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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
“给我拿把椅子来，我要坐着死”
“我要亲眼看到蒋介石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
1934年就义，时年39岁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这是吉鸿昌抗日途中的即兴赋诗。从冯玉祥的部属到抗日名将，周恩来曾评价他“是由一个旧军官转变为一个共产党人的”。
他高举大片刀，大声疾呼“不怕死的跟我来”
1930年4月，蒋介石命吉鸿昌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吉鸿昌“托病”到上海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后，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山东泰山，力劝冯玉祥到华北进行抗日。冯玉祥面对他自画的“国耻地图”和亲书的“还我河山”题词，激动地说：“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难道不该豁出命为抗日救国出一把力吗？”随即应允出山。
同年8月，吉鸿昌赶到湖北黄陂、麻城策划旧部起义，失败后遭蒋介石通缉，后返抵天津，继续做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于1933年3月25日辗转抗日前线张家口，变卖家产，筹资6万元购置枪支弹药，派夫人胡红霞将军火由天津运抵张家口宣化。
吉鸿昌曾感慨万千地说：“我之所以能够毁家纾难，见危受命，抗日救国，是党的感化，是党的意志。”并坦言“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应直追”。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继而向华北进犯。5月26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在张家口发起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作为冯玉祥的老部下被任命为第2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他亲率同盟军将士浴血疆场，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杀。吉鸿昌发表通电表示：“愿抛头颅换取民族生存;挥我热血，收复大好河山。”他高擎“还我河山，誓死救国”的战旗，挥师收复了察北地区康保、宝昌、沽源。
正值抗日同盟军将士士气大振，即将挥师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察哈尔全省的时刻，蒋介石突然调集重兵围剿同盟军，冯玉祥面对种种敌对势力，万般无奈地宣布解散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饮恨离开张家口，返抵山东泰山，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
10月5日，吉鸿昌部开赴大小汤山。蒋介石急令何应钦和日驻北平使馆武官柴山共同夹击包围“抗日讨贼军”，使吉鸿昌部遭受惨重损失。他带着卫队10余人和40多名手枪队员，高举大片刀，大声疾呼“不怕死的跟我来”，冲出大院，终因寡不敌众，腹背受敌，于10月14日战败。
小汤山一战使“抗日讨贼军”仅余两千多人，在险恶的形势下，眼看突围无望，吉鸿昌不忍心抗日将士再作无谓牺牲，为了保存抗日火种，遂与国民党商震32军会谈和平解决方案。吉鸿昌与方振武失去自由后被解往北平，途中机智脱险，扒煤车回到天津避入法租界内，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秘密潜回天津法租界家中后，处境十分险恶。蒋介石指派特务一直跟踪通缉吉鸿昌，但他毫不畏惧，坚定地表示：“蒋介石缴了我们的枪，我们还可以用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4年春，党组织派南汉宸（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到天津同吉鸿昌秘密取得联系，两人同国民党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宣侠父一起在津开展了抗日反蒋工作，并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集中开展武装斗争训练。
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领命执行暗杀吉鸿昌一行的任务。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宣侠父、南汉宸先后离津赴沪，吉鸿昌也迁入英租界内的牛津别墅。11月9日，陈恭澍奉南京密令由北平赴天津，亲自指挥特务王文、马某等刺杀吉鸿昌。与此同时，法租界工商部先下手逮捕了吉鸿昌，并秘密押往北平。
11月23日，在北平陆军监狱，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何应钦亲自出马，质问道：“吉鸿昌，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招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大声怒斥：“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与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祸国殃民，才有秘密。”
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就地枪决”。
“抗日救国而死，也是死得其所”
