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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主要是观察，”周林说，“当年，我对这门学科产生了兴趣，是因为它用理性来解决问题。”
而他能跻身世界一流经济学家，还得益于堪称经济学界幼童留美计划的“邹至庄留学计划”。当年，邹至庄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周林得了双百，名列第一。因此，邹至庄才将周林留在了他本人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与周林一样通过这项计划改变命运的，还有杨小凯、李稻葵、朱民、许小年等。“渐渐地，我们都回来了。”周林说，他自己的回归，则是受到好友林毅夫再三游说的影响——林毅夫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经济的原动力”，“中国总有一天会再现汉唐盛世”。
其实，周林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国大陆唯一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或许这一身份能为他增添不少光环，但对他而言，这只是水到渠成。他在《计量经济学》、《经济研究评论》、《经济学理论期刊》以及《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等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过很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其他学者的重复引用。也正是凭借这些贡献，他最终赢得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的资格。
事实上，周林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他数学出身，研究领域覆盖到微观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而他目前掌门的交大安泰学院，则以理工科著名。
在他看来，经济和管理是文理并重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但研究的方法可以高度量化，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对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则需要观察。
“作为经济学家，如果不去发表意见，反而显得你学问苍白。”所以他认为，经济学家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平衡，一方面能够做出有创新性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有现实意义的贡献。
中国实体经济何去何从？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逝。由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偏高，研发、生产制造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并不像理想中的那样顺利。
周林提到，中国低成本优势正在消逝有三个表现：一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其实就是劳动力供求形势在局部上、阶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提高中国工人、尤其农民工的待遇，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竞争上看，人工成本的上升，要有消化能力，消化不了，竞争优势就减弱；第二是能源紧缺，这集中在油、煤、电的供应上；第三是土地资源的短缺，地价和房租还会继续上涨。比如像华为、中集这样的一流企业，要扩大生产，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
那么中国制造业怎样往前走？
周林分析，以越南生产为例，它的人工成本几乎是中国的一半，但如果是生产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加上研发、生产等后续步骤之后，越南的整个生产成本却要比在中国高出1.7倍。
“这也就是说，企业现在最有效的战略是从全产业链上着手。”周林认为只有提高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效率和水平，才可以有效降低总体成本。
以研发为例，在周林看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水平，尤其是在“高精尖”技术上，依然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首先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这些一直掌握在海外个别企业手中，这始终是国内企业老总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比如宝钢集团，虽然在制钢、炼钢方面的能力卓越，但是参观过工厂后不难发现，他们的锅炉等炼钢设备全部依赖进口。”
事实上，目前中国机械行业的大部分液压件、传动系统等，都需从国外进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企业产能迅速扩张的同时，海外零部件企业经常会拖延供货周期、供应量也不足。至于如何追赶，周林建议：“想要在研发上获得最好的效果，就要参与大型研究项目，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看市场，从而掌握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未来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趋势，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制造业在内，都面临着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才短缺。
“以‘应试’为目标的教育制度，让大多数毕业生关注的焦点仅是考试、背书、做题，这成为了他们的主要任务，让创造性大打折扣。”周林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难诞生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
引进人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走向全球过程中，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如何实现本地人才与海外人才的战略转变却是一个大问题。
周林对此表示感同身受：“在西方社会一个良好的经济管理人，到了东方可能就不适应了。这样的问题在外资企业初入中国市场时会遇到。关键是，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入乡随俗’，明白不同市场存在的不同差异，并为此做足充分的思想和战略准备。”
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在哪？
制造业只能反映中国经济的一隅，而要再上升一步，则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GDP的高速增长造就了中国的崛起。而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将GDP增速从原来的“保8”下调为7.5%。周林的评价是“这个增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纵向相比，仍然令人骄傲”。 他认为，从历史发展到现在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肯定会继续，但速度会放慢。
那么，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应当如何，才能在增长速度放慢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呢？
