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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Perkins（2002）认为，对于中国的经济学家来说，真正重要的问题，是对中国结构性转变的思考，Perkins列举了三个重大的结构性问题：城市化问题、区域发展问题和产业组织问题。在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的复苏仍然十分缓慢，此时中国的经济发展不仅面临着出口导向性战略的转型，也面临着日益收紧的资源、环境约束，因此，如何使经济真正走上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产业结构的“绿色转型”，是一个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问题。文章将首先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转型历程，接着对未来转型的动力进行分析，并尝试提出一个思考可持续发展问题的理论框架。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可持续发展；跨学科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仍未能将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经济在经历迅速反弹之后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从10%回落到7%的局面，社会各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这次调整是由非周期性因素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减速，伴随着这一发展阶段的将是一系列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新现象的出现，所有经济主体的观念和作为都将获得更新，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碚，2015）。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需要继续将改革推向深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反思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探讨产业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政府主导模式
从中国转轨的历程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等各种事务无所不管，那些可以由市场和社会组织高效率完成的工作，也由政府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开始逐渐取代政府的某些作用，政府职能转变被学界称之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见证了全能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广开始，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干预就逐渐消失了，之后则是发生在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利润包干、股份制，到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步降低，民营经济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相比全能体制，政府在后全能体制下的干预程度和范围有所下降，但后全能体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以及经济资源，这些资源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甚至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后全能体制”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主导、过度干预导致了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失衡现象的出现，“失衡下的增长”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显著特征。
结构性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也存在相互影响、互相强化的情况。以持续下降的消费占比为例，在二战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11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要高于中国，2014年只有阿曼（31%）的这一比重低于中国（37%）。导致消费比重过低的关键原因是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祁毓，2010），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与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收入差距相联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往往使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提高资本收益，因此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较低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联系在一起的（Daudey
关键词：产业结构转型；可持续发展；跨学科
面对金融危机的冲击，各种结构性问题的解决显得更加紧迫。2007年金融危机爆发后，世界主要经济体都采取了大规模的宏观经济刺激政策，但仍未能将经济增长恢复到危机前的水平。中国经济在经历迅速反弹之后也面临着经济增长速度从10%回落到7%的局面，社会各界已经逐渐形成共识，这次调整是由非周期性因素导致的，是一种结构性减速，伴随着这一发展阶段的将是一系列具有全局性、长期性影响的新现象的出现，所有经济主体的观念和作为都将获得更新，这一切可以被简要概括为经济发展的“新常态”（金碚，2015）。在“新常态”下，经济增长、社会发展、环境保护能否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不仅需要继续将改革推向深入，而且在很大程度也取决于产业结构转型的速度和质量。反思中国产业结构变迁的模式，探讨产业结构转型与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对于当前和未来的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一、 反思中国的产业结构变迁——政府主导模式
从中国转轨的历程来看，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政府对经济、社会等各种事务无所不管，那些可以由市场和社会组织高效率完成的工作，也由政府进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市场开始逐渐取代政府的某些作用，政府职能转变被学界称之为从“全能政府”到“有限政府”的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社会发展轨迹见证了全能主义逐渐退出了历史舞台，从1978年的农村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广泛推广开始，国家对农村经济的干预就逐渐消失了，之后则是发生在城市中的企业改革，从放权让利，到利润包干、股份制，到国有经济比重的逐步降低，民营经济的力量不断增强，随着非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提高，国家与社会力量的对比也逐渐发生了变化。
相比全能体制，政府在后全能体制下的干预程度和范围有所下降，但后全能体制继承了全能体制下的大部分组织资源以及经济资源，这些资源成为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重要物质基础，而经济增长模式，甚至是产业结构的变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后全能体制”下政府干预的结果。政府主导、过度干预导致了经济发展中一系列失衡现象的出现，“失衡下的增长”是“中国奇迹”的一个显著特征。
结构性问题将成为制约经济持续增长的关键因素，同时不同的结构性问题也存在相互影响、互相强化的情况。以持续下降的消费占比为例，在二战后实现持续高速增长的11个国家中，大部分国家居民最终消费占GDP的比重都要高于中国，2014年只有阿曼（31%）的这一比重低于中国（37%）。导致消费比重过低的关键原因是劳动收入占比的持续下降（祁毓，2010），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还与另一个结构性问题——收入差距相联系。发展中国家为了刺激投资，往往使用各种优惠政策来吸引资本、提高资本收益，因此资本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就会不断上升，劳动收入占比下降，而较低的劳动收入占比是与较高的收入不平等（基尼系数）联系在一起的（Daud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