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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分析《论语》中的相关语句，可概括出孔子的“质”“文”观为：本质胜于文采，则流于鄙野；文采胜于本质，则流于浮夸；唯有本质与文采的适度结合，方臻于中庸。以子桑伯子为代表的一派认为“质”胜“文”，甚至可有“质”无“文”；以周朝大夫及史官为代表的一派则强调“文”胜“质”。此外，子贡的“质”“文”观进一步发展了孔子的观点，并与两千多年后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有相似和相通之处。
[关键词]孔子；“质”“文”观；子贡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34006402
一、孔子的“质”“文”观
孔子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在中国文艺思想史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及文学艺术创作，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的文艺和美学思想同他的哲学、政治、教育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与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是相一致的。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还处于萌芽和生长时期，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当时人们在对总体文化的一般性论述中，也包含着对文学艺术的许多重要看法与认识。” （张少康，1999）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著名的“文质彬彬”的论述，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从字面意思和句子中包含的思想來看，该论述主要是指人的逻辑性思想品德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是对一种较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模式的认识，但同时这里也涉及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之间关系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对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解，形成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的重要理论概念。
首先让我们看看历代注家对它的解释。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云：“质，实也；胜，多也；文，华也。”
朱熹《论语集注》云：“彬彬，犹斑斑，物相杂而适均之貌。”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质也，本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云：“质，朴实；文，文采。”
南怀瑾《论语别裁》云：“质是朴素的本质，文是人类加上去的许多经验、见解，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质”在《论语》中共出现8次，均作“本质、内容”讲，与“文”相对；“文”出现了24次，其中作为与“质”相对的“文采”讲的有6次。
通过以上注释，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蕴含在此句中的孔子的“质”“文”观：本质胜于文采，则流于鄙野；文采胜于本质，则流于浮夸；唯有本质与文采的适度结合，才会创出佳作。
可以看出，孔子并未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这与其崇尚中庸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思维有关，现举几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的主张，认为“文”“质”配合要适当，要恰到好处，这是与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相统一的，也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结晶。
孔子是“圣之时者”，为补救周末文盛之弊，他主张“约之以礼”，但并不是恢复周礼，而是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兼取四代，有所损益。他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是说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形式而并非实质。那么什么是礼乐的实质呢？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之本”也就是礼的实质。从孔子的回答，可见他认为礼的实质在人的思想感情，他不赞成形式上的隆重，正是为了补偏救弊，反映出他的时代特点。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这说明“仁”才是礼乐之本。孟子后来申述这个意义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孟子·离娄上》）
