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国家层面推动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将县级媒体的“改革”推向了制高点。但基层从业者对于这一新制度安排的认知尚存在不同程度的偏差,出现“财政供养”“技术决定论”等实践指向,这无疑将增加该制度的现实风险。本研究从历史制度主义的视角出发,应用关键参数对我国媒介制度变迁历程进行分期,将县级融媒体中心制度安排置于其中,考察与追踪其变迁路径与动力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