吉瑞芝在父亲吉鸿昌牺牲时还未满3岁。吉瑞芝后来在《回忆父亲》一文中披露了母亲回忆的父亲遇难前的细节：
母亲与父亲在法国工商部审讯室见了面，父亲安慰母亲说：“不要难过，人总有一死，这有什么？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惜的是我身为军人，不能一枪一炮地死在抗日战场上。不过，为抗日救国而死，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待孩子们长大后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为国而死，要挺直腰板活下去。蒋介石杀得了我，但杀不完广大人民，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并低声嘱咐：“要告诉家里客人（即地下黨组织）从速离去，免受牵连。”
就义前几个小时，吉鸿昌要了笔墨和信纸，坐在地上写下了一封遗书，历数了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状，给妻子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当他从容地披上斗篷，昂首走向刑场时，忽而停下，用一根小树枝在地上写下了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走到行刑的地方，吉鸿昌向刽子手们厉声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我要坐着死;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开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蒋介石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吉鸿昌英勇就义后，国民党特务不许家属领回烈士遗体，悲愤至极的胡红霞一头撞在了铁栏杆上，鲜血直流，向敌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她最终用居住多年的寓所作抵押，赎回了丈夫的遗体。吉鸿昌的灵柩运至故里，家乡父老2000余人，自发洒泪迎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
1949年，胡红霞作为吉鸿昌的遗孀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年17岁的吉瑞芝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1953年，党中央、政务院为了褒奖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献身的同志，决定向革命烈士家属颁发烈士证书，毛泽东亲自为吉鸿昌烈士签发纪念证，授予胡红霞。1971年，周恩来指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晚年的胡红霞，在天津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搜集、整理关于吉鸿昌的史料。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演讲’，一般都是他说一句，我学一句，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吉瑞芝说。
（责编/闻立 责校/黄梦怡 来源/《吉鸿昌由旧军官向共产党人转变》，张德/文，《党史文汇》2013年第2期;《抗日将领吉鸿昌被枪杀内幕》，叶介甫/文，《文史春秋》2013年第10期;《吉鸿昌女儿：父亲最大的遗憾》，赵雪浩/文，《环球人物》2012年第9期）
“给我拿把椅子来，我要坐着死”
“我要亲眼看到蒋介石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
1934年就义，时年39岁
吉鸿昌（1895-1934），河南扶沟人。抗日名将、民族英雄、忠贞不渝的共产主义战士。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09年被评为“100位为新中国成立作出突出贡献的英雄模范人物”之一。
“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业经改色。是好男儿，舍身报国。”这是吉鸿昌抗日途中的即兴赋诗。从冯玉祥的部属到抗日名将，周恩来曾评价他“是由一个旧军官转变为一个共产党人的”。
他高举大片刀，大声疾呼“不怕死的跟我来”
1930年4月，蒋介石命吉鸿昌率部进攻鄂豫皖苏区。吉鸿昌“托病”到上海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从此与蒋介石分道扬镳。
1932年，“一·二八”淞沪会战后，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奔赴山东泰山，力劝冯玉祥到华北进行抗日。冯玉祥面对他自画的“国耻地图”和亲书的“还我河山”题词，激动地说：“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难道不该豁出命为抗日救国出一把力吗？”随即应允出山。
同年8月，吉鸿昌赶到湖北黄陂、麻城策划旧部起义，失败后遭蒋介石通缉，后返抵天津，继续做抗日军事统一战线工作，于1933年3月25日辗转抗日前线张家口，变卖家产，筹资6万元购置枪支弹药，派夫人胡红霞将军火由天津运抵张家口宣化。
吉鸿昌曾感慨万千地说：“我之所以能够毁家纾难，见危受命，抗日救国，是党的感化，是党的意志。”并坦言“前半生已矣，后半生应直追”。
1933年1月3日，日军攻陷山海关，继而向华北进犯。5月26日，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在张家口发起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吉鸿昌作为冯玉祥的老部下被任命为第2军军长兼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他亲率同盟军将士浴血疆场，同日军展开了殊死搏杀。吉鸿昌发表通电表示：“愿抛头颅换取民族生存;挥我热血，收复大好河山。”他高擎“还我河山，誓死救国”的战旗，挥师收复了察北地区康保、宝昌、沽源。