孟子讲的“实”，也就是孔子说的“质”，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乐五种道德修养，实质上以仁义为中心。孔子讲的“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实质是“约之以仁”。从以上分析可见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具有重“质”轻“文”，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倾向，一旦在二者间必选其一，他就会转向“质”。
更具体地说，孔子主张“文”“质”兼备，但就“文”“质”比较起来，他更强调“质”的重要性。所以在礼乐上，他就舍后进而从先进，舍君子而从野人。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周礼·考工记》说：“凡画绘之事，后素功。”郑注：“素，白采也。”这句话意为有美好面庞和美丽的眼睛，再加上白粉的装饰，就更加美丽。正如绘画之事后于素功。子夏由此体会到“礼后”的道理。这说明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仁）是“质”，是根本，而“礼”则是“文”，是表现的形式。
“礼后”的思想明显反映出孔子虽然主张“文”“质”兼备，但当两者选择时，更注重“质”。
二、其他两种不同的“质”“文”观
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也告诉我们，“当时君子非质胜文，即文胜质，其名虽称君子，其实则曰野曰史而已。夫子为之正其名”。可见当时关于“文”“质”关系，还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认为“质”胜“文”，甚至有“质”无“文”，子桑伯子是突出的代表 《楚辞·涉江》云：“桑扈裸行。”
桑扈即子桑伯子。王逸注：“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当时有个棘子成也是主张有“质”就行了，不需要“文”。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主张有“质”无“文”这派到了战国就发展为道家的思想，他们主张反璞归真，主张回复到上古的原始社会，反对文化科学，主张“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
这种有“质”无“文”的观点应用到文学、艺术上就是否定文学艺术。
《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庄子·缮性》云：“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庄子·胠箧》云：“ 擢乱六律，铄绝竽琴，塞瞽旷之耳。……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
有“质”无“文”论导源于桑扈所代表的春秋战国之际一批隐士的思想，这反映了当时政治上失意、经济上崩溃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
（二）认为“文”胜“质”，以周朝大夫及史官为代表
周末文盛，华而不实，礼仪则繁文缛节，乐则盛于钏鼓管弦。所谓“文胜质则史”，包咸注“史者文多而质少”（《論语正义·雍也》注引）正是这个意思。
三、子贡的“质”“文”观
过去很多对孔子“质”“文”观的论述，主要根据《论语·雍也》那一条阐发和引申，但是往往忽视了另一条重要的信息，即《论语·颜渊》第八条。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也？”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也！驷不及舌。文犹质，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此句虽为子贡说出，但子贡与孔子的师承是明显的事实，显然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且在三千弟子中，孔子也颇器重子贡，将他列入四科十哲之一，即“言语：宰我、子贡。”
我们据此以说明两点：一是子贡的“质”“文”观源于孔子，并颇受其影响；二是子贡的“质”“文”观点有一定的重要性，可以代表孔子或至少代表孔门的观点。以下的分析正是建立于这种基础之上。
（一）文犹质，质犹文也，即质文互相依附
这是对孔子“文质彬彬”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与具体化。只有“文”“质”和谐相处时，文章才会显得更有价值。它们的存在是二元对立的、互相依附的，“质”即“文”，“文”即“质”，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存在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这句话需要仔细分析。这里透露出一个崭新的信息：如果离开了适当的表现形式，事物的本质将无法显现。同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内容反而依附于形式。
这与两千多年后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有相似和相通之处，我们可以结合俄国形式主义来更好地理解子贡的“质”“文”观点。
俄国形式主义是1914～1930年在俄罗斯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批评的重心由创作移向了文本的形式、结构，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即内容决定形式，从一种全新视角阐释了形式的重要性，并认为形式决定内容。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既然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因此文学性仅存在于文学的形式。”
