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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朝内大街166号”，是一幢五层的灰色老楼，坐落在朝内大街与南小街交叉十字路口的西南角上，在如今栉次鳞比的高楼大厦间，毫不起眼。这却是很多诗人、作家、学者心中遥望着的一座“文学的大山”，有些人称它为“遥远的文学的母亲”。
这座庄重却又稍显老旧的房子便是已经成立了70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所在地。1951年3月成立，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此址，直到今天。
《当代》杂志前主编何启治至今还清楚记得，1959年他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带着一个小小的破皮箱和简陋的行囊，抬头仰望这五层的灰楼，当时在周围一大片小平房、小餐馆和小商店的包围中，它那么引人注目。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这座敦厚结实、历尽沧桑的老楼张开怀抱迎接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编辑、稚嫩的作家，他们带着还显粗糙的稿件走进来，无论经历挫折还是非议，这座楼里的人和事总是托住他们，让他们最终拿着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走出去。何启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仿佛觉得这幢大楼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曾有作家对人文社前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王培元说：“如果有人问，在你因写作而到处漂泊过的一些地方当中，哪儿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一定会说是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何启治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文社时，社长为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巴人（王任叔），巴人接替的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文社首任社长冯雪峰的工作。那时，冯雪峰因被划为“右派”已被撤去一切职务，但老社长的传奇经历和创社之初各种壮举仍然在人文社大楼里流传着。
1951年6月23日由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颁发的营业执照。 
位于北京朝内大街166号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本组报道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
1951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成立，由胡乔木提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安排，请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既是革命者也是著名作家、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结识鲁迅并成为鲁迅的挚友和党与鲁迅的联系人，在抗战前就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
1951年，冯雪峰正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准备要编辑出版鲁迅的作品。接到任命后，他召集孙用、杨霁云等人，将鲁迅著作编刊社整体纳入人文社，又在全国物色遴选人才，为办好人文社不遗余力。有一次，在文化部召开的例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中央指示要精简机构，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那时，正值冯雪峰为实现人文社规划而广进贤能的当口，当天原本并未出席会议的冯雪峰闻讯后立刻赶到会场，声调激昂地讲了一大段话，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话毕离去，因为情绪激动，大衣都落在了会场。
很快，人文社就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聂绀弩、舒芜、顾学颉、王利器、周汝昌……这些功底深厚、学问扎实的学者型编辑，为之后几十年人文社编辑队伍的水平、风格和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北京东四头条四号文化部东院，三栋二层楼，1952年落成。人文社创社之初曾在此办公。
为人文社的发展，冯雪峰可以据理力争甚至措辞严厉，对待同事和下属，冯雪峰却很温厚可亲。在很多共事过的人眼中，他是个和蔼的长者，交办一件事总要问一句“你看行不行”，是商量口吻，而不是一味的指令。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也兼具老一辈文人的坚守与开放。在那个还讲究批判的年代，人文社古典部的年轻后辈曾经问他：“在我们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中，究竟怎样体现批判？”冯雪峰答复，批判就是弄清楚。并不是把一个东西批判成别的样子才是批判，你把它解释清楚，还它本来面目，就是批判。
古典白话小说的整理出版，是当时古典部工作的重點。当时有些人建议，应该搞所谓“批判分析性的前言”，但冯雪峰始终坚持书前不要有长篇大论的序言，只要交代整理情况，介绍作者生平，就足够了。50年代，人文社出的古典白话小说前面只有一篇《出版说明》，一篇《关于本书的作者》，这在当时，是要顶住内外上下各种压力，才坚持得下来的。
