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清明节，天刚蒙蒙亮，我便冒着丝丝细雨驱车上路，携家人前往600里外的沂蒙老家扫墓。在故乡，身处久违的青山绿水，面对物是人非的山村，思念在往事中徘徊。
我跪在父母的坟前，捧酒祭奠。18年前的2000年，清明刚过，也是小雨，也是在这里，大哥从县城背回来父亲的骨灰盒。在捧骨灰时，大哥惊讶地说：“你们看，咱爹头骨里的炮弹皮在这里！”他边说边仔细地翻拣，共发现了五块，大的如黄豆，小的如绿豆，这是父亲当兵负伤时留下的，这些折磨了他五十多年的可恶东西，直到这时才现出了原形。
我说：“扔掉吧！”
大哥说：“活着时没取出来，现在不能让它再折磨咱爹了。”接着拣出来放进了自己的衣袋，说：“做个念想吧。”
父亲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曾深度参与了那段历史，尽了一个热血男儿的本分。我从记事起，就知道他当过兵，因为我家有一本深红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父亲似乎命中注定是要当兵的。按照当时根据地的政策，原则上兄弟多的必须有一個去当兵。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那时我大伯已结婚，二伯身体不好，四叔小，父亲自然义不容辞。
父亲是不幸的，当兵不到一年就“挂彩”负重伤。1945年11月，部队攻打盘踞在临沂孟家村、李家宅的国民党反动派王洪九的部队时，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了他前面，他头部受重伤，左眼失明，左腮部炸穿，身上也是伤痕累累，血流不止，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整条棉被，眼看在战地医院不行，又被送到在新泰的后方医院，三四天后才醒过来。在住了一年多院后，于1947年春天复员回家。留在身上的伤疤和弹片，每到下雨阴天就作怪，害得他隐隐作痛，那被洞穿的腮，二三十年后都没有彻底长好。
扫完墓，我登上南山岗，北望生我养我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隶属西辛庄，因在辛庄南山，所以叫南山村。西辛庄紧邻东辛庄，两个村都隶属于沂南县马牧池乡，位于马牧池乡西南部，坐落在汶河形成的河套上，南见属于蒙山的孟良崮，北望属于沂山的北大山，西靠艾山，东依鸡泰山，是真正的沂蒙山腹地。
1939年夏，日寇来沂蒙山“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首长徐向前、朱瑞搬到了东、西辛庄村。部队首长选择驻扎在这里，一是因为这里地理环境复杂，适宜游击和转移;二是因为东辛庄王换于大娘家是堡垒户，周围群众基础好。王换于是著名革命老人，19岁那年嫁到东辛庄村于家，1938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王换于等党员、群众，对待八路军同志像对待亲人一样，帮他们洗衣、做饭，照顾伤员忙个不停，她还办起了战时机关托儿所，最多时收养八路军和山东分局的50多个孩子，分散到老百姓家抚养，解决了领导们的后顾之忧。
后来，罗荣桓、朱瑞、黎玉、王建安等许多首长和同志先后来到这里。不久，大众日报社也搬迁过来。根据工作需要和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同志就分散住在周边。一河之隔的爷爷家也成为一个重要安置点。
曾听奶奶讲，《大众日报》编辑部曾设在家里，报社的领导匡亚明在奶奶家住过，印刷厂设在比我们家还要隐蔽、地处深山里的杜家。我奶奶帮着报社同志做饭，爷爷帮着把印好的报纸挑运到于大娘家或指定的其他地点，我父亲当时十三四岁，就在附近一边放羊放牛，一边站岗放哨。一次，一个陌生青年男子从我们家前走过，父亲觉得形迹可疑，立即报告，报社的同志马上拿枪把他抓了回来。正在审问时，爷爷回来了，经了解，这人是孟良崮山脚下五十垛子村的，从我家前经过，前往柳红峪村走亲戚，因为路不熟走错了路，恰好被我父亲发现。越说越近，原来我爷爷还认识他父亲，知道他家是个本分人家。消除误会后，报社的同志才把他放了。
