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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处“撤职风波”旋涡之中的中国人民大学张鸣教授，给本刊发来文章，谈的却是他一直惦念于心的学生。在高等教育成为争论焦点的今天，听一听张教授的忧愤之辞、忧愤之思，也许不无裨益。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向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型，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然而，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调介入大学事务，投入了大量政府资金，并空前强化行政控制，在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各高校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大跃进”。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摇钱树”，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摇的“摇钱树”。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2元的校园卡，能收到50元。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的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要电费、水费、卫生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免税待遇，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饭菜的质低价高趋势势不可挡。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罢餐”，领头的人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自愿的不算）。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点微薄酬金，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这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素质急剧恶化。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一些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居然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他们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靈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畴，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和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可能比今天更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
“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造成的危害，已经有目共睹，在这里，我主要想讲一讲这“两化”对学生的戕害。
改革开放后，中国的大学教育，从苏式的专才模式，向比较现代的通才教育模式转型，从教材、教法、培养模式诸方面，面临改革的巨大压力。一方面要接受新东西，另一方面要结合中国国情加以试验，摸索自己的道路。在多年封闭，加上“文革”破坏之后，应该说局面相当困难。经过各方努力，中国的高等教育，在学术转型和教学方式的变革方面，出现了一些好的苗头，有了初步与国际学界接轨的迹象。然而，恰在这个转型的关键时刻，教育行政管理部门高调介入大学事务，投入了大量政府资金，并空前强化行政控制，在数字化管理的名目下，高校被迅速拖入了评审学术、数字学术和大学结构“衙门化”的泥潭。各高校大量贷款，大幅度提高学费，开始“大跃进”。学生由于处于“衙门”结构的最底层，受到的荼毒最烈。
首先，学生成了“摇钱树”，而且是人人都可以去摇的“摇钱树”。按道理，既然学生交了高额的学费，学校里的一切服务就不应该再收费。然而事实恰恰相反，高校里凡是涉及学生的事务，原本不收费的，现在都要收费了，原本收得少的，现在加倍了。小到打印个成绩单、复印个节目表，大到学生证、校园卡，一个成本不足2元的校园卡，能收到50元。补考要收费，后来嫌收的少，干脆取消补考，强令考试不合格的学生重修，交高额重修费。由国家下拨的学生实习费、论文打印费等，能拖就拖，能减就减，能赖就赖。连学校的后勤部门也向学生伸手，要电费、水费、卫生费。学校食堂享受国家免税待遇，服务质量却每况愈下，饭菜的质低价高趋势势不可挡。更令人不解的是，饭菜质量差，却不允许学生不吃，如果学生发动“罢餐”，领头的人要被严厉处分。
其次，学生成了廉价甚至免费的劳动力。学校的管理人员和老师，可以随意支使学生干这个干那个，甚至帮老师做家务（真正出于自愿的不算）。带研究生的教授们，纷纷把自己的博士和硕士生当成劳工，为自己做课题，从老师变成了老板。工科课题费高，还能付点微薄酬金，社会科学则往往分文不给，免费尽义务。很多教授从社会上以市场化的价格拉来动辄上千万的大课题，全让学生干，自己安享99％以上的课题费，以及相关的荣誉和知识产权。学生中流传着一种说法：能干的学生和不能干的学生都毕不了业。不能干的，老板不喜欢，自然毕不了业；能干的，老板喜欢，轻易不能放走，也毕不了业。
其三，学生被培养成奴才或者愤青。人的大学生涯，本是求知欲特别旺盛，自主意识形成的过程，也是产生各种歧见、异见，形成不良习行的时期，加之一代代独生子女的登台，而他们所受的家庭教育和中小学教育多少有点变形，心理不健康学生的比例，大有增加的趋势，这更加重了大学教育的负担，需要学校加倍努力，小心应付才是。然而，事实恰恰相反，由于大学“衙门化”过程中，官场文化大面积深度复制，在教师变成学官下属的同时，学生则成了下属的下属，奴才的奴才。学校的各种管理，越来越严格细致，但要求只有一个，就是让学生听话。说得对要听，说得不对也要听，还不给学生任何解释，理解要服从，不理解也要服从，从来没有想过给学生哪怕一丁点自治的机会。老师的要求，合理不合理，都要服从，老师讲的东西，对与不对都要照办，否则，考试不及格。在这种权力的高压下，学生的心理问题不仅没有解决，反而更加严重，听话的变成了奴才，不听话的，变成了愤青。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由于“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高调推行，使得教师素质急剧恶化。只有听话、自甘做奴才的教师，才能得到正面的激励，分到领导剩下的一杯羹，而真正做学问的、坚守自己人格的教师，不是被迫离开，就是被边缘化，因此，教师的个人操守和职业道德，越来越劣质化。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坏事，教授们做不出来了。原本怀着崇敬心情进入大学殿堂的学子们，突然发现一些老师，有着各种耀人头衔的老师，居然是这样的货色：渔利渔色，贪污腐败，侵占学生的成果，公开造假，甚至剽窃。他们心中原本尚存的一点具有正面价值的东西，迅速崩解，人格遭扭曲，心靈被玷污，本来纯洁的孩子，很快就会变得道德沦丧，没有责任心，什么都无所谓。
教师的身教靠不住，言教也大有问题。在教育行政部门数字化管理的目标体系面前，教师只能为完成数字而挣扎，或者取巧造假；教学认真的教师，得不到任何正面的激励，反而面临下岗、转岗的威胁。整个学校最为马虎和将就的部分，就是教学。尽管教育部三令五申，教授必须给本科生上课，但由于考核指标重所谓的科研，轻教学，到目前为止，没有多少人把教育部的话当真。事实上，教学越来越被教师视为可有可无的鸡肋，教师随便缺课、请研究生代课，即使上课，也信口侃山，随意对付。学校没有精力也不鼓励教师改善教学，变革教学方法，优化教材。教材的编写变成了部分教师评职称连带敛财的机会，教学方法的改革，仅仅蜗居在师范大学狭小的领域，其他学校，基本上无人操这个心。文科的学生不知道如何查资料，不懂怎样检索信息，更不知道如何分析信息、归纳整理。强调动手能力的工科教学，实习部分往往被减了又减，甚至变成纸上谈兵。都说大学生就业难，但目前大学生的培养，基本上没有脱离文凭教育的范畴，这样的学生，如何适应社会和市场的需要？
当然，我所说的虽然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各个学校的表现形式和恶化的深度是不同的，对于某些学校而言，还保存有一点传统，恶化的速度还不那么快，人们似乎还能忍受。但是有一点是相同的：无论条件怎样，传统有无，“学术行政化”和“大学衙门化”的趋势都在加速，今天比昨天糟，明天可能比今天更糟。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