人文社的方针任务和重要决定，冯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同时又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相商而定。在建社之初，他就明确提出八字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冯雪峰认为，人文社应区别于地方出版社，在学术水准、内容含金量、文学品位上都应设一定门槛，出版的作品重点不在普及而是提高。根据这个方针，从1951年起，人文社编辑出版的著作不但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古代文学名著，以及苏联和欧美等国家的外国文学名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创社社长冯雪峰（1957年）。
冯雪峰确定的出版方针，在50年代新中国初期是一个新鲜的思路，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中外古今全面发展的开端。他提出的方针、他的思想格局和坚守文学底线的管理方式，也为他一手创建的人文社之后半个多世纪的跋涉奠定了基调和框架。 1957年，冯雪峰被撤职。巴人接管人文社工作后，延续冯雪峰的规划，人文社在1958年9月编制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这部长达472页的规划草案，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两个部分。直到今天，人文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等一些丛书计划、选题思路，仍得益于或者说延续了这个视野开阔、结构完整的规划草案。在《规划草案》出版一年后，巴人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于1972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社作为共和国的文学“生产工厂”，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阶级教育工作。从1964年岁末起，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到196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指出：“我国目前城市和乡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1965年春节前，时任人文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韦君宜，在人文社三楼的办公室布置组织了“揭露资产阶级”的书稿。
编辑何启治接到任务，被派到上海荣氏纱厂体验生活，同时进行采访、座谈，和纱厂的工人业余作者陈勇、董成仁合作，一起完成一部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罪行的小说《天亮之前》。在纱厂， 何启治算临时工，和工人一起干活，一起生活。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何启治利用业余时间列出了小说的提纲，带着两个工人作者一起写初稿。最后也由他进行统稿、修改和编辑的工作。这本十万两千字的小册子在当时累计印行了三十八万多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一时颇为热闹。如今，这本红色封皮的小书仍保存在何启治的书架上。
在何启治的印象中，那时全国的作家基本都不写作了，大家都要到工农兵中间去体验生活，人文社的编辑们也不例外。他没想到的是，在体验生活时，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见到了有着很多传奇经历的老社长。1969年9月，人文社被“一锅端”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田间，何启治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农”，认认真真地挑粪、浇菜，在田埂间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地，看了半天他才认出，那是冯雪峰。
1979年，冯雪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在平反的三年前，冯雪峰因病离世。
1973年开始，人文社的职工陆陆续续从“五七干校”回到“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楼里。那时的文坛被很多人形容为“空荡荡”，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出版社几乎都没有稿源。1973年，人文社派出编辑到全国各地组稿，在业余作者中寻找苗子。
何启治回到北京后被分到现代文学编辑部北组，负责西北地区的长篇小说组稿。一天，他在同样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陕西文艺》上，看到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于是坐火车到陕西，从陕西作家协会那里要来了作者陈忠实的地址。
1973年隆冬，在西安郊区小寨区委的大门口，推着二八自行车走出来的陈忠实见到了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他后来回忆，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人文社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何况自己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何启治却耐心地给他鼓励，说他已有长篇的基础，依他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完全可以做成。
陈忠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他们都没有想到，小寨街角的匆匆一面，会催生出十几年后的经典之作《白鹿原》。
去天津组稿的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同样发现了好苗子，这个业余作者叫冯骥才，他已写出了长篇小说《义和拳》，只是还达不到出版要求。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51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平原，烈火》，于1958年出版了第一套全集：注释本《鲁迅全集》（10卷）。
