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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中日关系陷入了1972年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从未有过的困境，这个局面令很多关心中日关系发展的人感到痛心。其实，2013年9月，出席G20圣彼得堡峰会的习近平主席与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短暂的站立會见时就曾说过，“近来中日关系面临严重困难，这是我们不愿看到的。”为什么说“不愿看到”？我的理解是，中日关系这种局面不符合习主席的外交理念。
“习主席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然而，从2012年9月日方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结果显然是“双输”；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不仅官方来往大减，民间交流也受到很大影响，可以说两国现在是“只为邻却不做伴”；在全球问题层面，习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以高度负责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但随着中日岛争的激化，两国间的这片海域如今看起来更像是冲突、敌意之海，福岛核泄漏又让这片海域的污染问题雪上加霜。这些都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尽早将“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日关系变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愿意看到”的、有利于亚洲乃至于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日关系，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大战略高度处理中日“岛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作为有远大抱负和志向的“君子”，近年来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屡屡挑衅一再表现出以“战术上的克制”，不乱“战略上的大谋”的高度智慧和勇气。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冒险行径，实质上是通过“替”美国把守第一、第二岛链，阻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借以展示日本充当维护美国太平洋霸权的“马前卒”的“积极表现”，邀功求赏，并企图制造事端，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日本有学者早在2012年就著书揭露石原慎太郎妄图挑起中美战争使大日本帝国“浴火重生”的图谋。（岡田充『尖閣諸島問題——領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苍苍社2012年11月）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日本极右翼和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及“军产复合体”（艾森豪威尔语）的险恶用心和战争冲动，要处理好“战略博弈”与“战术博弈”，“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辩证关系，尽力排除干扰，努力实现“大谋”（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
应该说，对方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不上他们圈套的“镇定自若”。与此同时，我们对因缺乏自知之明而变得不自量力的日本也要进行规劝和警告：作为能源自给率只有4%、谷物自给率只有27%的“高度对外依赖国家”，无论走哪一条海上运输线（被日本人称为“生命线”），其最后一海里必然是在日本的周边海域，日本难道不怕“周边有事”导致“油断”“粮断”吗？
第二，从“以民促官”到“以学促官”，推动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在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政府糟蹋得“遍体鳞伤”时，我们要努力推动对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工程”。众所周知，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以民促官”曾对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仍需发挥“以民促官”的作用，而目前最需要的是“以学促官”：集聚中日两国有志于推动“互利双赢”关系的学者的智慧和勇气，对两国决策部门发挥更直接的咨询作用，当前首先需要研讨中日管控危机和恢复信任关系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在此，应强调这样的学者必须“有志于推动中日互利共赢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政府和民间有影响力”。据笔者了解，在日本的学者或退休官员，应该说是大有人在，这是中日复交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友好人才”资源。具体来说，鉴于中日关系是一个包括多方面问题的“大系统工程”，因此建议设立有多学科背景的两国研究者组成专家小组（或可吸收韩国、美国等第三国专家加入），研究讨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预案”，供两国决策层参考。