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日寇不断进行“合围大扫荡”。大概是1941年春天，一股日寇好像嗅觉到了《大众日报》社在我们这个小山村，于是像饿狼一样扑了个过来，八路军和报社的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转移隐蔽，敌人在搜查杜家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气极败坏，正准备离去时发现不远处山上有个人放牛，便抓住严刑拷打，让他说出八路军的印刷设备藏在哪里，说来也巧，八路军埋印刷机时正好被他看见，他经受不住折磨，说出了埋藏地点，印刷机被日本鬼子砸了个稀巴烂。
这位放牛人本是我们村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出了这件事后，八路军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他自己觉得对不起八路军和共产党，临终时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也不放过小鬼子”。
从南山岗下来，我便匆匆奔赴也隶属于马牧池乡的山西村，去给大姑扫墓。大表哥高守来正在家里等着我。
大姑叫吕秀芹。2013年10月，省委党校组织我们学员到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接受党性教育时，在红嫂纪念馆“火线桥”展览前，我惊讶地发现了大姑的照片，至此，我才知道大姑竟是32名架桥妇女之一。大姑生前很低调，从未和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小时候，只从父母那里知道，大姑父去世早，将一个大家庭撇给大姑，当时6个孩子中，最大20岁，最小的才4岁，还有多病的婆婆，大姑没有改嫁，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带着一大家子啃树皮、吃野菜，度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段艰难岁月，将孩子养大成人。
这次，我也想借扫墓机会，了解大姑更多的过去。表哥和我边喝酒边聊天，我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1936年，21岁的大姑，嫁给在万粮庄地主家当长工的大姑父。大姑给地主家做饭，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推磨，推完磨就接着烙煎饼，生孩子后3天就下地干活，大姑说“过的日子和驴差不多”。
1938年共产党在沂蒙山区发展地下组织，成立农救会、妇救会。大姑父参加了农救会，大姑参加了妇救会，不断学习、开会、宣传，成为积极分子，认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
1941年冬天，为了躲避日寇大扫荡，北海银行印钞厂迁到了万粮庄。北海银行是中国的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唯一金融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重要金融机构之一。大姑每天给北海银行做豆腐、烙煎饼等，北海银行的行长艾楚南、副行长洒海秋，都曾吃过大姑烙的煎饼，还夸大姑手艺好。大姑既要照顾家，又要给银行的同志们帮忙，忙得脚不沾地，但她总是哼哼着跟八路军学的歌曲。
表哥介绍，当时部队医院和军工皮革厂驻扎在鸡泰山东面的柳洪峪村，皮革厂的安主任，在1943年生了个女儿叫小安，由于安主任夫妇工作忙，无暇照顾，在小安只有三个月的时候，把她托付给我大姑。因为当时大姑正好生了我三表姐，有奶水，但两个孩子同时吃，就明显不足了。每次都是让小安先吃，三表姐吃不饱，就饿得哇哇哭。有的邻居不忍心，责备大姑狠心。
大姑则说：“八路军出生入死的，有个孩子不容易，人家托付给俺是信任俺，俺可不能有一点闪失。”三表姐终因营养不良，不幸生病夭折了。大姑父准备去埋时，大姑抱着她，流着泪说：“孩子，娘对不起你啊，你别怨恨娘！那边不会挨饿的，你去吧。”
小安一个人吃大姑的奶水，长得又白又胖。安主任夫妇十天半月来看望一次，总说小安有两个娘，一个是给她生命的娘，一个是养她长大的娘。大姑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小安。在小安五岁的时候，由于战争形势变化，所有部队子女都将送到莱芜收养所。在去莱芜前，小安先被送到岸堤中转站。