对于那些作品具备一定基础但距离出版要求还很远的作者，人文社开创性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型写作方式——借调式写作：人文社将他们临时借调过来，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为止。
冯骥才于1976年被借调进人文社，他住在四楼西北角的一个大屋子里，里面住着十来个作家。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在编辑的帮助下专心写作。那时的人文社编辑，对住在这里的作者從系统的标准化改稿符号教起，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批改他们的小说，然后和他们讨论作品、人物，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作者自己去改，而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作者的作品中。
1977年，冯骥才在四楼西北角修改小说时，王瑞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走进了同楼层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和她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回到人文社的，还有一批曾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翻译家，萧乾、绿原、纳训、黄爱……那个时期，外国文学与古典文学还没有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未恢复，却常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面一阵喧哗，那都是被落实了政策的编辑，把制服穿得规规整整，回到人文社上班来了。
王瑞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有见识有魄力，不受外界“左”的思潮影响，她认为1975年到1978年分配到人文社的工农兵学员底子薄，必须要好好补课，那些逐渐落实政策的老专家学者是现成的教师。
1978年6月，人文社文学进修班正式开课，王瑞琴、张福生等30多名工农兵学员脱产两年，在进修班专心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授课的不但有舒芜、牛汉、绿原、黄爱等社内专家，还有吴组缃、王力、启功等社外学者。王瑞琴说：“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们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一直有人在教室读书或写作业，外文部的几个男士干脆就住在办公室里。”
1950年代，人文社部分职员参加义务劳动。
这时，另一件发生在人文社和文坛的大事是一小批外国经典小说重新再版。《母亲》《死魂灵》《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小说发售那天，北京各大新华书店开门前一小时，门外就已经排出了一百多人的长队，每人限购两套，有些读者买完想出门重新排队，发现队伍已经增加到好几百人。
文坛和社会都在发生转机。这个阶段，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作品中非凡的思想勇气为新时代撕开了一个突破口。1978年夏天，已经完成《义和拳》的冯骥才，交给李景峰一篇名为《创伤》的初稿，这部反思“文革”的小说给出版社出了难题。之后，书稿除了将名字改为《铺花的歧路》，就一直在社里审查，再没动静。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多月后，1979年2月6日至13日，人文社举办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把《铺花的歧路》等三篇有争议的中篇小说拿出来，请大家讨论。
人文社社长助理宋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作协和文联还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完全恢复工作，人文社成了全国作家瞩目的中心，社长严文井和总编辑韦君宜一起，决定以人文社的名义组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为80年代文学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这次的会议开了一周，其中一天，茅盾到场参会。当天，主持会议的韦君宜叫冯骥才上台介绍《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后来回忆，从这个事先设计好的环节来看，人文社是想找到一个突破口，借助这位德高望重人物的影响力来推动更大范围的思想解放，冲开当时出版界精神上的锁链与坚冰，这是严文井和韦君宜的良苦用心。
待冯骥才讲完，茅盾在讲话中肯定了被讨论的三篇小说“写得好”，态度坚决，仅对《铺花的歧路》结尾提出了一个艺术处理方面的建议。茅盾讲话完毕，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参会的人都感到，头顶上坚硬的冰层开始碎裂。
很快，《铺花的歧路》就在“文革”后复刊的《收获》第二期发表，同年11月在人文社出版了单行本。在这期间，《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灵与肉》等越来越多的重量级“伤痕文学”作品问世，逐渐形成一股文学的大潮。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会上最鼓舞人心的是邓小平那句著名的话：“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在那之后，文坛百花齐放，文学热几乎席卷了整个80年代，文学从没有过如此广阔和巨大的读者群，因为文学选择站在了生活真实和时代的最前沿。
1980年，何启治又去了西安，为刚刚创刊不久的人文社旗下的《当代》杂志组稿，他又见到了陈忠实。1973年第一次见面后，何启治一直与陈忠实保持通信，信中并不催促，但时常鼓励陈忠实尝试写长篇。这次见面的成果，是陈忠实开始尝试写中篇小说《初夏》。这部小说被陈忠实视为“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历经三年多时间，在何启治的帮助下修改重写了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上发表。这段改稿重写的经历，被陈忠实视为“一次跨越”，“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在那之后，陈忠实才感觉自己在结构的驾驭上自如得多了，开始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为《白鹿原》做先期准备。