安倍等日本右翼领导人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在历史问题上倒退、在领土问题上与周边邻国“死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显示“不向中、韩等邻国屈服”的强硬姿态，以便在日本国内博得保守人群的喝彩，迎合部分民众在国运式微的背景下期待出现“政治强人”的迫切心理。这恰恰提醒人们，尽管我们严厉谴责安倍等右翼领导人，但真正能够打痛他们的是日本人民。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日本政治家的最大资本在于赢得民众支持，最大软肋则在于失去民众支持。因此，如何争取更多日本人理解中韩等国为什么愤怒和抗议，美国为什么对安倍拜鬼一再感到“失望”；争取更多日本人理解安倍等人的军事大国化路线对日本有多么危险，识破他们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真面目（将最适合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改变为最不适合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路线）；积极支持日本国内持理性观点的政界人物、专家学者、媒体人士，为真正的国家利益而同“战斗的政治家”安倍之流进行战斗。这才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安倍最害怕的。
第三，世界各国紧急动员起来遏制全球变暖已经“刻不容缓”，应该立即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付诸行动，而不是忙于“相互挑战”。
大力保护人类共同家园，为子孙后代保全一个健康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今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大力推动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和中国的雾霾、日本的核泄漏等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务实合作，在面对人类与惩罚性、破坏性的自然力这个更大矛盾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矛盾难道不应该服从于解决更大矛盾的需要吗？
第四，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和民众情感的“回暖”。经贸关系是中日“双输”的重灾区。尽管中日两国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对对方采取什么“经济制裁”措施，但在事实上采取了“听任”中日经贸关系倒退的态度，这不仅给两国的经贸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使“中国利用从日本进口高技术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制造最终产品，再出口到第三国”的全球产业链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听任中日在经济上的“双输”波及世界经济增长。
从两国关系的角度看，缺乏相互了解和交往，是两国民众感情越来越冷的重要原因。日本方面，民众对中国的感情越冷，误解越深，正符合那些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愿看到”对华关系好起来的政治家的需要，从而导致这部分政治家反而会获得民众青睐，导致对华关系被日本右翼政治家所左右。所以，促进两国民众的交往正是促使中日关系走出死胡同的需要。
第五，地方交流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发挥中日之间已经结成200多对友好城市的优势，推动两国间基于实际需要的地方交流。比如，北京与东京开展治理雾霾环保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京都将举办奥运会和石原慎太郎不再担任东京都知事这两件事，也可望成为进一步推动北京与东京加强合作的有利条件。最近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也为上海与日本多个城市开展地方交流提供了契机。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用战争手段第一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落后乃至挨打受辱；后来日本侵华第二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八年抗战时的中国，打破日本右翼用战争手段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图谋，改变“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使之早日正常化，是我们必须也能够做到的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
“习主席提出在外交工作中要坚持正确义利观，他指出：义，反映的是我们的一个理念，共产党人、社会主义国家的理念；利，就是要恪守互利共赢原则，不搞我赢你输，要实现双赢。”（王毅《坚持正确义利观积极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深刻领会习近平关于外交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人民日报》2013年9月10日）然而，从2012年9月日方对钓鱼岛实施所谓“国有化”以来，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之争愈演愈烈，这种斗争结果显然是“双输”；由于中日关系恶化，不仅官方来往大减，民间交流也受到很大影响，可以说两国现在是“只为邻却不做伴”；在全球问题层面，习主席强调“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要以高度负责态度应对气候变化”，但随着中日岛争的激化，两国间的这片海域如今看起来更像是冲突、敌意之海，福岛核泄漏又让这片海域的污染问题雪上加霜。这些都是我们所“不愿看到”的。
为了尽早将“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日关系变成为中日两国人民乃至全世界人民“愿意看到”的、有利于亚洲乃至于世界和平发展的中日关系，笔者提出以下建议：