有次大姑父去岸堤赶集，见有个妇女抱着小孩，那小孩穿的花布衣服，正是小安临走时大姑给做的，大姑父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时小安也看见了他，大声哭喊着叫“爹”。那个妇女叫住大姑父说：大哥这小孩你认识呀？大姑父接过小安说：“认得，在我家养了5年。”大姑父抱着小安，买了两个烧饼，她吃着一个，拿着一个，别提多高兴了。后来，大姑父怕小安伤心，撒了个谎，躲开了小安。回家后，大姑父说起见到小安，小安瘦了很多，汗毛根根竖着，大姑心疼地哭了起来。
午饭后，表哥陪我去看架桥的地点。这时正是枯水季节，河水清浅，水草茂盛，附近正有几位妇女洗衣服，三两个孩子嬉水，偶尔远处传来几声鸭叫。如果你不是看到临沂市政府立的“火线桥”遗址碑，在这静谧安宁的环境里，谁能想到71年前，在隆隆炮声中，一群妇女正是在这里，借着朦胧的月光，用血肉之躯架起了一座通向胜利之桥？！
当天下午，我领着爱人和儿子登上了孟良崮。回望故乡，不由感慨万千。“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突然传来的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
我跪在父母的坟前，捧酒祭奠。18年前的2000年，清明刚过，也是小雨，也是在这里，大哥从县城背回来父亲的骨灰盒。在捧骨灰时，大哥惊讶地说：“你们看，咱爹头骨里的炮弹皮在这里！”他边说边仔细地翻拣，共发现了五块，大的如黄豆，小的如绿豆，这是父亲当兵负伤时留下的，这些折磨了他五十多年的可恶东西，直到这时才现出了原形。
我说：“扔掉吧！”
大哥说：“活着时没取出来，现在不能让它再折磨咱爹了。”接着拣出来放进了自己的衣袋，说：“做个念想吧。”
父亲是不幸的，也是幸运的。幸运的是他曾深度参与了那段历史，尽了一个热血男儿的本分。我从记事起，就知道他当过兵，因为我家有一本深红的《革命残废军人抚恤证》。父亲似乎命中注定是要当兵的。按照当时根据地的政策，原则上兄弟多的必须有一個去当兵。兄弟四个，他排行老三。那时我大伯已结婚，二伯身体不好，四叔小，父亲自然义不容辞。
父亲是不幸的，当兵不到一年就“挂彩”负重伤。1945年11月，部队攻打盘踞在临沂孟家村、李家宅的国民党反动派王洪九的部队时，一颗炮弹正好落在了他前面，他头部受重伤，左眼失明，左腮部炸穿，身上也是伤痕累累，血流不止，鲜血染红了担架上的整条棉被，眼看在战地医院不行，又被送到在新泰的后方医院，三四天后才醒过来。在住了一年多院后，于1947年春天复员回家。留在身上的伤疤和弹片，每到下雨阴天就作怪，害得他隐隐作痛，那被洞穿的腮，二三十年后都没有彻底长好。
扫完墓，我登上南山岗，北望生我养我的小山村，这个小山村隶属西辛庄，因在辛庄南山，所以叫南山村。西辛庄紧邻东辛庄，两个村都隶属于沂南县马牧池乡，位于马牧池乡西南部，坐落在汶河形成的河套上，南见属于蒙山的孟良崮，北望属于沂山的北大山，西靠艾山，东依鸡泰山，是真正的沂蒙山腹地。
1939年夏，日寇来沂蒙山“扫荡”。中共山东分局和八路军第一纵队机关首长徐向前、朱瑞搬到了东、西辛庄村。部队首长选择驻扎在这里，一是因为这里地理环境复杂，适宜游击和转移;二是因为东辛庄王换于大娘家是堡垒户，周围群众基础好。王换于是著名革命老人，19岁那年嫁到东辛庄村于家，1938年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为村妇救会会长和艾山乡副乡长。王换于等党员、群众，对待八路军同志像对待亲人一样，帮他们洗衣、做饭，照顾伤员忙个不停，她还办起了战时机关托儿所，最多时收养八路军和山东分局的50多个孩子，分散到老百姓家抚养，解决了领导们的后顾之忧。
后来，罗荣桓、朱瑞、黎玉、王建安等许多首长和同志先后来到这里。不久，大众日报社也搬迁过来。根据工作需要和出于安全考虑，这些同志就分散住在周边。一河之隔的爷爷家也成为一个重要安置点。
曾听奶奶讲，《大众日报》编辑部曾设在家里，报社的领导匡亚明在奶奶家住过，印刷厂设在比我们家还要隐蔽、地处深山里的杜家。我奶奶帮着报社同志做饭，爷爷帮着把印好的报纸挑运到于大娘家或指定的其他地点，我父亲当时十三四岁，就在附近一边放羊放牛，一边站岗放哨。一次，一个陌生青年男子从我们家前走过，父亲觉得形迹可疑，立即报告，报社的同志马上拿枪把他抓了回来。正在审问时，爷爷回来了，经了解，这人是孟良崮山脚下五十垛子村的，从我家前经过，前往柳红峪村走亲戚，因为路不熟走错了路，恰好被我父亲发现。越说越近，原来我爷爷还认识他父亲，知道他家是个本分人家。消除误会后，报社的同志才把他放了。