正值抗日同盟军将士士气大振，即将挥师将日本侵略者驱逐出察哈尔全省的时刻，蒋介石突然调集重兵围剿同盟军，冯玉祥面对种种敌对势力，万般无奈地宣布解散抗日同盟军。吉鸿昌饮恨离开张家口，返抵山东泰山，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
10月5日，吉鸿昌部开赴大小汤山。蒋介石急令何应钦和日驻北平使馆武官柴山共同夹击包围“抗日讨贼军”，使吉鸿昌部遭受惨重损失。他带着卫队10余人和40多名手枪队员，高举大片刀，大声疾呼“不怕死的跟我来”，冲出大院，终因寡不敌众，腹背受敌，于10月14日战败。
小汤山一战使“抗日讨贼军”仅余两千多人，在险恶的形势下，眼看突围无望，吉鸿昌不忍心抗日将士再作无谓牺牲，为了保存抗日火种，遂与国民党商震32军会谈和平解决方案。吉鸿昌与方振武失去自由后被解往北平，途中机智脱险，扒煤车回到天津避入法租界内，继续进行抗日救国活动。
“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秘密潜回天津法租界家中后，处境十分险恶。蒋介石指派特务一直跟踪通缉吉鸿昌，但他毫不畏惧，坚定地表示：“蒋介石缴了我们的枪，我们还可以用嘴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
1934年春，党组织派南汉宸（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解放后成为中国人民银行首任行长）到天津同吉鸿昌秘密取得联系，两人同国民党西北军中的地下党员宣侠父一起在津开展了抗日反蒋工作，并发起成立了“中国人民反法西斯大同盟”，集中开展武装斗争训练。
在他家三楼一角，设立了一个秘密印刷所，出版了机关刊物《民族战旗》报。他的住宅也成了党组织的地下联络站，被党内同志称为“红楼”。
这引起了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注意，军统北平站站长陈恭澍领命执行暗杀吉鸿昌一行的任务。
为了保存党的力量，宣侠父、南汉宸先后离津赴沪，吉鸿昌也迁入英租界内的牛津别墅。11月9日，陈恭澍奉南京密令由北平赴天津，亲自指挥特务王文、马某等刺杀吉鸿昌。与此同时，法租界工商部先下手逮捕了吉鸿昌，并秘密押往北平。
11月23日，在北平陆军监狱，北平军分会举行了一场所谓的“军法会审”。何应钦亲自出马，质问道：“吉鸿昌，你为什么搞抗日活动？招出你们的秘密来！”
吉鸿昌大声怒斥：“抗日是四万万五千万中国人民的事情，有什么秘密？只有蒋介石和你们与日本暗中勾结，干些不明不白的勾当，祸国殃民，才有秘密。”
吉鸿昌在法庭上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于党的教育，我摆脱了旧军阀的生活，而转到为工农劳苦大众的阵营里来，为我们党的主义，为全人类解放事业而奋斗，这正是我的光荣……”
11月24日，所谓的“军事法院”以“叛国罪”（多次煽动兵变）和“叛党罪”（脱离国民党加入共产党）判处“就地枪决”。
“抗日救国而死，也是死得其所”
吉瑞芝在父亲吉鸿昌牺牲时还未满3岁。吉瑞芝后来在《回忆父亲》一文中披露了母亲回忆的父亲遇难前的细节：
母亲与父亲在法国工商部审讯室见了面，父亲安慰母亲说：“不要难过，人总有一死，这有什么？我早已把生死置之度外了。可惜的是我身为军人，不能一枪一炮地死在抗日战场上。不过，为抗日救国而死，也是死得其所。希望你坚强地活下去，待孩子们长大后告诉他们，他们的父亲是为国而死，要挺直腰板活下去。蒋介石杀得了我，但杀不完广大人民，共产党人是杀不完的！”并低声嘱咐：“要告诉家里客人（即地下黨组织）从速离去，免受牵连。”
就义前几个小时，吉鸿昌要了笔墨和信纸，坐在地上写下了一封遗书，历数了蒋介石卖国求荣的罪状，给妻子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人终有死，我死您也不必过伤悲，因还有儿女得您照应。”
当他从容地披上斗篷，昂首走向刑场时，忽而停下，用一根小树枝在地上写下了绝笔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走到行刑的地方，吉鸿昌向刽子手们厉声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我死了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我要坐着死;我为抗日而死，死得光明正大，不能在背后开枪;你在我眼前开枪，我要亲眼看到蒋介石的子弹是怎么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
吉鸿昌英勇就义后，国民党特务不许家属领回烈士遗体，悲愤至极的胡红霞一头撞在了铁栏杆上，鲜血直流，向敌人表示最强烈的抗议，她最终用居住多年的寓所作抵押，赎回了丈夫的遗体。吉鸿昌的灵柩运至故里，家乡父老2000余人，自发洒泪迎灵。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吉鸿昌被定为全党褒扬的革命烈士。
1949年，胡红霞作为吉鸿昌的遗孀参加了开国大典，当年17岁的吉瑞芝也见证了新中国成立。
1953年，党中央、政务院为了褒奖在革命斗争中光荣献身的同志，决定向革命烈士家属颁发烈士证书，毛泽东亲自为吉鸿昌烈士签发纪念证，授予胡红霞。1971年，周恩来指示“吉鸿昌同志由旧军人出身，后来参加共产党，牺牲时很英勇，从容就义，很有必要把他的事迹出书”。晚年的胡红霞，在天津当地政府的支持下，开始搜集、整理关于吉鸿昌的史料。
“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教我‘演讲’，一般都是他说一句，我学一句，记得最清楚的一句就是‘我是中国人，不当亡国奴’。”吉瑞芝说。
（责编/闻立 责校/黄梦怡 来源/《吉鸿昌由旧军官向共产党人转变》，张德/文，《党史文汇》2013年第2期;《抗日将领吉鸿昌被枪杀内幕》，叶介甫/文，《文史春秋》2013年第10期;《吉鸿昌女儿：父亲最大的遗憾》，赵雪浩/文，《环球人物》2012年第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