进入80年代，人文社文学进修班中学习了两年的年轻编辑被分配到各个部门，由冯雪峰组建的那支老编辑队伍手把手传授，开始编辑书稿。王瑞琴编辑的第一套书稿是纳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六卷本。在书稿初审阶段，她觉得译文过于古旧，就对照原文按照现代的语言编辑书稿。第一卷的四分之一过后，时任外文编辑室主任卢永福拿过满是修改痕迹的稿子惊呼：“小王，你会不会改稿子？改稿子不能按你自己的风格改，一定保证原著和原译者的风格，不然就成你翻译的了。”王瑞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今天，她也总是对年轻编辑说：“尊重原译者，能不改的就不改。”
那时候，人们的头脑正在不断地思考和梳理，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常常发生争论和矛盾，对一部小说的看法也常有分岐。韦君宜、居岸、孟伟哉、李曙光这些人文社主持工作的领导和编辑常常同时阅读，一起讨论，再与作家一同修改和定稿。《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等，都曾有三五人甚至六七人共同审稿。其中，《将军吟》成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人文社出版的作品有十几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1955年，在北京东四头条文化部院内，人文社排练云南采茶舞《十大姐》。该节目参加北京东城工人业余汇演，获二等奖及两个演员优秀奖。 
1986年3月17日，冯雪峰学术讨论会上。左起;林辰、陈明、韦君宜、楼适夷、黄源、李何林。
一些后来获得“茅奖”的小说在当时的年代曾引起争议，如果不是人文社时任领导和责任编辑想尽办法排除各种困难，很有可能无法出版。例如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时任社长韦君宜直接动手修改和加工，并向相关部门一条条陈述申诉意见，还找到老领导胡乔木当面商讨这部作品。经过三四年时间、四次大的修改，反复改写与增刪，《沉重的翅膀》终于在1984年出版修订本。1987年出版的《古船》，因为对一些历史节点的描写而受到批评一度无法出版。当时刚刚当上《当代》副主编的何启治以个人名义向时任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立下“军令状”，愿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才使《古船》顺利出版。 此时，已经被何启治在书信和口信中鼓励了十几年的陈忠实，终于开始熔铸沉甸甸的大作品。历经六年，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陈忠实在他远离闹市的乡村祖屋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话。他对家人说：“我终于可以给何启治写信了。”仅有一点让他犹豫，那便是1991年的社会对于文学探索中触及的某些方面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
1992年初，陈忠实在清晨的广播中听到新闻：邓小平南巡，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这个新闻鼓舞了他，决定稿子一修改完就立刻发出去，一天也没必要搁置。但他在给何启治的信中，还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陈忠实仍然担心稿子会被“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
1992年12月，《当代》杂志以巨大篇幅先后分两期发表了《白鹿原》，第二年6月，人文社发行图书单行本。迄今，《白鹿原》在人文社的总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如果加上各种盗版，已达四百万之多。
随着改革开放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商业大潮冲击而来，文学和出版的鼎盛渐渐过去，当年的文学青年各奔东西。1993年，编辑脚印进入人文社时，她感到似乎从一个到处谈论股票、做生意的热闹世界，一脚迈进一方安宁的净土。但净土的代价是，编辑们开始为选题、印数着急。王瑞琴说，“外文部的老同志先后退休，比我们年轻的同志纷纷出国，从国家到出版社、各部门再到个人，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人们更注重物质的追求，纯文学书籍慢慢没有市场，阅读似乎开始成为娱乐而不再是生活的思考。
1997年，脚印听说早就相熟的朋友阿来写完了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小说已经在十几家出版社漂泊了三年，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编辑们退稿的理由是，这样一部描写少数民族的小说，可能卖不出去。图书出版市场化了，出版社需要能够在市场上畅销赚钱的书稿。脚印拿来书稿，看罢颇为所动，这部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溃败的挽歌充满诗歌般的灵气。她马上把《尘埃落定》推荐给人文社当时主管长篇小说的副总编高贤均，高贤均评价说：“四川又出了一个写小說的人。”
人文社不但决定出版当时不为人所知的阿来的作品，还以这部作品为试点尝试进行推广营销。当时的宣传策划室主任张福海组织媒体对《尘埃落定》进行报道、评论。脚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张福海向时任社长陈早春申请首印5万册，他负责开发市场，陈早春有些担心：“一下子印5万，赔钱怎么办？” 张福海说：“赔钱了我用我的工资补上。”那时候，他的工资才500多块钱。
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文社出版发行。当年，这部并不通俗易懂的纯文学小说卖了20万册，市场上还出现了盗版。一个不出名作者的第一部书，一下子卖20万，这在当时的图书市场是一个传奇。1999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从90年中期开始，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民间出版公司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人文社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王瑞琴回忆，90年代后人文社的当代文学出版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外国文学出版有一段时间发展稍微滞后。
