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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则的事，郑重地说;分歧的事，商量着说;着急的事，沉稳着说;情绪的事，开导着说;微小的事，幽默着说。
自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作风整顿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老一辈革命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身体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留下了不少典范。
周恩来认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因此，要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成效，“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
周恩来以身作则，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1931年至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根据地丧失了90%，红军由30万人降到3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个严酷的事实，使周恩来破除了对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的迷信。面对博古的辩解和李德的固执与回避，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承认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错误。
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以3个月的时间专门读书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总结经验教训，诚恳地自我批评。
带头自我批评的还有毛泽东。
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即便如此，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毛泽东仍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许多受过冤屈者最初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怨气逐渐消去。
不管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但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些人批评彭德怀是“入股革命”、有野心、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实力，彭德怀很恼火。
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想交换下意见。
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首先真诚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做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做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耐心讲了有人不满的原因，指出了自己和彭德怀各自存在的错误之处。
听了这番话，彭德怀气消了。他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
毛泽东让彭德怀多给自己提意见，彭德怀说：“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郑重其事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無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十分认同彭德怀的话，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
（摘自《廉政瞭望》）
自延安整风运动中提出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在党的作风整顿中，始终发挥重要作用。老一辈革命者在延安整风运动中，身体力行，批评与自我批评，留下了不少典范。
“最重要的是从自我批评开始”
周恩来认为，人总是容易看到人家的短处，看到自己的长处。应该反过来，多看人家的长处，多看自己的短处。因此，要使批评与自我批评取得成效，“最重要的是以身作则，从自我批评开始”。
周恩来以身作则，从不掩饰自己的缺点和错误。1931年至1934年，由于王明“左”倾机会主义，给中国革命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危害，根据地丧失了90%，红军由30万人降到3万人，“白区”的党组织几乎损失百分之百。这个严酷的事实，使周恩来破除了对王明所标榜的“国际路线”的迷信。面对博古的辩解和李德的固执与回避，周恩来主动承担了责任，承认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有错误。
延安整风运动中，他以3个月的时间专门读书和总结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主动检查自己的错误，回顾了参加革命20多年来的斗争历程，总结经验教训，诚恳地自我批评。
带头自我批评的还有毛泽东。
1943年，延安开始了审查干部运动。康生作为当时具体负责审干工作的社会部负责人，大搞逼、供、信和“车轮战”，过分夸大了特务、反革命分子在革命队伍中的比例，制造了许多冤假错案。
毛泽东发现这些问题后，强调不能搞“逼、供、信”，并制定了审干工作的“九条方针”和“一个不杀，大部不抓”的政策，对被“抢救”的干部进行甄别，对被整错的同志给予平反、恢复名誉。
即便如此，对审干工作中扩大的错误，毛泽东仍主动承担了责任，多次进行自我批评。有一次在中央党校礼堂开会时，毛泽东说：“整个延安犯了许多错误。谁负责？我负责。我是负责人嘛！”“这次大家都洗了澡，就是水热了一点儿，不少同志被搞错了。凡是被搞错了的要一律纠正，坚决平反！”“有的同志被错戴了帽子，这也没得要紧。帽子戴错了，现在我把它给你们摘下来就是了。”“我们共产党人是革命者，但不是神仙。我们也吃五谷杂粮，也会犯错误。我们的高明之处就在于犯了错误就检讨，就立即改正。今天，我就是特意来向大家检讨错误的，向大家赔个不是，向大家赔个礼。”
许多受过冤屈者最初怨气很大，但是毛泽东这样主动承担错误，并多次诚恳地赔礼道歉，怨气逐渐消去。
“话不说完，心不静”
不管是批评还是自我批评，都不是制造对立，而是为了更好地沟通。在1940年下半年，彭德怀指挥“百团大战”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鼓舞了中国军民抗战的斗志。但在延安的一次会议上，有一些人批评彭德怀是“入股革命”、有野心、背着党中央擅自发动“百团大战”导致过早暴露实力，彭德怀很恼火。
会后，他找到毛泽东和周恩来，想交换下意见。
在毛泽东居住的窑洞里，三个人坐到一起，毛泽东首先真诚地对彭德怀说：“我先给你做检讨。造成这样子的后果，责任全在我，事先没向你通气，事后又没向你做解释，这也是老同乡我的不对……‘百团大战’是无可非议的。”接着他耐心讲了有人不满的原因，指出了自己和彭德怀各自存在的错误之处。
听了这番话，彭德怀气消了。他说：“同志间的了解、信任胜过最高奖赏，有主席今晚这席话，就是现在叫我去死，也是死而无憾了。”
毛泽东让彭德怀多给自己提意见，彭德怀说：“那好，言不透，意不明，话不说完，心不静……对你，我只有一条意见，会前应该给我老彭打个招呼，叫我也有点思想准备。”
最后，彭德怀郑重其事地说：“你毛泽东，我彭德怀，他周恩来，我们在党内都要自觉地接受党的监督和约束，办任何事都要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我们谁也不能头脑发热、独断专行、随心所欲。否则的话，势必给党和人民造成無可挽回的损失。如果发生了这种反常的事，那么对我们来说，就是欠了党和人民的债，是有罪的啊！”
毛泽东十分认同彭德怀的话，说：“你讲得太好了，我建议将你的这个观点写到我们的党章里去。”
（摘自《廉政瞭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