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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罗氏正骨法”第六代传人，北京广电医院副主任医师罗金印很有可能是北京城门诊收费最低的专家。
古代中国把医生称为“治病工”，其中又根据医疗技术的高低将医者分为“上工”、“中工”、“下工”，医疗技术精湛的人被称为“良工”。“良工”良价，理当如此，但作为被公认为中国中医正骨大师“双桥老太太”罗有明的后人，罗金印何以成为北京城里门诊收费最低的专家？
厚医技的后人
罗氏正骨法，几百年来都是以医技救人，声名播远。以有年103岁的罗有明老人为例，大凡上了些年纪的北京人，没有不知道京东有个“双桥老太太”正骨神技的。她的侄子北京广电医院68岁的副主任医师罗金印，在这方面依然还是像姑姑一样。
罗金印自己说，姑姑是名人，但不是自己说出来的。作为姑姑医术医德的继承者，最欣慰的一点就是继承了姑姑的医德。至于医术方面，假如再像姑姑那样就远远不够了，也不是姑姑当年家传后世的初衷。半个多世纪以前，姑姑就再三告诫罗金印，你们是新一代正骨医生，必须有文化，要上学，靠科学文化把罗氏正骨法发扬光大。所以，上世纪60年代罗金印上了北京626医科大学。学校不发文凭，自学为主，但罗金印不在乎，他看中的是学校的中医基础理论教育和人体解剖课程，这些是姑姑说不出来，讲不清楚的。罗金印很是感谢姑姑的开明。那个年代，全社会的文化遗产概念都很淡漠，不仅如此，很多医界的民间方术还随时有被扣上巫术异端帽子的危险。现在想想看，罗有明老人当年力劝侄子上学读书，也不排除规避政治风险的可能。
目前，罗氏传人中，罗金印及儿子罗震都在北京广电医院工作，都受过正规的医学教育，不同的是儿子罗震比父亲读书时间更长。罗震不无敬畏地评价继承罗氏正骨法的感受：“没有10年时间，学这个技艺都进不了门。”他自己就已经在父亲罗金印的亲自指导下，怀揣着中国中医药大学的学位证书从事正骨治疗多年了，依然说：“我比父亲差远了，那是一种既让人敬畏又让人向往的境界。”
罗金印说，人的骨科脊椎解剖结构点有1亿多个，怎么可能一夕知晓，一蹴而就呢？而从解剖结构点上去理解正骨技术，这又是罗有明老人做不到的，所以，以罗金印和罗震为代表的罗氏正骨法的后人，在继承发扬这个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责任和意义均十分重大，很多地方已经超越前人。
每日跟随父亲行医的罗震，是广电医院特招的住院医师，扎实的大学教育使他比父辈又多了很多传承罗氏正骨法遗产的理论优势。罗震说，我和其他的年轻人比起来，相同点是受过完整的高等教育，会用电脑处理当代资讯，有时也会抽空玩一会儿电脑游戏。我和他们的不同点是，每日读书的时间很长，下班后还有可能和父亲为患者治病，或是在家或是外出。“我不敢有丝毫的懈怠。每天和父亲在一起，有时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当患者在我的治疗中表情有痛感时，换到父亲手里，人家就像换了个人，笑呵呵地就被父亲治好了。我问患者有什么不同？患者回答，你治疗时皮肉有痛感，而换了你父亲，就没有。”罗震解释这种差别时说，罗氏正骨法看似简单，其实奥妙无穷。姑奶奶和父亲的医术一个经过了80多年的时间，一个也超过了60年，很多时候看他们给人治病，让人感觉宛入化境，而这种化境来自正骨医师自体气、力、正骨医理的完美统一。他说，父亲给人治病时，外行人看着就是手在运动，其实，父亲的气运已通达全身，“越”过了患者外表皮肉直达患处筋骨，气力也早与地场贯通。罗震敬畏罗氏正骨法，作为第七代传人，他知道这是真正的学无止境。
厚医德的后人
中国称心存仁爱，能济世活人者为“苍生大医”，对医术不精者，贬称为“庸医”、“下医”；医理不通者，称做“愚医”、“拙医”；医疗道德缺失者，则直称“奸医”、“含灵巨贼”。成为庸医已经是罗家大忌，何况成为奸医、含灵巨贼！
上世纪50年代中期，一天，周恩来总理的夫人邓颖超不慎将腰扭伤，躺在床上不能动，经过几次治疗，仍不见好转，于是，罗有明被工作人员请来为邓颖超治疗。当时罗有明一边给邓颖超治疗，一边同周总理聊天。治疗很快就结束了，邓颖超在罗有明的帮助下慢慢站起来，在地上走了几步后高兴地说：“不疼了，真的好了！”
周总理十分高兴，称赞她医术高明。聊天中，周总理得知这个老红军的妻子居然还没有名字，便给她起名叫“罗有名”。周总理解释说，她是有名的医生，姓罗，所以给她起名叫罗有名。但罗有明很谦虚，她认为自己治病并不是为了出名，就把“罗有名”改成了“罗有明”。