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再出版外国名著，必须获得版权。一些思路灵活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开始探索海外、港台版权合作，积极洽谈新书。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还在沿袭1958年出版的《规划草案》的思路，以进入公版的经典作品为主。王瑞琴认为，经典作品当然是人类的知识宝藏，但是一直沿袭老路不是办法，还是应该打开思路。
1983年，韦君宜（左二）在江苏淮安采访。 
校对科内堆积如山的校样。
1999年上任的社长聂震宁也意识到了人文社整体思路偏保守的问题，他连续与各部门负责人和社内老编辑谈话。他注意到，外国文学账目的盈利整体虽然不多，但其中外国儿童文学的盈利情况最好。王瑞琴编辑过一些儿童文学书籍，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木偶奇遇记》……自己也对儿童文学很感兴趣，于是聂震宁对她说：“我觉得你搞儿童文学特别合适。”
1999年底，聂震宁决定成立儿童文学编辑部，由王瑞琴负责并组建。当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人文社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给成年人阅读的经典书籍上。王瑞琴说：“很多人小看儿童文学，其实还是用传统思想禁锢自己。” 所幸聂震宁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人文社已经错过了几次好的机会，为了更大发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要加快改革。
这个决策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王瑞琴组建带领的儿童文学编辑部甫一成立，就在第二年为人文社引进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当代儿童文学现象级作品《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系列自从进入中国，热销了20年，创造了发行超过3000万册、20亿码洋的惊人成绩。现在打开人文社官网，占据半个屏幕的首页置顶广告就是《哈利·波特》系列典藏版的链接。
这次成功的改革经验促使人文社进一步接纳新鲜事物。2019年，人文社出版了猫腻所著的《庆余年》的修订版，这是一部备受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而它的责任编辑胡玉萍却是一位50后，曾编辑过的作品大都是犹如《牵风记》《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这样的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并不一定低俗，有些作品有那么大阅读量，说明还是契合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胡玉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辑不能把自己划在小圈子里局限住，要洞悉读者心中价值观的改变、预知时潮的需求。”
人文社走过的70年时间里，不同的几代编辑所面临的环境大不相同，如今，新一代年轻的编辑们不但要面对挑剔的读者和残酷的市场，同时还要面对新技术对于阅读习惯的改变，纸质书的命运一度似乎变得岌岌可危。但人文社的编辑们并未感到担忧。编辑脚印谈到，书籍承担的不仅仅是传递内容信息的阅读功能，“感受一本书放在手里的重量，抚摸喜爱之书的书页，这是网络所不能给予的”。
“书籍是无法取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宋强很坚信这一点，越容易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容易被破坏，网络上的文章轻轻一点就可以删除，但一本书，只要印出来了，就能够长久留存。正如宋强所说：“一本纸书，一旦投向市场，你就不能毁灭它，总有一本会留在某个地方，永久地保存下去，成为人类记忆的组成部分。”
（实习生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
这座庄重却又稍显老旧的房子便是已经成立了70年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下简称“人文社”）所在地。1951年3月成立，1958年1月，人文社从东四头条胡同4号文化部东院迁入此址，直到今天。
《当代》杂志前主编何启治至今还清楚记得，1959年他刚从武汉大学毕业，带着一个小小的破皮箱和简陋的行囊，抬头仰望这五层的灰楼，当时在周围一大片小平房、小餐馆和小商店的包围中，它那么引人注目。
在那之后的很多年里，这座敦厚结实、历尽沧桑的老楼张开怀抱迎接一批又一批年轻的编辑、稚嫩的作家，他们带着还显粗糙的稿件走进来，无论经历挫折还是非议，这座楼里的人和事总是托住他们，让他们最终拿着散发着油墨香气的书籍走出去。何启治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我仿佛觉得这幢大楼是有生命、有灵魂的。”
曾有作家对人文社前现代文学编辑室主任王培元说：“如果有人问，在你因写作而到处漂泊过的一些地方当中，哪儿给你留下了最深的印象？我一定会说是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批判就是弄清楚”
何启治大学毕业分配到人文社时，社长为著名的编辑出版家巴人（王任叔），巴人接替的是参加过红军长征的人文社首任社长冯雪峰的工作。那时，冯雪峰因被划为“右派”已被撤去一切职务，但老社长的传奇经历和创社之初各种壮举仍然在人文社大楼里流传着。
1951年春天，人民文学出版社刚刚成立，由胡乔木提名，周恩来亲自打电话安排，请冯雪峰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冯雪峰既是革命者也是著名作家、诗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结识鲁迅并成为鲁迅的挚友和党与鲁迅的联系人，在抗战前就翻译了大量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著作。
