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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是全面深化改革的第一年。就教育界而言，从学生减负到中高考改革，从缓解择校难到诊断“小升初”，从深化课程设置改革到强化落实立德树人任务……具体实施路径已初现端倪。理性地看，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虽已箭在弦上，但很多工作不可能一蹴而就。为人们千呼万唤的素质教育，不但需要一个渐进的过程，而且需要全社会的通力配合。在深化改革这个大方向下，如何为素质教育加力？又有哪些当务之急？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孩子要不要参加辅导班这一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家长正面临着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参加辅导班，意味着孩子的自由时间被挤占，幸福感降低；如果不参加，又意味着孩子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经过权衡，大多数家长还是做出了“功利为主”的选择。
“‘应试教育’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当的人才观在作祟。不改变对学历的盲目崇拜，素质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是对教育政绩观、发展观、质量观的科学引导，也应当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同追求的教育理想。因此，尊重学生成长的客观规律，让每个学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得到正常的教育和发展，才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职责所在。他呼吁，应尽快扭转不合理的人才观和教育观。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却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认为，改革要从传统教育观念上找原因。换句话说，就是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所谓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刘道玉表示，中国人的教育观念比较陈旧，许多人还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不放，把学习目的极端地功利化，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汕也表示，当下流行的一些口号，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高考改变命运”等等，都是教育极端功利化的结果。教育和考试制度固然需要改革，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对于人才和知识应该具有科学、正确的理解，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健康的氛围，才能帮助教育领域摒弃庸俗的“人才观”，真正实现教育思想的解放、教育目标的科学化。
“社会上偏颇的人才观，往往会投射到教育领域，影响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些认识误区，既是社会文化和观念变革的着力点，也是教育理念转换的重要节点。”四川省教育学会研究员纪大海认为，更新教育理念，有赖于整个社会人才观的转变。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上延续“建设者和接班人”表述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加入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这被认为是我国教育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学院院长吴颖民教授解读说：“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都被定位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所以，中小学的课程设置非常多，尽管课程改革在不断推进，但学生的课程压力还是比较大。”他认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意味着具备了核心素养的公民才是“合格公民”。基础教育应该围绕着核心素养来筛选核心课程，把功夫用在核心课程上，把时间腾出来，让学生有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核心素养不能只有对知识方面的要求，还应包括各种各样的能力和各种各样的习惯要求。
绿色的教育理念，需要一套绿色的教育评价体系做支撑。据《人民日报》报道，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指数”，该评价指数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教育质量评价方法，采用品德培养、学业发展、身心健康、兴趣爱好、学业负担五大维度以及学生个体、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四大因素，综合评价教育质量。实施教育“健康体检”，或许代表着教育评价标准去功利化的未来趋势。