应该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有着明显的缺陷，就是过分强调形式，把文学形式看成是自律的东西，而忽略了外部的社会内容。但是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它也有自己的合理性与适用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俄国形式主义的贡献主要在思想方式，而子贡在继承与发展孔子“质”“文”观的同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
[ 参 考 文 献 ]
[1]张少康.夕秀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赵逵夫.先秦文论全编要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9]刘向.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陆永品.老子通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周侯辰）
[关键词]孔子；“质”“文”观；子贡
[中图分类号] G633.5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6058（2017）34006402
一、孔子的“质”“文”观
孔子的文艺思想和美学思想，在中国文艺思想史和美学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对于我国古代的文艺理论及文学艺术创作，都产生过重要的影响。
应该指出的是，孔子的文艺和美学思想同他的哲学、政治、教育思想有密切的关系，这与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的实际是相一致的。当时的“文学理论批评还处于萌芽和生长时期，文学思想和文学理论批评大都体现在对总体文化的论述之中，而不是纯粹的单一的。……当时人们在对总体文化的一般性论述中，也包含着对文学艺术的许多重要看法与认识。” （张少康，1999）孔子在《论语·雍也》中提出著名的“文质彬彬”的论述，也是基于这样一种现实。
子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论语·雍也》）
从字面意思和句子中包含的思想來看，该论述主要是指人的逻辑性思想品德与文化修养之间的关系，是对一种较高层次的理想人格模式的认识，但同时这里也涉及对内在本质与外在形式之间关系的看法，直接影响到对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关系的理解，形成文学创作的内容与形式的重要理论概念。
首先让我们看看历代注家对它的解释。
皇侃《论语集解义疏》云：“质，实也；胜，多也；文，华也。”
朱熹《论语集注》云：“彬彬，犹斑斑，物相杂而适均之貌。”
刘宝楠《论语正义》云：“质也，本也。”
杨伯峻《论语译注》云：“质，朴实；文，文采。”
南怀瑾《论语别裁》云：“质是朴素的本质，文是人类加上去的许多经验、见解，累积起来的这些人文文化。”
据杨伯峻先生统计，“质”在《论语》中共出现8次，均作“本质、内容”讲，与“文”相对；“文”出现了24次，其中作为与“质”相对的“文采”讲的有6次。
通过以上注释，我们可以初步看到蕴含在此句中的孔子的“质”“文”观：本质胜于文采，则流于鄙野；文采胜于本质，则流于浮夸；唯有本质与文采的适度结合，才会创出佳作。
可以看出，孔子并未简单肯定或简单否定，这与其崇尚中庸的哲学思想和辩证思维有关，现举几例：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 （《论语·学而》）
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乡人皆恶之，何如？”子曰：“未可也，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论语·子路》）
孔子提出“文质彬彬”的主张，认为“文”“质”配合要适当，要恰到好处，这是与其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相统一的，也是其社会政治思想的结晶。
孔子是“圣之时者”，为补救周末文盛之弊，他主张“约之以礼”，但并不是恢复周礼，而是要“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卫灵公》），兼取四代，有所损益。他又说：“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乐云乐云，钟鼓云乎哉？”（《论语·阳货》）这是说玉帛钟鼓只是礼乐的形式而并非实质。那么什么是礼乐的实质呢？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论语·八佾》）
“礼之本”也就是礼的实质。从孔子的回答，可见他认为礼的实质在人的思想感情，他不赞成形式上的隆重，正是为了补偏救弊，反映出他的时代特点。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论语·八佾》）
这说明“仁”才是礼乐之本。孟子后来申述这个意义说：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孟子·离娄上》）
孟子讲的“实”，也就是孔子说的“质”，孟子认为仁义礼智乐五种道德修养，实质上以仁义为中心。孔子讲的“约之以礼”（《论语·雍也》）实质是“约之以仁”。从以上分析可见孔子所讲的“文质彬彬”具有重“质”轻“文”，重内容而轻形式的倾向，一旦在二者间必选其一，他就会转向“质”。
更具体地说，孔子主张“文”“质”兼备，但就“文”“质”比较起来，他更强调“质”的重要性。所以在礼乐上，他就舍后进而从先进，舍君子而从野人。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论语·八佾》）