1951年，冯雪峰正在上海成立鲁迅著作编刊社，准备要编辑出版鲁迅的作品。接到任命后，他召集孙用、杨霁云等人，将鲁迅著作编刊社整体纳入人文社，又在全国物色遴选人才，为办好人文社不遗余力。有一次，在文化部召开的例会上，文化部主管人事的领导说，中央指示要精简机构，人员的进用开始冻结，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周扬要求各单位照此执行。那时，正值冯雪峰为实现人文社规划而广进贤能的当口，当天原本并未出席会议的冯雪峰闻讯后立刻赶到会场，声调激昂地讲了一大段话，力争出版社必须进人，话毕离去，因为情绪激动，大衣都落在了会场。
很快，人文社就延揽了一批优秀的专家学者，聂绀弩、舒芜、顾学颉、王利器、周汝昌……这些功底深厚、学问扎实的学者型编辑，为之后几十年人文社编辑队伍的水平、风格和素质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为人文社的发展，冯雪峰可以据理力争甚至措辞严厉，对待同事和下属，冯雪峰却很温厚可亲。在很多共事过的人眼中，他是个和蔼的长者，交办一件事总要问一句“你看行不行”，是商量口吻，而不是一味的指令。他的思想和管理方式，也兼具老一辈文人的坚守与开放。在那个还讲究批判的年代，人文社古典部的年轻后辈曾经问他：“在我们整理古典文学作品的工作中，究竟怎样体现批判？”冯雪峰答复，批判就是弄清楚。并不是把一个东西批判成别的样子才是批判，你把它解释清楚，还它本来面目，就是批判。
古典白话小说的整理出版，是当时古典部工作的重點。当时有些人建议，应该搞所谓“批判分析性的前言”，但冯雪峰始终坚持书前不要有长篇大论的序言，只要交代整理情况，介绍作者生平，就足够了。50年代，人文社出的古典白话小说前面只有一篇《出版说明》，一篇《关于本书的作者》，这在当时，是要顶住内外上下各种压力，才坚持得下来的。
人文社的方针任务和重要决定，冯雪峰并不向周扬请示，而是与时任中宣部副部长、同时又担任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相商而定。在建社之初，他就明确提出八字出版方针：古今中外，提高为主。冯雪峰认为，人文社应区别于地方出版社，在学术水准、内容含金量、文学品位上都应设一定门槛，出版的作品重点不在普及而是提高。根据这个方针，从1951年起，人文社编辑出版的著作不但有延安以来的工农兵优秀文艺，还有“五四”以来的新文学、古代文学名著，以及苏联和欧美等国家的外国文学名著。
冯雪峰确定的出版方针，在50年代新中国初期是一个新鲜的思路，可以说是新中国文学出版中外古今全面发展的开端。他提出的方针、他的思想格局和坚守文学底线的管理方式，也为他一手创建的人文社之后半个多世纪的跋涉奠定了基调和框架。 1957年，冯雪峰被撤职。巴人接管人文社工作后，延续冯雪峰的规划，人文社在1958年9月编制完成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五年出版规划草案》，这部长达472页的规划草案，分为中国文学、外国文学两个部分。直到今天，人文社的“中国古典文学读本丛书”“外国古典文学名著丛书”等一些丛书计划、选题思路，仍得益于或者说延续了这个视野开阔、结构完整的规划草案。在《规划草案》出版一年后，巴人也被撤销了党内外一切职务，后来患上严重的精神分裂，于1972年去世。
新中国成立初期，人文社作为共和国的文学“生产工厂”，不可避免地承担着一些阶级教育工作。从1964年岁末起，毛泽东多次发表讲话强调批判资产阶级。到1965年1月，中共中央印发的《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目前提出的一些问题》指出：“我国目前城市和乡村都存在严重的、尖锐的阶级斗争。”1965年春节前，时任人文社中国现代文学编辑部主任韦君宜，在人文社三楼的办公室布置组织了“揭露资产阶级”的书稿。
编辑何启治接到任务，被派到上海荣氏纱厂体验生活，同时进行采访、座谈，和纱厂的工人业余作者陈勇、董成仁合作，一起完成一部揭露资产阶级剥削罪行的小说《天亮之前》。在纱厂， 何启治算临时工，和工人一起干活，一起生活。为了最大程度保证小说的文学性和艺术性，何启治利用业余时间列出了小说的提纲，带着两个工人作者一起写初稿。最后也由他进行统稿、修改和编辑的工作。这本十万两千字的小册子在当时累计印行了三十八万多册，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播，一时颇为热闹。如今，这本红色封皮的小书仍保存在何启治的书架上。
在何启治的印象中，那时全国的作家基本都不写作了，大家都要到工农兵中间去体验生活，人文社的编辑们也不例外。他没想到的是，在体验生活时，以难以想象的方式见到了有着很多传奇经历的老社长。1969年9月，人文社被“一锅端”到湖北咸宁文化部“五七”干校劳动改造。在田间，何启治看到一个花白头发的“老农”，认认真真地挑粪、浇菜，在田埂间一锄头一锄头地刨着地，看了半天他才认出，那是冯雪峰。
1979年，冯雪峰彻底平反并恢复名誉。在平反的三年前，冯雪峰因病离世。
坚冰碎裂
1973年开始，人文社的职工陆陆续续从“五七干校”回到“朝内大街166号”这座灰楼里。那时的文坛被很多人形容为“空荡荡”，直到1976年“文革”结束，出版社几乎都没有稿源。1973年，人文社派出编辑到全国各地组稿，在业余作者中寻找苗子。
何启治回到北京后被分到现代文学编辑部北组，负责西北地区的长篇小说组稿。一天，他在同样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陕西文艺》上，看到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他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于是坐火车到陕西，从陕西作家协会那里要来了作者陈忠实的地址。
1973年隆冬，在西安郊区小寨区委的大门口，推着二八自行车走出来的陈忠实见到了一个陌生的外乡人。他后来回忆，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人文社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何况自己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何启治却耐心地给他鼓励，说他已有长篇的基础，依他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完全可以做成。
陈忠实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他们都没有想到，小寨街角的匆匆一面，会催生出十几年后的经典之作《白鹿原》。
去天津组稿的小说北组副组长李景峰同样发现了好苗子，这个业余作者叫冯骥才，他已写出了长篇小说《义和拳》，只是还达不到出版要求。