第一，从大战略高度处理中日“岛争”。“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作为有远大抱负和志向的“君子”，近年来我们在钓鱼岛问题上对日本的屡屡挑衅一再表现出以“战术上的克制”，不乱“战略上的大谋”的高度智慧和勇气。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和冒险行径，实质上是通过“替”美国把守第一、第二岛链，阻止中国海军进入太平洋，借以展示日本充当维护美国太平洋霸权的“马前卒”的“积极表现”，邀功求赏，并企图制造事端，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日本有学者早在2012年就著书揭露石原慎太郎妄图挑起中美战争使大日本帝国“浴火重生”的图谋。（岡田充『尖閣諸島問題——領土ナショナリズムの魔力』，苍苍社2012年11月）因此，我们决不能低估日本极右翼和美国国内保守势力及“军产复合体”（艾森豪威尔语）的险恶用心和战争冲动，要处理好“战略博弈”与“战术博弈”，“全局利益”与“局部利益”的辩证关系，尽力排除干扰，努力实现“大谋”（即党的十八大提出的“两个百年”目标）。
应该说，对方最害怕的就是我们不上他们圈套的“镇定自若”。与此同时，我们对因缺乏自知之明而变得不自量力的日本也要进行规劝和警告：作为能源自给率只有4%、谷物自给率只有27%的“高度对外依赖国家”，无论走哪一条海上运输线（被日本人称为“生命线”），其最后一海里必然是在日本的周边海域，日本难道不怕“周边有事”导致“油断”“粮断”吗？
第二，从“以民促官”到“以学促官”，推动中日关系“再次正常化”。在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政府糟蹋得“遍体鳞伤”时，我们要努力推动对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工程”。众所周知，在1972年中日邦交正常化以前，“以民促官”曾对推动两国关系正常化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如今，仍需发挥“以民促官”的作用，而目前最需要的是“以学促官”：集聚中日两国有志于推动“互利双赢”关系的学者的智慧和勇气，对两国决策部门发挥更直接的咨询作用，当前首先需要研讨中日管控危机和恢复信任关系的有效措施和途径。
在此，应强调这样的学者必须“有志于推动中日互利共赢关系，而且对双方的政府和民间有影响力”。据笔者了解，在日本的学者或退休官员，应该说是大有人在，这是中日复交以来长期积累起来的宝贵的“友好人才”资源。具体来说，鉴于中日关系是一个包括多方面问题的“大系统工程”，因此建议设立有多学科背景的两国研究者组成专家小组（或可吸收韩国、美国等第三国专家加入），研究讨论如何改善中日关系的“预案”，供两国决策层参考。
安倍等日本右翼领导人不顾国际社会反对，在历史问题上倒退、在领土问题上与周边邻国“死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显示“不向中、韩等邻国屈服”的强硬姿态，以便在日本国内博得保守人群的喝彩，迎合部分民众在国运式微的背景下期待出现“政治强人”的迫切心理。这恰恰提醒人们，尽管我们严厉谴责安倍等右翼领导人，但真正能够打痛他们的是日本人民。因为“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日本政治家的最大资本在于赢得民众支持，最大软肋则在于失去民众支持。因此，如何争取更多日本人理解中韩等国为什么愤怒和抗议，美国为什么对安倍拜鬼一再感到“失望”；争取更多日本人理解安倍等人的军事大国化路线对日本有多么危险，识破他们以“爱国”之名行“害国”之实的真面目（将最适合日本的和平发展路线改变为最不适合日本的军事大国化路线）；积极支持日本国内持理性观点的政界人物、专家学者、媒体人士，为真正的国家利益而同“战斗的政治家”安倍之流进行战斗。这才是行之有效的，也是安倍最害怕的。
第三，世界各国紧急动员起来遏制全球变暖已经“刻不容缓”，应该立即应对全球面临的“共同挑战”付诸行动，而不是忙于“相互挑战”。
大力保护人类共同家园，为子孙后代保全一个健康生存的环境，已成为当今人类道义的制高点。在此背景下，中日两国必须迅速行动起来，大力推动两国应对气候变化等全球性环境问题和中国的雾霾、日本的核泄漏等地区性环境问题的务实合作，在面对人类与惩罚性、破坏性的自然力这个更大矛盾的时代，国家之间的矛盾难道不应该服从于解决更大矛盾的需要吗？
第四，促进中日经贸关系和民众情感的“回暖”。经贸关系是中日“双输”的重灾区。尽管中日两国政府基本上都没有对对方采取什么“经济制裁”措施，但在事实上采取了“听任”中日经贸关系倒退的态度，这不仅给两国的经贸活动带来了负面影响，而且使“中国利用从日本进口高技术中间产品和机械设备制造最终产品，再出口到第三国”的全球产业链发生一定程度的断裂，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所以，我们不能继续听任中日在经济上的“双输”波及世界经济增长。
从两国关系的角度看，缺乏相互了解和交往，是两国民众感情越来越冷的重要原因。日本方面，民众对中国的感情越冷，误解越深，正符合那些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不愿看到”对华关系好起来的政治家的需要，从而导致这部分政治家反而会获得民众青睐，导致对华关系被日本右翼政治家所左右。所以，促进两国民众的交往正是促使中日关系走出死胡同的需要。
第五，地方交流是中日关系的重要基础。我们应该发挥中日之间已经结成200多对友好城市的优势，推动两国间基于实际需要的地方交流。比如，北京与东京开展治理雾霾环保合作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东京都将举办奥运会和石原慎太郎不再担任东京都知事这两件事，也可望成为进一步推动北京与东京加强合作的有利条件。最近上海自贸区的建立，也为上海与日本多个城市开展地方交流提供了契机。
今年是甲午战争爆发120周年。120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用战争手段第一次打断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致使中国在世界现代化潮流中落伍、落后乃至挨打受辱；后来日本侵华第二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12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八年抗战时的中国，打破日本右翼用战争手段第三次打断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图谋，改变“我们不愿看到的”中日关系的现状，使之早日正常化，是我们必须也能够做到的事。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日本研究所原副所长）
原载于《同舟共进》2014年第5期，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