“虎妈”被看作严苛要求孩子的母亲的代名词。据环球网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指出，美籍亚裔学生到了五年级后，他们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会远远超过白人同学；亚裔家长通常更加独裁、更不宽容，鼓励他们的孩子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这些孩子虽然学业成绩出色，但却要付出代价，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通常比较差，社交能力也不及白人同学。
在对“中国式教育”理念是与非的争论中，亚裔“虎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西式教育过于强调‘创意’，排斥纪律、刻苦钻研等旨在培养毅力的东西；中国教育却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现实中，双方都把这个关系摆成了‘要么/或者’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既/又’的关系，两种教育方式应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孩子才会长成我们期待的那样。”
“客观而言，与美国教育相比，我国教育的不足更为明显。因为从一个学生的长远发展看，个性、独立性、创造力和想象力，有着更大的作用。为此，当下该强调的教育，不应是目前的知识教育，也不应该是蔡美儿那样严苛的家庭教育；而是学习培养孩子个性、创造力、想象力的做法，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好的平衡。事实上，这就是摆脱单一的教育模式，选择适合学生的多元教育方式。”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中西结合”的理想平衡》一文中如是建议。
瑞典皇家工学院的德奇先生早年在中国工作过四年，他的孩子也接受了几年中国式教育。德奇说，中国和瑞典两种教育模式各有优劣，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瑞典学生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而瑞典式教育的好处是，这个孩子如果是某方面的天才，那么一定不会被埋没，因为他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用去学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德奇给中国家长的建议是：“不要急着谈转变，要先清楚我们有什么、别人有什么，再想如何去转变。”
今年年初，江苏省教育厅分管基础教育的正厅级巡视员何绍勇对媒体坦言，他已经不记得省教育厅下发过多少次文件、组织过多少次检查，想要抑制住“应试教育”，从而改变目前“以分数论英雄”的局面。但这些文件和检查似乎最终都变成了“猫鼠游戏”，“检查组一走，学校照样搞”。
毋庸讳言，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待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表示，教育领域内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与改革难点在教育领域的折射。因此，教育改革不可能单兵独进，必须与相应的社会改革同步推进，齐步走才能成功。
“要想真正解决教育领域的难点问题，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燃眉之急，却未必是长久之计，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加强顶层设计，进行总体调控、长远布局。只有这样，教育才能让人民满意。”周洪宇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如何推进教育改革、改变“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现状，几位人大代表建议，国家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可尝试从底线管控做起，为教育设置红线。比如，严禁中学跨地区招生，以此限制“超级中学”；严格执行课程设置，有效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严格限制到校时间，让两亿多中小学生多睡一会。
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认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相互配合，全面推进。在不同地区，还应体现地区特点，民族地区更应有自己的特点。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家庭教育研究所的最新调查显示，在孩子要不要参加辅导班这一问题上，越来越多的家长正面临着经济学上的“囚徒困境”——参加辅导班，意味着孩子的自由时间被挤占，幸福感降低；如果不参加，又意味着孩子可能会输在起跑线上。经过权衡，大多数家长还是做出了“功利为主”的选择。
“‘应试教育’积重难返的根本原因，就是不当的人才观在作祟。不改变对学历的盲目崇拜，素质教育的目标就不可能实现。”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副院长郑功成认为，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让每个孩子都能成为有用之才”，是对教育政绩观、发展观、质量观的科学引导，也应当是我们这个社会共同追求的教育理想。因此，尊重学生成长的客观规律，让每个学生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得到正常的教育和发展，才是教育工作的根本职责所在。他呼吁，应尽快扭转不合理的人才观和教育观。
“我们只教会学生考试，全社会推崇的还是上名校、考高分，补习、奥数，却不懂什么叫教育改革，应当改什么。”著名教育家、武汉大学前校长刘道玉认为，改革要从传统教育观念上找原因。换句话说，就是全社会需要一场教育改革的启蒙运动。