对于那些作品具备一定基础但距离出版要求还很远的作者，人文社开创性地为他们提供了一种新型写作方式——借调式写作：人文社将他们临时借调过来，在编辑的帮助下修改作品，直到能达到出版要求为止。
冯骥才于1976年被借调进人文社，他住在四楼西北角的一个大屋子里，里面住着十来个作家。他们唯一的工作，就是在编辑的帮助下专心写作。那时的人文社编辑，对住在这里的作者從系统的标准化改稿符号教起，像老师批改作文一样批改他们的小说，然后和他们讨论作品、人物，直到把人物谈活了谈深了，再由作者自己去改，而不会把自己的观点强加到作者的作品中。
1977年，冯骥才在四楼西北角修改小说时，王瑞琴作为刚毕业不久的工农兵学员走进了同楼层的外国文学编辑室。和她这样的年轻人一起回到人文社的，还有一批曾被认为有历史问题的老翻译家，萧乾、绿原、纳训、黄爱……那个时期，外国文学与古典文学还没有摘下“封资修”的帽子，出版业务尚未恢复，却常可以看到一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人怯生生上四楼来，走进古典文学或外国文学编辑室，很快引起里面一阵喧哗，那都是被落实了政策的编辑，把制服穿得规规整整，回到人文社上班来了。
王瑞琴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当时的总编辑韦君宜有见识有魄力，不受外界“左”的思潮影响，她认为1975年到1978年分配到人文社的工农兵学员底子薄，必须要好好补课，那些逐渐落实政策的老专家学者是现成的教师。
1978年6月，人文社文学进修班正式开课，王瑞琴、张福生等30多名工农兵学员脱产两年，在进修班专心学习。学习内容包括中国古典文学史、中国现代文学史和外国文学史，授课的不但有舒芜、牛汉、绿原、黄爱等社内专家，还有吴组缃、王力、启功等社外学者。王瑞琴说：“用如饥似渴来形容我们一点儿也不过分，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一直有人在教室读书或写作业，外文部的几个男士干脆就住在办公室里。”
这时，另一件发生在人文社和文坛的大事是一小批外国经典小说重新再版。《母亲》《死魂灵》《悲惨世界》《安娜·卡列尼娜》……这些小说发售那天，北京各大新华书店开门前一小时，门外就已经排出了一百多人的长队，每人限购两套，有些读者买完想出门重新排队，发现队伍已经增加到好几百人。
文坛和社会都在发生转机。这个阶段，刘心武的《班主任》发表，作品中非凡的思想勇气为新时代撕开了一个突破口。1978年夏天，已经完成《义和拳》的冯骥才，交给李景峰一篇名为《创伤》的初稿，这部反思“文革”的小说给出版社出了难题。之后，书稿除了将名字改为《铺花的歧路》，就一直在社里审查，再没动静。直到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一个多月后，1979年2月6日至13日，人文社举办了“中长篇小说作者座谈会”。这次会议的一个重头戏，就是把《铺花的歧路》等三篇有争议的中篇小说拿出来，请大家讨论。
人文社社长助理宋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当时作协和文联还处于瘫痪状态，没有完全恢复工作，人文社成了全国作家瞩目的中心，社长严文井和总编辑韦君宜一起，决定以人文社的名义组织这次会议，可以说是开风气之先，为80年代文学的繁荣和兴盛奠定了基础。
这次的会议开了一周，其中一天，茅盾到场参会。当天，主持会议的韦君宜叫冯骥才上台介绍《铺花的歧路》。冯骥才后来回忆，从这个事先设计好的环节来看，人文社是想找到一个突破口，借助这位德高望重人物的影响力来推动更大范围的思想解放，冲开当时出版界精神上的锁链与坚冰，这是严文井和韦君宜的良苦用心。
待冯骥才讲完，茅盾在讲话中肯定了被讨论的三篇小说“写得好”，态度坚决，仅对《铺花的歧路》结尾提出了一个艺术处理方面的建议。茅盾讲话完毕，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很多参会的人都感到，头顶上坚硬的冰层开始碎裂。
很快，《铺花的歧路》就在“文革”后复刊的《收获》第二期发表，同年11月在人文社出版了单行本。在这期间，《天云山传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灵与肉》等越来越多的重量级“伤痕文学”作品问世，逐渐形成一股文学的大潮。
“赔钱怎么办？”
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会上最鼓舞人心的是邓小平那句著名的话：“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在那之后，文坛百花齐放，文学热几乎席卷了整个80年代，文学从没有过如此广阔和巨大的读者群，因为文学选择站在了生活真实和时代的最前沿。
1980年，何启治又去了西安，为刚刚创刊不久的人文社旗下的《当代》杂志组稿，他又见到了陈忠实。1973年第一次见面后，何启治一直与陈忠实保持通信，信中并不催促，但时常鼓励陈忠实尝试写长篇。这次见面的成果，是陈忠实开始尝试写中篇小说《初夏》。这部小说被陈忠实视为“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历经三年多时间，在何启治的帮助下修改重写了四次，才得以在1984年的《当代》上发表。这段改稿重写的经历，被陈忠实视为“一次跨越”，“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在那之后，陈忠实才感觉自己在结构的驾驭上自如得多了，开始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为《白鹿原》做先期准备。
进入80年代，人文社文学进修班中学习了两年的年轻编辑被分配到各个部门，由冯雪峰组建的那支老编辑队伍手把手传授，开始编辑书稿。王瑞琴编辑的第一套书稿是纳训翻译的《一千零一夜》六卷本。在书稿初审阶段，她觉得译文过于古旧，就对照原文按照现代的语言编辑书稿。第一卷的四分之一过后，时任外文编辑室主任卢永福拿过满是修改痕迹的稿子惊呼：“小王，你会不会改稿子？改稿子不能按你自己的风格改，一定保证原著和原译者的风格，不然就成你翻译的了。”王瑞琴牢牢记住了这句话。今天，她也总是对年轻编辑说：“尊重原译者，能不改的就不改。”
那时候，人们的头脑正在不断地思考和梳理，不同的意见和观点常常发生争论和矛盾，对一部小说的看法也常有分岐。韦君宜、居岸、孟伟哉、李曙光这些人文社主持工作的领导和编辑常常同时阅读，一起讨论，再与作家一同修改和定稿。《将军吟》《芙蓉镇》《冬天里的春天》等等，都曾有三五人甚至六七人共同审稿。其中，《将军吟》成为第一届茅盾文学奖的获奖作品。在之后的几十年间，人文社出版的作品有十几部获得了茅盾文学奖。
