很容易发生“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刻画的情形——独裁、议而不决、非帕累托有效、非理性……事实上，这些折衷方案的寻求，恰好是地方政治家的职能——即“表达民意”。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称“政治”為一门艺术。每一地区，具有这样的艺术才能的人，是最稀缺的，或许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实践才可得到。
上述公共选择过程尚未涉及的是“政府之手”。这只手必须保持干净，保持利益中性，并诉诸关于拆迁过程的“知情权”来接受当地居民的审查。正常情况下，通过招标和竞标取得开发权的厂商也应接受上述审查。这三方面权益的代表们，应就上列第（4）项议题——“每平方米拆迁面积的补偿标准”达成共识。如我们曾建议过的，这里，理想情形是将开发权与最终住房的规格与价格“挂钩”。考虑到这一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如果流拍，应由政策性开发公司实施这一危房改建项目。
总之，“和谐社会”不是一个轻易能实现的目标，它需要一种只有长期的公共选择实践才可获得积累的“公民经验”。当年，法国人羡慕英国“光荣革命”表现出来的政治艺术，试图发动法国的“光荣革命”，结果导致了雅各宾“红色恐怖”。波兰尼为此感慨，他指出：政治艺术的娴熟程度，在各国都依赖于公众的经验和素养，绝非抄袭可得。
北京酒仙桥危改拆迁的案例，或许算是一次“公共选择”实验，值得公众关注。虽然，从目前报道的情况推测，这一实验，不论是理论准备还是程序的实施，尚在“初级阶段”。公共选择的效果，极大程度地依赖于程序性的细节，这是公共选择的所谓“微妙之处”。
一个足够大的群体——例如这一次参与投票的家庭，超过了5000户。在集体行动之前，他们需要讨论这一集体行动的各种可选方案。例如，据报道，2007年5月进行的《酒仙桥危改区居民意见调查》显示，87%的居民认为，仅当居民赞同比例超过80%甚至90%时，才应实施整体搬迁。然后，2007年6月9日，这里的居民将进行正式投票。这里涉及的规则，布坎南称为“元规则”或者，也称为“宪法层面”的规则。它要解决的公共选择问题是：以何种赞同比例通过的投票规则是有效的？
当私有产权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时，布坎南指出，只要不是全体一致同意，群体不能以任何赞同比例剥夺这一权利，例如，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依照权利所具有的重要性的顺序，通过决议所需要的赞同比例，可以递减，但应持极慎重且理性的立场。例如，一项决议或许不涉及剥夺任何一个人的生命，但涉及剥夺某一人的全部家产，那么，任何同意“无知之幕”正义假设的投票者，都将慎重地考虑是否投赞成票。
依照决议（公共选择）所涉内容的重要性的逐渐下降，通过决议所需的赞同比例可以递减。然后，这一比例递减至一个关键性的水平，即50%赞同率——所谓“简单多数原则”。低于这一比例的表决规则，可能导致循环，从而使公共选择久拖而不决。
从效率和生存的角度看，集体行动应避免采用低于这一比例的赞同规则。事实上，一位加拿大数学家（Kenneth O. May，1952，“a set of necessary and sufficient conditions for simple majority decision”，《Econometrica》vol. 20，no. 4，pp. 680-684）证明：群体仅在两可选方案之间以一人一票方式进行表决的简单多数原则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下列四项的合取：（1）避免久拖而不决；（2）避免“特权票”；（3）避免使表决程序本身偏向于通过任一特定决议；（4）任何导致帕累托改善的结果都可以获得通过。
其次，在表决“表决规则”之前，公众还应就每一公民参与表决的权利进行表决。
例如，据报道，这一次危改拆迁涉及约2万人口、5000多户居民以及18家企业事业单位，投票规则是“一户一票”。显然，这样的表决权分配方案（一户一票）应事先经过全体居民的表决。这是布坎南列出的四类“立宪参量”的第一类参量，它具有根本重要性。
第三，“一户一票”规则还涉及布坎南论述过的第二类“立宪参量”，即“代议比例”。
既然每一户只有一票，就意味着，例如，一个五口之家与一个两口之家享有同等的票权。然而这可能意味着五口之家的每一成员的投票权仅仅是两口之家的每一成员的投票权的五分之二。在许多情形下，这样的权利安排可能很不公平。当不公平的程度太高时，出现“钉子户”的概率将有较大增加。基于目前的政治经济形势，一旦出现了钉子户，他们能够得到的补偿将大大超过平均水平。因此，理性投票者的选择首先是降低投票权分配的不公平程度。
第四，通常，公共选择不会仅限于两可选方案。
例如，据报道，这一实验的可选方案还包括：（1）周转期间住房的补偿规则；（2）回迁住房的补偿规则；（3）回迁购房贷款的安排；（4）每平方米拆迁面积的补偿标准；（5）回迁住宅公摊面积的计算方法；（6）低收入家庭的福利性补偿，……以及由当地居民或居民代表提出的诸如此类的可选方案，应尽可能被列入议程。这样，决议通过之后，可能发生“钉子户”的概率就会低得多。
最后，至关重要的是寻求各种方案之间的折衷方案，以便提交最后表决。否则就很容易发生“阿罗不可能性”定理刻画的情形——独裁、议而不决、非帕累托有效、非理性……事实上，这些折衷方案的寻求，恰好是地方政治家的职能——即“表达民意”。在这一意义上，我们称“政治”為一门艺术。每一地区，具有这样的艺术才能的人，是最稀缺的，或许经过长期的公共选择实践才可得到。
上述公共选择过程尚未涉及的是“政府之手”。这只手必须保持干净，保持利益中性，并诉诸关于拆迁过程的“知情权”来接受当地居民的审查。正常情况下，通过招标和竞标取得开发权的厂商也应接受上述审查。这三方面权益的代表们，应就上列第（4）项议题——“每平方米拆迁面积的补偿标准”达成共识。如我们曾建议过的，这里，理想情形是将开发权与最终住房的规格与价格“挂钩”。考虑到这一地区收入水平较低，如果流拍，应由政策性开发公司实施这一危房改建项目。
总之，“和谐社会”不是一个轻易能实现的目标，它需要一种只有长期的公共选择实践才可获得积累的“公民经验”。当年，法国人羡慕英国“光荣革命”表现出来的政治艺术，试图发动法国的“光荣革命”，结果导致了雅各宾“红色恐怖”。波兰尼为此感慨，他指出：政治艺术的娴熟程度，在各国都依赖于公众的经验和素养，绝非抄袭可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