《周礼·考工记》说：“凡画绘之事，后素功。”郑注：“素，白采也。”这句话意为有美好面庞和美丽的眼睛，再加上白粉的装饰，就更加美丽。正如绘画之事后于素功。子夏由此体会到“礼后”的道理。这说明孔子认为一个人的道德品质（仁）是“质”，是根本，而“礼”则是“文”，是表现的形式。
“礼后”的思想明显反映出孔子虽然主张“文”“质”兼备，但当两者选择时，更注重“质”。
二、其他两种不同的“质”“文”观
孔子“文质彬彬”的思想也告诉我们，“当时君子非质胜文，即文胜质，其名虽称君子，其实则曰野曰史而已。夫子为之正其名”。可见当时关于“文”“质”关系，还有两种不同的模式：
（一）认为“质”胜“文”，甚至有“质”无“文”，子桑伯子是突出的代表 《楚辞·涉江》云：“桑扈裸行。”
桑扈即子桑伯子。王逸注：“桑扈，隐士也。去衣裸裎，效夷狄也。”当时有个棘子成也是主张有“质”就行了，不需要“文”。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为？”
主张有“质”无“文”这派到了战国就发展为道家的思想，他们主张反璞归真，主张回复到上古的原始社会，反对文化科学，主张“绝圣弃智”（《老子》第十九章）。
这种有“质”无“文”的观点应用到文学、艺术上就是否定文学艺术。
《老子》（第十二章）云：“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五味令人口爽。”
《庄子·缮性》云：“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情而复其初。”
《庄子·胠箧》云：“ 擢乱六律，铄绝竽琴，塞瞽旷之耳。……灭文章，散五采，胶离朱之目。”
有“质”无“文”论导源于桑扈所代表的春秋战国之际一批隐士的思想，这反映了当时政治上失意、经济上崩溃的没落阶级的思想感情。
（二）认为“文”胜“质”，以周朝大夫及史官为代表
周末文盛，华而不实，礼仪则繁文缛节，乐则盛于钏鼓管弦。所谓“文胜质则史”，包咸注“史者文多而质少”（《論语正义·雍也》注引）正是这个意思。
三、子贡的“质”“文”观
过去很多对孔子“质”“文”观的论述，主要根据《论语·雍也》那一条阐发和引申，但是往往忽视了另一条重要的信息，即《论语·颜渊》第八条。
棘子成曰：“君子质而已矣，何以文也？”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也！驷不及舌。文犹质，质犹文也。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此句虽为子贡说出，但子贡与孔子的师承是明显的事实，显然受到孔子思想的影响，且在三千弟子中，孔子也颇器重子贡，将他列入四科十哲之一，即“言语：宰我、子贡。”
我们据此以说明两点：一是子贡的“质”“文”观源于孔子，并颇受其影响；二是子贡的“质”“文”观点有一定的重要性，可以代表孔子或至少代表孔门的观点。以下的分析正是建立于这种基础之上。
（一）文犹质，质犹文也，即质文互相依附
这是对孔子“文质彬彬”思想的进一步延伸与具体化。只有“文”“质”和谐相处时，文章才会显得更有价值。它们的存在是二元对立的、互相依附的，“质”即“文”，“文”即“质”，离开任何一方，另一方的存在就失去了应有的意义。
（二）虎豹之鞟犹犬羊之鞟
这句话需要仔细分析。这里透露出一个崭新的信息：如果离开了适当的表现形式，事物的本质将无法显现。同时，起决定作用的不是内容而是形式，内容反而依附于形式。
这与两千多年后的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观点有相似和相通之处，我们可以结合俄国形式主义来更好地理解子贡的“质”“文”观点。
俄国形式主义是1914～1930年在俄罗斯出现的一种文学批评流派。俄国形式主义者将文学批评的重心由创作移向了文本的形式、结构，他们最大的贡献是打破了传统的思维模式，即内容决定形式，从一种全新视角阐释了形式的重要性，并认为形式决定内容。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既然文学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的题材内容，文学作品的特殊性就不在内容，而在语言的运用和修辞技巧的安排组织，因此文学性仅存在于文学的形式。”
应该指出，俄国形式主义有着明显的缺陷，就是过分强调形式，把文学形式看成是自律的东西，而忽略了外部的社会内容。但是在适当的范围之内，它也有自己的合理性与适用性。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俄国形式主义的贡献主要在思想方式，而子贡在继承与发展孔子“质”“文”观的同时体现出一种独特的思维方式，这是我们必须注意的一点。
[ 参 考 文 献 ]
[1]张少康.夕秀集[M].北京：华文出版社，1999.
[2]杨伯峻.论语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0.
[3]皇侃.论语集解义疏[M].北京：商务印书馆，1937.
[4]朱熹.四书章句集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3.
[5]刘宝楠.论语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90.
[6]南怀瑾.论语别裁[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
[7]杨伯峻.孟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0.
[8]赵逵夫.先秦文论全编要诠[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0.
[9]刘向.楚辞[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
[10]陆永品.老子通解[M].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11]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周侯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