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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党的十九大的理论创新成果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推进国际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伟大尝试。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中国传统儒家的“义利统一”、“和而不同”和“世界大同”的伦理思想高度契合，为构建全球新秩序贡献了中国智慧。
关键词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儒家伦理 全球治理 现代化
作者简介：张晓峰，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79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报告中提到的“坚持正确义利观”也就是坚持“义利统一”，实现维护整个地区和全球的整体利益，就必须要求道义和功利相统一，以义导利，以义生利，义利统一，才能实现共赢。“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与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提倡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共生共荣。“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折射出儒家“世界大同”思想的核心宗旨，包含了丰富的正义、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原则，最终实现天下一家，和平共处。
儒家伦理中的“义利统一”、“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契合，囊括了协调利益的整体与部分、国与国、区域与全球之间的关系方面，回应了当今全球面临的难题。可以说，其自身构成了一个系统：“义利统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价值观；“和而不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准则；“世界大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儒家伦理的完美契合，为构建全球新秩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智力支撑。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范畴和核心问题可以说是义利关系的辨析史，其实质是关于道德与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而以儒家义利观为核心体现的则是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重义尚利”、“以义生利”的义利观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在解决道义和利益这对基本的伦理矛盾时，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價值取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全人类文明弥足珍贵的财富。
儒家的义利观讲求的就是达到义利的统一。仁义道德是儒家思想之核心，是比衣食、财富、名利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主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的抉择上，首先要把“义”放在首位，以义为本，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做到不悖于道义，具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是，这种“轻利”并不是否定和排斥“利”，儒家也重视“利”，肯定人有求利的欲望。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②，强调人的谋利活动要受道义的制约，做到以义导利。“利”与“义”相比，应把“义”放在第一位，使道义和功利相统一，以义导利，以义生利。而在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以至任何团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中，本质的问题还是利益关系。所以，按照儒家的“义利之和”的观点处理问题，就会以道义为原则，兼顾合理之利，达到“义利之和”。
总之，儒家所提倡的“重义尚利”、“以义生利”的义利观，就是要人们认识到，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而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道义和利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可以使之达到相对的协调和有机的统一。以儒家的“义利统一”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要各国把人类、全球的命运作为至高利益，视作“义”；破坏这一至高利益的表现亦即“不义”。儒家的“义利统一”观，对于推动遏止国家私利的膨胀，破除各国、各区域的矛盾纷争有着积极的理论贡献意义，使不同利益团体、国家和民族以及宗教的利益能够兼顾协调。
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是长期以来以至于今后还将继续下去的世界难题。要解决或缓解这一难题，需要多种努力，但在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上，应当将过去的对抗性思维、两极性思维作一个全面彻底的反思，代之以有利于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共同发展的新观念。把“和而不同”的思想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准则，可以为人类解决对立冲突的难题，起到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中，“和而不同”提供的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准则，也是正确处理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模式。
被西方学者如汤因比等称之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儒家“和”的思想。同时，“和”的观念也是包括儒家在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儒家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③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④“和”本身包含着矛盾的统一，是辩证的方法论。“同”本来是相同、相等的意思，在“和而不同”中有取消差异之义。可以说，“和而不同”要求人们在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时，一方面应当注重矛盾的并存性，也就是说，“和”并不排斥“不同”，甚至“和”必须是以“不同”为基础，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没有“不同”的“和”是一种表面的和谐，它实际上阻碍了事物的发展，即“同则不继”；另一方面讲求“和而不流”，“和”并不是丧失原则的折中主义，而是有鲜明的原则性的。并且，儒家“和”的思想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维护事物发展中要把握适度原则，反对“过犹不及”，体现着合理的辩证思维。故此，儒家“和而不同”的命题，不管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显示出高超的理论水准和宝贵的进步意义，对后世有着重要指导意义。
