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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怎么成为“圣人”的呢?就是在他死后，有子贡这位富豪门人大力鼓吹，因而名声布扬于天下。可见钱是个好东西，没有钱只怕连孔夫子也没有多少人认得他。
《史记》有《货殖列传》，“货”是金钱财富的泛称，“殖”是繁殖、增益，所以直接从字面上说，“货殖”解为“发财”是不错的。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作此传的原因，说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于民，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话简要地说，就是作此传为了关注平民如何以正当手段追求财富的增长(“息”者蕃息也)。
你当然可以用比较文雅和学术化的语言，称《货殖列传》是古代经济学的文献，但还是不要忘记司马迁的本意是以“发财”为中心的，他要追究对于财富的欲望如何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
司马迁实在是了不起的人物。《货殖列传》见识之深刻，议论之骏爽，至今读来令人震惊。文章开头，先是逆起一笔：“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意思是那过于荒远的古代，是我所不知道的，也不必说。那么可知，可说的是什么?“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鹁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浙民久矣。”从可以考察的历史开始，人们就是要追求耳目的享受，口舌的享受，身体的安逸，还要加上优越地位所带来的心理感受的荣耀。这种情形是不能改变的，“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一家一户去做思想工作也没有用。所以统治者能够做的只是因势利导而已。这等于说，承认人的欲望是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首要前提。由此忽然想到几十年前到处装腔作势的“斗私批修”，使人失笑。
还有更厉害的。在历数各地习俗与民众的谋生之方，逐利之术而后，司马迁得如下的基本结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历数种种人生样态，无论贤人谋于廊庙，士隐于岩穴，壮士登城陷阵，还是无赖少年打家劫舍，风尘女郎目挑心招，乃或渔父猎人冲寒冒雪，医生方士绞尽脑汁，加上刻假图章做假文书的(按，这不是我故意捏造，这一行的来历真是悠久)，等等等等，人生最終的归向，无非是“富厚”。这样把各种身份、教养、品性、职业迥异的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评说，不要说班固那样的儒生会感到气愤，恐怕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朋友或许也会拒绝接受。
假如你不赞成司马迁也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在他的眼光里，上述种种人竟然是没有区别的。人都想发财，但发财之道不同，其对社会的利弊也不同。所以要因势利导呀。司马迁就说：“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做得长久，对社会有利，最终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行事有节、不过分贪心的商人，最终也会比只图眼前之利而胡作非为的商人获更多的财富。当然，这话反过来说又有一个道理：如果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贪官，奸商逃脱受惩处几率很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贪官和奸商出现。
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国富论》有一个核心观点：作为经济人的主要心理促动机理是自利动机，却有一种自然规则使得个人的自利行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形成。这一观点与司马迁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确实，有洋人研究者认为，亚当斯密的一些重要思想是经过他人的间接介绍而受益于司马迁的，不过这话很玄，我是没有资格说的。
发财好像滚雪球，“富者得势愈彰”。说到这一点时，司马迁举了孔子门徒子贡为例。子贡成了大富豪以后，气派不凡，“结驷连骑”，带着大量财物去拜访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就是以对等的礼节相待。这是孔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而孔子怎么成为“圣人”的呢?就是在他死后，有子贡这位富豪门人大力鼓吹，因而名声布扬于天下。可见钱是个好东西，没有钱只怕连孔夫子也没有多少人认得他。
《史记》有《货殖列传》，“货”是金钱财富的泛称，“殖”是繁殖、增益，所以直接从字面上说，“货殖”解为“发财”是不错的。司马迁自己在《太史公自序》中解释作此传的原因，说是：“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于民，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采焉。”这话简要地说，就是作此传为了关注平民如何以正当手段追求财富的增长(“息”者蕃息也)。
你当然可以用比较文雅和学术化的语言，称《货殖列传》是古代经济学的文献，但还是不要忘记司马迁的本意是以“发财”为中心的，他要追究对于财富的欲望如何深刻影响着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
司马迁实在是了不起的人物。《货殖列传》见识之深刻，议论之骏爽，至今读来令人震惊。文章开头，先是逆起一笔：“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意思是那过于荒远的古代，是我所不知道的，也不必说。那么可知，可说的是什么?“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穷鹁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浙民久矣。”从可以考察的历史开始，人们就是要追求耳目的享受，口舌的享受，身体的安逸，还要加上优越地位所带来的心理感受的荣耀。这种情形是不能改变的，“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一家一户去做思想工作也没有用。所以统治者能够做的只是因势利导而已。这等于说，承认人的欲望是建立合理社会秩序的首要前提。由此忽然想到几十年前到处装腔作势的“斗私批修”，使人失笑。
还有更厉害的。在历数各地习俗与民众的谋生之方，逐利之术而后，司马迁得如下的基本结论“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他历数种种人生样态，无论贤人谋于廊庙，士隐于岩穴，壮士登城陷阵，还是无赖少年打家劫舍，风尘女郎目挑心招，乃或渔父猎人冲寒冒雪，医生方士绞尽脑汁，加上刻假图章做假文书的(按，这不是我故意捏造，这一行的来历真是悠久)，等等等等，人生最終的归向，无非是“富厚”。这样把各种身份、教养、品性、职业迥异的人放在同一个平台上评说，不要说班固那样的儒生会感到气愤，恐怕正在读这篇文章的朋友或许也会拒绝接受。
假如你不赞成司马迁也行，不过千万不要以为在他的眼光里，上述种种人竟然是没有区别的。人都想发财，但发财之道不同，其对社会的利弊也不同。所以要因势利导呀。司马迁就说：“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贾归富。”清廉的官做得长久，对社会有利，最终对自己也是有好处的：行事有节、不过分贪心的商人，最终也会比只图眼前之利而胡作非为的商人获更多的财富。当然，这话反过来说又有一个道理：如果在某种社会环境下，贪官，奸商逃脱受惩处几率很高，就会有越来越多的贪官和奸商出现。
西方经济学的经典著作《国富论》有一个核心观点：作为经济人的主要心理促动机理是自利动机，却有一种自然规则使得个人的自利行为有利于社会福利的形成。这一观点与司马迁的思想有相通之处。确实，有洋人研究者认为，亚当斯密的一些重要思想是经过他人的间接介绍而受益于司马迁的，不过这话很玄，我是没有资格说的。
发财好像滚雪球，“富者得势愈彰”。说到这一点时，司马迁举了孔子门徒子贡为例。子贡成了大富豪以后，气派不凡，“结驷连骑”，带着大量财物去拜访诸侯，“所至，国君无不分庭与之抗礼”，就是以对等的礼节相待。这是孔子从来没有享受过的待遇。
而孔子怎么成为“圣人”的呢?就是在他死后，有子贡这位富豪门人大力鼓吹，因而名声布扬于天下。可见钱是个好东西，没有钱只怕连孔夫子也没有多少人认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