沂蒙山抗日根据地建立后，日寇不断进行“合围大扫荡”。大概是1941年春天，一股日寇好像嗅觉到了《大众日报》社在我们这个小山村，于是像饿狼一样扑了个过来，八路军和报社的同志得到消息后，立即转移隐蔽，敌人在搜查杜家时没有发现什么线索，气极败坏，正准备离去时发现不远处山上有个人放牛，便抓住严刑拷打，让他说出八路军的印刷设备藏在哪里，说来也巧，八路军埋印刷机时正好被他看见，他经受不住折磨，说出了埋藏地点，印刷机被日本鬼子砸了个稀巴烂。
这位放牛人本是我们村一个老实巴交的人，出了这件事后，八路军并没有追究他的责任，但他自己觉得对不起八路军和共产党，临终时还断断续续地说“我死也不放过小鬼子”。
从南山岗下来，我便匆匆奔赴也隶属于马牧池乡的山西村，去给大姑扫墓。大表哥高守来正在家里等着我。
大姑叫吕秀芹。2013年10月，省委党校组织我们学员到沂蒙红色影视基地接受党性教育时，在红嫂纪念馆“火线桥”展览前，我惊讶地发现了大姑的照片，至此，我才知道大姑竟是32名架桥妇女之一。大姑生前很低调，从未和我们讲过这些事情。小时候，只从父母那里知道，大姑父去世早，将一个大家庭撇给大姑，当时6个孩子中，最大20岁，最小的才4岁，还有多病的婆婆，大姑没有改嫁，一个人挑起生活重担，带着一大家子啃树皮、吃野菜，度过了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段艰难岁月，将孩子养大成人。
这次，我也想借扫墓机会，了解大姑更多的过去。表哥和我边喝酒边聊天，我听到了许多鲜为人知的事情。
1936年，21岁的大姑，嫁给在万粮庄地主家当长工的大姑父。大姑给地主家做饭，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推磨，推完磨就接着烙煎饼，生孩子后3天就下地干活，大姑说“过的日子和驴差不多”。
1938年共产党在沂蒙山区发展地下组织，成立农救会、妇救会。大姑父参加了农救会，大姑参加了妇救会，不断学习、开会、宣传，成为积极分子，认真完成党组织交给的工作。
1941年冬天，为了躲避日寇大扫荡，北海银行印钞厂迁到了万粮庄。北海银行是中国的人民银行的前身之一，是山东抗日根据地唯一金融机构，也是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时期建立的重要金融机构之一。大姑每天给北海银行做豆腐、烙煎饼等，北海银行的行长艾楚南、副行长洒海秋，都曾吃过大姑烙的煎饼，还夸大姑手艺好。大姑既要照顾家，又要给银行的同志们帮忙，忙得脚不沾地，但她总是哼哼着跟八路军学的歌曲。
表哥介绍，当时部队医院和军工皮革厂驻扎在鸡泰山东面的柳洪峪村，皮革厂的安主任，在1943年生了个女儿叫小安，由于安主任夫妇工作忙，无暇照顾，在小安只有三个月的时候，把她托付给我大姑。因为当时大姑正好生了我三表姐，有奶水，但两个孩子同时吃，就明显不足了。每次都是让小安先吃，三表姐吃不饱，就饿得哇哇哭。有的邻居不忍心，责备大姑狠心。
大姑则说：“八路军出生入死的，有个孩子不容易，人家托付给俺是信任俺，俺可不能有一点闪失。”三表姐终因营养不良，不幸生病夭折了。大姑父准备去埋时，大姑抱着她，流着泪说：“孩子，娘对不起你啊，你别怨恨娘！那边不会挨饿的，你去吧。”
小安一个人吃大姑的奶水，长得又白又胖。安主任夫妇十天半月来看望一次，总说小安有两个娘，一个是给她生命的娘，一个是养她长大的娘。大姑一直无微不至地照顾小安。在小安五岁的时候，由于战争形势变化，所有部队子女都将送到莱芜收养所。在去莱芜前，小安先被送到岸堤中转站。
有次大姑父去岸堤赶集，见有个妇女抱着小孩，那小孩穿的花布衣服，正是小安临走时大姑给做的，大姑父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时小安也看见了他，大声哭喊着叫“爹”。那个妇女叫住大姑父说：大哥这小孩你认识呀？大姑父接过小安说：“认得，在我家养了5年。”大姑父抱着小安，买了两个烧饼，她吃着一个，拿着一个，别提多高兴了。后来，大姑父怕小安伤心，撒了个谎，躲开了小安。回家后，大姑父说起见到小安，小安瘦了很多，汗毛根根竖着，大姑心疼地哭了起来。
午饭后，表哥陪我去看架桥的地点。这时正是枯水季节，河水清浅，水草茂盛，附近正有几位妇女洗衣服，三两个孩子嬉水，偶尔远处传来几声鸭叫。如果你不是看到临沂市政府立的“火线桥”遗址碑，在这静谧安宁的环境里，谁能想到71年前，在隆隆炮声中，一群妇女正是在这里，借着朦胧的月光，用血肉之躯架起了一座通向胜利之桥？！
当天下午，我领着爱人和儿子登上了孟良崮。回望故乡，不由感慨万千。“人人那个都说哎，沂蒙山好……”突然传来的歌声打断了我的思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