当前，中国经济中最值得讨论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学者强调大力发展制造业，而周林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并非特指发展某一个产业，而是要从能源消耗、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综合考虑。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最快，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例却在变低。原因在于计算增长速度的时候没有考虑价格的因素，用了不变价格。例如说，30年前看一场电影，是5分钱一张票，而现在看一场电影则需要50元，电影的放映次数不用增加，而价格却增长了1000倍。再来比较一台电视机，30年前的价格是1000元，而现在是三四千元。不难看出，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虽然是最快的，但它的价格增长要远远低于服务业价格的增长。
“如果产业结构不变，单位能耗也不变，中国要达到世界第一，对于能源的总量要增加30%，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周林表达他的担心。
对于“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他的观点是，发展第三产业除了能够减轻对于能耗的需求，还可以减轻GDP发展减速和就业之间的矛盾。
即使经济发展增速变慢，中国仍然可以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在5~15年之内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编辑 代永华]
E-mail:dyh@chinacbr.com
而他能跻身世界一流经济学家，还得益于堪称经济学界幼童留美计划的“邹至庄留学计划”。当年，邹至庄亲自出题考试，结果，周林得了双百，名列第一。因此，邹至庄才将周林留在了他本人所在的普林斯顿大学，师从著名的宏观经济学家，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
与周林一样通过这项计划改变命运的，还有杨小凯、李稻葵、朱民、许小年等。“渐渐地，我们都回来了。”周林说，他自己的回归，则是受到好友林毅夫再三游说的影响——林毅夫认为“儒家文化是中国经济的原动力”，“中国总有一天会再现汉唐盛世”。
其实，周林还有另一重身份——中国大陆唯一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
或许这一身份能为他增添不少光环，但对他而言，这只是水到渠成。他在《计量经济学》、《经济研究评论》、《经济学理论期刊》以及《博弈论与经济行为》等国际顶级经济学期刊上发表过很多具有开创性的研究成果，并得到其他学者的重复引用。也正是凭借这些贡献，他最终赢得了世界计量经济学会院士的资格。
事实上，周林的研究领域很广泛。他数学出身，研究领域覆盖到微观经济学的很多基础理论，包括博弈论、机制设计、社会选择和福利经济。而他目前掌门的交大安泰学院，则以理工科著名。
在他看来，经济和管理是文理并重的学科，研究的对象是人与社会，但研究的方法可以高度量化，需要用到很多数学和统计学的工具。对于具体的经济问题，则需要观察。
“作为经济学家，如果不去发表意见，反而显得你学问苍白。”所以他认为，经济学家的关键问题是怎样把握好平衡，一方面能够做出有创新性的学术贡献，另一方面对社会经济发展做出有现实意义的贡献。
中国实体经济何去何从？
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低成本优势正在消逝。由于制造业企业融资成本偏高，研发、生产制造成本居高不下等原因，制造业企业的发展并不像理想中的那样顺利。
周林提到，中国低成本优势正在消逝有三个表现：一是劳动力市场的变化，一些地方出现了所谓“民工荒”，其实就是劳动力供求形势在局部上、阶段上的变化。这些变化对于提高中国工人、尤其农民工的待遇，有积极意义。但是从竞争上看，人工成本的上升，要有消化能力，消化不了，竞争优势就减弱；第二是能源紧缺，这集中在油、煤、电的供应上；第三是土地资源的短缺，地价和房租还会继续上涨。比如像华为、中集这样的一流企业，要扩大生产，土地也是很大的限制因素。
那么中国制造业怎样往前走？
周林分析，以越南生产为例，它的人工成本几乎是中国的一半，但如果是生产一项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加上研发、生产等后续步骤之后，越南的整个生产成本却要比在中国高出1.7倍。
“这也就是说，企业现在最有效的战略是从全产业链上着手。”周林认为只有提高整个生产供应链的效率和水平，才可以有效降低总体成本。
以研发为例，在周林看来，中国制造业企业的研发水平，尤其是在“高精尖”技术上，依然与国外存在不小差距。首先是核心零部件、核心技术，这些一直掌握在海外个别企业手中，这始终是国内企业老总们无法忽视的问题：“比如宝钢集团，虽然在制钢、炼钢方面的能力卓越，但是参观过工厂后不难发现，他们的锅炉等炼钢设备全部依赖进口。”
事实上，目前中国机械行业的大部分液压件、传动系统等，都需从国外进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国内企业产能迅速扩张的同时，海外零部件企业经常会拖延供货周期、供应量也不足。至于如何追赶，周林建议：“想要在研发上获得最好的效果，就要参与大型研究项目，站在更高的视野上看市场，从而掌握世界最先进的技术。”
不过，随着人口老龄化问题日益严重，以及未来制造业的高技术化趋势，不仅是中国，包括美国制造业在内，都面临着另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人才短缺。
“以‘应试’为目标的教育制度，让大多数毕业生关注的焦点仅是考试、背书、做题，这成为了他们的主要任务，让创造性大打折扣。”周林认为，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很难诞生一个像乔布斯这样的企业家。
引进人才是中国制造业企业在走向全球过程中，解决人才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而如何实现本地人才与海外人才的战略转变却是一个大问题。
周林对此表示感同身受：“在西方社会一个良好的经济管理人，到了东方可能就不适应了。这样的问题在外资企业初入中国市场时会遇到。关键是，中国企业应该意识到‘入乡随俗’，明白不同市场存在的不同差异，并为此做足充分的思想和战略准备。”
中国经济未来的方向在哪？
制造业只能反映中国经济的一隅，而要再上升一步，则是整个中国经济结构。在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开放之后，GDP的高速增长造就了中国的崛起。而中国经济是否能够继续保持高速发展，是学界普遍关心的一个话题。
尤其是今年两会期间，国家将GDP增速从原来的“保8”下调为7.5%。周林的评价是“这个增速与世界上其他国家横向、纵向相比，仍然令人骄傲”。 他认为，从历史发展到现在来看，中国经济的增长肯定会继续，但速度会放慢。
那么，中国经济的下一步应当如何，才能在增长速度放慢后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呢？
当前，中国经济中最值得讨论的就是产业结构的调整。很多学者强调大力发展制造业，而周林的观点则不同，他认为，产业结构的调整并非特指发展某一个产业，而是要从能源消耗、就业等一系列问题综合考虑。因为在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制造业发展速度最快，它在国民经济中的相对比例却在变低。原因在于计算增长速度的时候没有考虑价格的因素，用了不变价格。例如说，30年前看一场电影，是5分钱一张票，而现在看一场电影则需要50元，电影的放映次数不用增加，而价格却增长了1000倍。再来比较一台电视机，30年前的价格是1000元，而现在是三四千元。不难看出，制造业的增长速度虽然是最快的，但它的价格增长要远远低于服务业价格的增长。
“如果产业结构不变，单位能耗也不变，中国要达到世界第一，对于能源的总量要增加30%，这是一个可怕的数字。”周林表达他的担心。
对于“十二五”规划要求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传统服务业，他的观点是，发展第三产业除了能够减轻对于能耗的需求，还可以减轻GDP发展减速和就业之间的矛盾。
即使经济发展增速变慢，中国仍然可以获得稳定的经济增长，从而在5~15年之内赶超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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