关键词 人类命运 共同体 儒家伦理 全球治理 现代化
作者简介：张晓峰，山西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政治学理论。
中图分类号：D602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8.02.179
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重申：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是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十四个基本方略之一，报告明确指出：“必须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始终不渝走和平发展道路、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正确义利观，树立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体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①报告中提到的“坚持正确义利观”也就是坚持“义利统一”，实现维护整个地区和全球的整体利益，就必须要求道义和功利相统一，以义导利，以义生利，义利统一，才能实现共赢。“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与儒家“和而不同”的思想不谋而合，提倡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的相互尊重、取长补短、共生共荣。“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折射出儒家“世界大同”思想的核心宗旨，包含了丰富的正义、平等、博爱、民主、自由的原则，最终实现天下一家，和平共处。
儒家伦理中的“义利统一”、“世界大同”、“和而不同”的思想与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相契合，囊括了协调利益的整体与部分、国与国、区域与全球之间的关系方面，回应了当今全球面临的难题。可以说，其自身构成了一个系统：“义利统一”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价值观；“和而不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准则；“世界大同”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之目的。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与儒家伦理的完美契合，为构建全球新秩序提供了极其重要的智力支撑。
一、人类命运共同体之价值观：“义利统一”
中国伦理思想史上的基本范畴和核心问题可以说是义利关系的辨析史，其实质是关于道德与利益，社会整体利益与个人利益何为第一性的问题。而以儒家义利观为核心体现的则是中国传统的义利观。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角度，传统儒家所提倡的“重义尚利”、“以义生利”的义利观具有特殊的重要价值，在解决道义和利益这对基本的伦理矛盾时，反映出中华民族的價值取向，体现了中华民族的智慧，是全人类文明弥足珍贵的财富。
儒家的义利观讲求的就是达到义利的统一。仁义道德是儒家思想之核心，是比衣食、财富、名利甚至生命都重要的东西，主张个人在义与利之间的抉择上，首先要把“义”放在首位，以义为本，强调道德的重要性，做到不悖于道义，具有“重义轻利”的倾向。但是，这种“轻利”并不是否定和排斥“利”，儒家也重视“利”，肯定人有求利的欲望。如“君子爱财，取之有道”②，强调人的谋利活动要受道义的制约，做到以义导利。“利”与“义”相比，应把“义”放在第一位，使道义和功利相统一，以义导利，以义生利。而在国家关系、民族关系以至任何团体、个人之间的关系中，本质的问题还是利益关系。所以，按照儒家的“义利之和”的观点处理问题，就会以道义为原则，兼顾合理之利，达到“义利之和”。
总之，儒家所提倡的“重义尚利”、“以义生利”的义利观，就是要人们认识到，道德需要是人类最本质的需要，而人的生存和发展是人类最基本的需要。道义和利益有时是相互矛盾的，甚至是对立的，但正确地处理两者的关系，可以使之达到相对的协调和有机的统一。以儒家的“义利统一”观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基本价值观，就是要各国把人类、全球的命运作为至高利益，视作“义”；破坏这一至高利益的表现亦即“不义”。儒家的“义利统一”观，对于推动遏止国家私利的膨胀，破除各国、各区域的矛盾纷争有着积极的理论贡献意义，使不同利益团体、国家和民族以及宗教的利益能够兼顾协调。
二、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准则：“和而不同”
不同国家、民族与文化之间的对立冲突，是长期以来以至于今后还将继续下去的世界难题。要解决或缓解这一难题，需要多种努力，但在人们的伦理道德观念上，应当将过去的对抗性思维、两极性思维作一个全面彻底的反思，代之以有利于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共同发展的新观念。把“和而不同”的思想上升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准则，可以为人类解决对立冲突的难题，起到振聋发聩的启示作用。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体系中，“和而不同”提供的是事物存在的基本准则，也是正确处理不同国家、民族和文化以至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本模式。
被西方学者如汤因比等称之为中华文明的精髓就是儒家“和”的思想。同时，“和”的观念也是包括儒家在内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观念之一。儒家认为：“和实生物，同则不继。”③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④“和”本身包含着矛盾的统一，是辩证的方法论。“同”本来是相同、相等的意思，在“和而不同”中有取消差异之义。可以说，“和而不同”要求人们在寻求对立面的和谐统一时，一方面应当注重矛盾的并存性，也就是说，“和”并不排斥“不同”，甚至“和”必须是以“不同”为基础，兼容并蓄，共同发展，没有“不同”的“和”是一种表面的和谐，它实际上阻碍了事物的发展，即“同则不继”；另一方面讲求“和而不流”，“和”并不是丧失原则的折中主义，而是有鲜明的原则性的。并且，儒家“和”的思想强调个人道德修养和维护事物发展中要把握适度原则，反对“过犹不及”，体现着合理的辩证思维。故此，儒家“和而不同”的命题，不管在世界观还是方法论上，都显示出高超的理论水准和宝贵的进步意义，对后世有着重要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