所谓启蒙，就是去掉蒙昧，启迪文明。刘道玉表示，中国人的教育观念比较陈旧，许多人还抱着“书中自有黄金屋”的观念不放，把学习目的极端地功利化，这是造成学生压力大和负担重的主要原因。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金汕也表示，当下流行的一些口号，诸如“不要输在起跑线上”“高考改变命运”等等，都是教育极端功利化的结果。教育和考试制度固然需要改革，但更为重要的是，全社会对于人才和知识应该具有科学、正确的理解，只有在全社会形成一个健康的氛围，才能帮助教育领域摒弃庸俗的“人才观”，真正实现教育思想的解放、教育目标的科学化。
“社会上偏颇的人才观，往往会投射到教育领域，影响基础教育的健康发展。这些认识误区，既是社会文化和观念变革的着力点，也是教育理念转换的重要节点。”四川省教育学会研究员纪大海认为，更新教育理念，有赖于整个社会人才观的转变。
2010年颁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在教育内容和培养目标上延续“建设者和接班人”表述的同时，与时俱进地加入了“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这被认为是我国教育指导思想的一个重大进步。
对此，中国教育学会副会长、华南师范大学基础教育研究与培训学院院长吴颖民教授解读说：“长期以来，基础教育的培养目标都被定位在‘培养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上。所以，中小学的课程设置非常多，尽管课程改革在不断推进，但学生的课程压力还是比较大。”他认为，“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的教育目标，意味着具备了核心素养的公民才是“合格公民”。基础教育应该围绕着核心素养来筛选核心课程，把功夫用在核心课程上，把时间腾出来，让学生有足够的个性发展空间。核心素养不能只有对知识方面的要求，还应包括各种各样的能力和各种各样的习惯要求。
绿色的教育理念，需要一套绿色的教育评价体系做支撑。据《人民日报》报道，日前，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基础教育质量监测协同创新中心发布“区域教育质量健康指数”，该评价指数打破了以往传统的教育质量评价方法，采用品德培养、学业发展、身心健康、兴趣爱好、学业负担五大维度以及学生个体、学校、家庭、社会环境四大因素，综合评价教育质量。实施教育“健康体检”，或许代表着教育评价标准去功利化的未来趋势。
“虎妈”被看作严苛要求孩子的母亲的代名词。据环球网报道，《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最新研究结果指出，美籍亚裔学生到了五年级后，他们的标准化考试成绩会远远超过白人同学；亚裔家长通常更加独裁、更不宽容，鼓励他们的孩子要有强烈的工作责任感。这些孩子虽然学业成绩出色，但却要付出代价，他们的心理适应能力通常比较差，社交能力也不及白人同学。
在对“中国式教育”理念是与非的争论中，亚裔“虎妈”、美国耶鲁大学教授蔡美儿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说：“西式教育过于强调‘创意’，排斥纪律、刻苦钻研等旨在培养毅力的东西；中国教育却过于强调后者而忽视前者。现实中，双方都把这个关系摆成了‘要么/或者’的关系。其实，这是一个‘既/又’的关系，两种教育方式应达到一个理想的平衡状态，孩子才会长成我们期待的那样。”
“客观而言，与美国教育相比，我国教育的不足更为明显。因为从一个学生的长远发展看，个性、独立性、创造力和想象力，有着更大的作用。为此，当下该强调的教育，不应是目前的知识教育，也不应该是蔡美儿那样严苛的家庭教育；而是学习培养孩子个性、创造力、想象力的做法，形成学校教育、家庭教育更好的平衡。事实上，这就是摆脱单一的教育模式，选择适合学生的多元教育方式。”著名教育学者熊丙奇在《“中西结合”的理想平衡》一文中如是建议。
瑞典皇家工学院的德奇先生早年在中国工作过四年，他的孩子也接受了几年中国式教育。德奇说，中国和瑞典两种教育模式各有优劣，中国学生的基础知识扎实，瑞典学生在这方面就差了很多；而瑞典式教育的好处是，这个孩子如果是某方面的天才，那么一定不会被埋没，因为他没有考试的压力，也不用去学那些他不感兴趣的东西。所以，德奇给中国家长的建议是：“不要急着谈转变，要先清楚我们有什么、别人有什么，再想如何去转变。”
今年年初，江苏省教育厅分管基础教育的正厅级巡视员何绍勇对媒体坦言，他已经不记得省教育厅下发过多少次文件、组织过多少次检查，想要抑制住“应试教育”，从而改变目前“以分数论英雄”的局面。但这些文件和检查似乎最终都变成了“猫鼠游戏”，“检查组一走，学校照样搞”。
毋庸讳言，教育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有待更加全面、综合、系统的制度安排。
“教育改革要跳出教育系统内部改革的窠臼，真正上升为国家战略。”在2013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周洪宇表示，教育领域内的许多问题并不是单纯的教育现象，而是社会发展与改革难点在教育领域的折射。因此，教育改革不可能单兵独进，必须与相应的社会改革同步推进，齐步走才能成功。
“要想真正解决教育领域的难点问题，仅靠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只能解燃眉之急，却未必是长久之计，必须跳出教育看教育，用政府的‘有形之手’来加强顶层设计，进行总体调控、长远布局。只有这样，教育才能让人民满意。”周洪宇说。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围绕如何推进教育改革、改变“素质教育轰轰烈烈，应试教育扎扎实实”的现状，几位人大代表建议，国家在做好顶层设计的同时，可尝试从底线管控做起，为教育设置红线。比如，严禁中学跨地区招生，以此限制“超级中学”；严格执行课程设置，有效改善学生的知识结构；严格限制到校时间，让两亿多中小学生多睡一会。
曾担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的李岚清认为，实施素质教育，应当贯穿于幼儿教育、中小学教育、职业教育、成人教育、高等教育等各级各类教育，应当贯穿于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等各个方面。在不同阶段和不同方面，应当有不同的内容和重点，相互配合，全面推进。在不同地区，还应体现地区特点，民族地区更应有自己的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