绘画大师徐悲鸿请罗有明到家为他治病，治疗结束后，徐悲鸿为了感谢罗有明，指着挂在墙壁上的“飞马图”说：“我这几匹马随你牵！”罗有明仔细端详了墙上的“飞马”，连称画得好，说画上的马就像活的一样。不过，她又马上谢绝了徐大师的好意，说：“我不要，给人家治病我是从来不收礼的！”徐悲鸿很感动，称赞罗有明是济世救人，医德为本。
如此医德也传到了罗金印这样的后人身上。
罗金印在广电系统已经工作五十年，退休年龄早过了，现在是被返聘工作，单位诚邀他“退而不休”。作为名人之后，半个世纪的从医经历，也早让罗金印成了名人，只是姑姑在世时，有老人家的光环照着他略显暗淡而已。人们也记得很多罗金印的医德故事。
一次，一位受了工伤的外地民工痛苦地被送到了罗金印的诊室。当时在场的人还记得那位刚从施工工地来的民工一身泥土的样子。他伤的是脚部，罗金印的儿子罗震也在治疗现场。罗金印稍事了解病情之后，帮那位受伤的工友脱掉了鞋，他担心别人动手会加重患者的伤情。一股味道立刻在诊室里弥漫开来。罗震回忆说，我险些要捂住自己的鼻子了。但他看到的是，父亲似乎完全不知道这一切，双手在这支脚上移动着。时间不大，骨伤治疗结束，罗金印坐下来开始给他开后期养护的药方。药方开出来了，没想到这位民工脸上突然又痛苦起来。罗金印问：“怎么？你的伤没有治好？”“啊——”民工支吾着。“我再给你看看。”罗金印说完就要再次为他检查。这时民工说话了：“不是的。您治得非常好，我的脚已经不痛了。可，我没钱缴费。”罗金印的心放了下来。本来嘛，这个民工的伤就不是很复杂的骨科疾病，他怎么可能治疗无效呢？他笑了，说：“哦，为这个犯愁啊？不用，我给你全部免费治疗，再给你多开些药带回去。”小伙子愣了，随后就要跪下致谢，被罗金印一把拦住。后来罗震问父亲：“你没闻到那股味道？”父亲说：“我就看到了一只受伤的脚。”
过了一段时间，小伙子又来到了诊所，见到罗金印就把自己背的包放在了桌子上，说：“这是我们老家的土特产，我没有别的东西感谢您，请您尝尝鲜吧。”再三推脱不掉后，罗金印抓了一把花生放在了自己的桌子上，然后告诉小伙子：“要是有时间的话，你去上街把剩下的卖了换点钱花吧。”面对坚辞不受的罗大夫，小伙子红着眼圈走了。
还有一次，北京远郊山区的一个女孩来到罗金印的诊所治疗骨伤，也是治完后没钱付费。那时还是用粮票的时代，罗金印不仅为她治了病，还送粮票和现金给她，让她赶上回家的末班车。
这样的事情很多。
至今，罗金印每周坐诊，挂号费是人民币0.5元。至于治疗费，诊所的人介绍，少则几元十几元，多则五六十元，百元诊费十分罕见。在北京这个现代化的大都市里，这是另一种奇迹。
厚真话的后人
罗金印走在马路上，看起来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北京老头，没人知道经他手治愈过的名人有多少，更没人知道，有时候党和国家领导人外出访问的代表团成员名单中，会有他的名字。
在罗金印的诊室里，有一幅他和中央电视台名嘴崔永元的合影，本来嘛，都是广电系统员工，又是本系统的医院，小崔未出名时原来的工作单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又离医院很近，所以相互认识很正常。这幅照片是崔永元找罗大夫治病后让随行的朋友用随身携带的相机拍的。后来，央视别的主持人也找到罗金印大夫治病。看到这张合影后，有人问罗金印：“罗大夫，我们也很崇拜您的医术，可为什么不和我们也合张影留念呢？”罗大夫回答：“小崔说实话，你们就不一定。”把人家撅回去了。
罗家正骨渊源很深，还是中国革命的功臣家庭。
祖籍河南省夏邑县罗楼村的罗有明，1904年生于一个祖传正骨世家，在四代单传的祖母罗陈氏身边长大。她从小聪明好学，5岁时就跟随奶奶学习正骨，16岁时就可以独立行医。18岁时，她嫁到本地王家，与王治忠结为夫妻，改名叫王罗氏。婚后不久，夏邑县一带大旱，当地人纷纷外出逃荒，丈夫王治忠也被迫出外谋生，从此杳无音讯。后来她才知道，当年王治忠逃荒到了江西，参加了红军和长征并受伤。1947年，她被丈夫接到延安团聚。1949年2月，她又跟随丈夫的部队调往北京，来到解放军252总后医院。1957年调到双桥卫生院任骨伤科医师。
这样的家世，讲真话是家教的第一要求。罗金印一辈是随着姑姑罗有明来北京的，他们无一例外地被严格要求“人这一辈子必须讲真话，做实事，不做亏心事。学医，首先是学医德。”
罗金印在自己的一篇回忆录中说，在别人的眼里我是一个不懂生活的人，而我认为我生活得很充实。在我的心里想着的只有需要我来治疗的病人。我为政府官员解除病痛，他们能更好地为社会服务，为人民服务；我为百姓治疗好疾病，除去他们的痛苦，减少他们不必要的开支，能让他们安居乐业。患者好了，我就感到无限荣光。
言为心声。只要你能看到生活中的罗金印大夫，就不会怀疑他说的是假话。罗震呢？给人的感觉和同龄人比起来生活的圈子太小了。但这正是继承这个文化遗产所需的品质，他也不会退缩改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