一些后来获得“茅奖”的小说在当时的年代曾引起争议，如果不是人文社时任领导和责任编辑想尽办法排除各种困难，很有可能无法出版。例如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时任社长韦君宜直接动手修改和加工，并向相关部门一条条陈述申诉意见，还找到老领导胡乔木当面商讨这部作品。经过三四年时间、四次大的修改，反复改写与增刪，《沉重的翅膀》终于在1984年出版修订本。1987年出版的《古船》，因为对一些历史节点的描写而受到批评一度无法出版。当时刚刚当上《当代》副主编的何启治以个人名义向时任社长、主编写了书面保证，立下“军令状”，愿为《古船》单行本的出版承担责任，才使《古船》顺利出版。 此时，已经被何启治在书信和口信中鼓励了十几年的陈忠实，终于开始熔铸沉甸甸的大作品。历经六年，1991年腊月二十五日，陈忠实在他远离闹市的乡村祖屋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句话。他对家人说：“我终于可以给何启治写信了。”仅有一点让他犹豫，那便是1991年的社会对于文学探索中触及的某些方面是否有足够的承受力。
1992年初，陈忠实在清晨的广播中听到新闻：邓小平南巡，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并发表重要谈话，改革开放胆子要再大一点，思想再解放一点……这个新闻鼓舞了他，决定稿子一修改完就立刻发出去，一天也没必要搁置。但他在给何启治的信中，还是提出了一个要求，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陈忠实仍然担心稿子会被“某个依旧‘左’着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
1992年12月，《当代》杂志以巨大篇幅先后分两期发表了《白鹿原》，第二年6月，人文社发行图书单行本。迄今，《白鹿原》在人文社的总印数已达二百多万册，如果加上各种盗版，已达四百万之多。
随着改革开放迈上一个又一个台阶，商业大潮冲击而来，文学和出版的鼎盛渐渐过去，当年的文学青年各奔东西。1993年，编辑脚印进入人文社时，她感到似乎从一个到处谈论股票、做生意的热闹世界，一脚迈进一方安宁的净土。但净土的代价是，编辑们开始为选题、印数着急。王瑞琴说，“外文部的老同志先后退休，比我们年轻的同志纷纷出国，从国家到出版社、各部门再到个人，似乎都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人们更注重物质的追求，纯文学书籍慢慢没有市场，阅读似乎开始成为娱乐而不再是生活的思考。
1997年，脚印听说早就相熟的朋友阿来写完了长篇处女作《尘埃落定》，小说已经在十几家出版社漂泊了三年，但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编辑们退稿的理由是，这样一部描写少数民族的小说，可能卖不出去。图书出版市场化了，出版社需要能够在市场上畅销赚钱的书稿。脚印拿来书稿，看罢颇为所动，这部藏族封建土司制度走向溃败的挽歌充满诗歌般的灵气。她马上把《尘埃落定》推荐给人文社当时主管长篇小说的副总编高贤均，高贤均评价说：“四川又出了一个写小說的人。”
人文社不但决定出版当时不为人所知的阿来的作品，还以这部作品为试点尝试进行推广营销。当时的宣传策划室主任张福海组织媒体对《尘埃落定》进行报道、评论。脚印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那时张福海向时任社长陈早春申请首印5万册，他负责开发市场，陈早春有些担心：“一下子印5万，赔钱怎么办？” 张福海说：“赔钱了我用我的工资补上。”那时候，他的工资才500多块钱。
1998年，《尘埃落定》由人文社出版发行。当年，这部并不通俗易懂的纯文学小说卖了20万册，市场上还出现了盗版。一个不出名作者的第一部书，一下子卖20万，这在当时的图书市场是一个传奇。1999年，《尘埃落定》获得茅盾文学奖，阿来成为茅盾文学奖史上最年轻的获奖者。
“书籍是无法取代的”
从90年中期开始，全国大大小小的出版社和民间出版公司雨后春笋似的冒了出来，人文社面临着越来越激烈的竞争，特别是在外国文学译介方面。王瑞琴回忆，90年代后人文社的当代文学出版还是取得了不俗成绩，但外国文学出版有一段时间发展稍微滞后。
1992年10月，中国加入《保护文学和艺术作品伯尔尼公约》，再出版外国名著，必须获得版权。一些思路灵活市场化程度高的地方出版社和出版公司开始探索海外、港台版权合作，积极洽谈新书。人文社的外国文学出版，还在沿袭1958年出版的《规划草案》的思路，以进入公版的经典作品为主。王瑞琴认为，经典作品当然是人类的知识宝藏，但是一直沿袭老路不是办法，还是应该打开思路。
1999年上任的社长聂震宁也意识到了人文社整体思路偏保守的问题，他连续与各部门负责人和社内老编辑谈话。他注意到，外国文学账目的盈利整体虽然不多，但其中外国儿童文学的盈利情况最好。王瑞琴编辑过一些儿童文学书籍，例如《爱丽丝漫游奇境》《木偶奇遇记》……自己也对儿童文学很感兴趣，于是聂震宁对她说：“我觉得你搞儿童文学特别合适。”
1999年底，聂震宁决定成立儿童文学编辑部，由王瑞琴负责并组建。当时，有一些反对的声音，认为人文社还是应该把重点放在给成年人阅读的经典书籍上。王瑞琴说：“很多人小看儿童文学，其实还是用传统思想禁锢自己。” 所幸聂震宁的态度很坚决，他认为人文社已经错过了几次好的机会，为了更大发展，在坚守传统的同时，也要加快改革。
这个决策产生了立竿见影的效果，王瑞琴组建带领的儿童文学编辑部甫一成立，就在第二年为人文社引进了日后风靡全球的当代儿童文学现象级作品《哈利·波特》。《哈利·波特》系列自从进入中国，热销了20年，创造了发行超过3000万册、20亿码洋的惊人成绩。现在打开人文社官网，占据半个屏幕的首页置顶广告就是《哈利·波特》系列典藏版的链接。
这次成功的改革经验促使人文社进一步接纳新鲜事物。2019年，人文社出版了猫腻所著的《庆余年》的修订版，这是一部备受欢迎的网络文学作品，而它的责任编辑胡玉萍却是一位50后，曾编辑过的作品大都是犹如《牵风记》《趟过男人河的女人》这样的严肃文学。“网络文学并不一定低俗，有些作品有那么大阅读量，说明还是契合了人们的精神生活需要。” 胡玉萍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编辑不能把自己划在小圈子里局限住，要洞悉读者心中价值观的改变、预知时潮的需求。”
人文社走过的70年时间里，不同的几代编辑所面临的环境大不相同，如今，新一代年轻的编辑们不但要面对挑剔的读者和残酷的市场，同时还要面对新技术对于阅读习惯的改变，纸质书的命运一度似乎变得岌岌可危。但人文社的编辑们并未感到担忧。编辑脚印谈到，书籍承担的不仅仅是传递内容信息的阅读功能，“感受一本书放在手里的重量，抚摸喜爱之书的书页，这是网络所不能给予的”。
“书籍是无法取代的。”人民文学出版社社长助理宋强很坚信这一点，越容易生产出来的东西越容易被破坏，网络上的文章轻轻一点就可以删除，但一本书，只要印出来了，就能够长久留存。正如宋强所说：“一本纸书，一旦投向市场，你就不能毁灭它，总有一本会留在某个地方，永久地保存下去，成为人类记忆的组成部分。”
（实习生徐盈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