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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张合影拍摄于1995年4月。
斯时，“沂蒙六姐妹”中的公方莲已逝世，照片中只剩下张玉梅、伊廷珍、伊淑英、杨桂英、冀贞兰五姐妹。当年风风火火的拥军姐妹均已迈入迟暮之年。照片中的石碾，是沂蒙老区人民碾粮摊煎饼的重要工具，曾为当年拥军支前工作立下汗马功劳。
1995年4月的一天，图片拍摄者侯国良为她们定格下这一瞬间，成为展现“沂蒙六姐妹”最常用的一张照片。“沂蒙六姐妹”的叫法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中，一篇题为《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的文章，报道了她们的支前事迹和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并称她们为“沂蒙六姐妹”。
忘我奉献支前忙
1947年孟良崮战役期间，只有150多户人家的野店镇烟庄村里，成年男子都随部队上了前线，连六七十岁的老汉，也拄着木棍给解放军带路去了。于是，山村成了“女人国”。我华东野战军为了创造围歼敌整编第74师的战机，在这一带频繁活动。烟庄村每天都有部队路过。部队来了后，需要村里帮着安排住宿、筹备粮草、护理伤员。
“男人们都不在家，咱们姐妹们应该把村里的工作担下来，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一心为咱们老百姓做贡献的队伍呢？”于是，张玉梅当村长，伊廷珍当副村长，其他人分别担任财粮员、公安员等职务，六姐妹共同挑起了领导全村的任务。
部队一来，张玉梅和伊廷珍就带领大家为部队支锅做饭、安排歇脚住宿、筹集军马草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六姐妹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饼约15万斤，凑集军马草料约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
孟良崮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六姐妹接到了运送弹药的任务。她们毫不迟疑地接过了这个似乎只有男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并动员村里年轻能干的妇女组成运输队，上了前线。飞机在头顶上轰轰地飞，子弹在头顶上嗖嗖地响，裹着小脚的六姐妹和村里其他妇女们两人一组抬一个100多斤的弹药箱，4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将弹药送到前线炮兵和前沿阵地。由于裹着小脚，姐妹们的脚都磨破了，血水和裹脚布粘在一块儿，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但她们没一个喊累说疼。
多年以后，伊廷珍的儿子徐敏安曾问过母亲：“你们当时不怕吗？”老人家说：“不害怕，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撑起胜利“半边天”
“裹着布的脚儿咚咚响，肩扛着军粮送前方，前方部队打胜仗，后方咱要多帮忙，多帮忙来送军粮，送军粮来多帮忙，不怕山高水又深，不怕路远千里长，前方同志吃得饱，保卫好咱家乡……”
这首歌谣唱得就是“沂蒙六姐妹”的事迹。在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打到哪里，六姐妹就跟到哪里去支前， 她们做军鞋、烙煎饼、筹粮草，拥军支前走在前。
冀贞兰是六姐妹中针线活做得最好的。她经常帮着姐妹们打鞋壳、做鞋帮、纳鞋底。一只鞋底要纳120行，一行要过30多针，每针都要经过锥眼、穿针、走线、拉紧等四五道工序。这是个很枯燥的活儿，但冀贞兰每针每线都一丝不苟。有一次，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块鞋面布，她一咬牙，便把自己正穿着的衣服大襟撕下来做了鞋面布。这件衣服是她结婚时候的嫁妆，一直没怎么舍得穿。
公方莲的手上有一处显眼的伤疤，很多年后儿子伊廷传才知道，母亲在支援孟良崮战役期间，一人看三盘鏊子，两天两夜没合眼，摊到最后头晕眼花，眼皮直打架，烙着烙着就睡着了，手伸在火烫的鏊子上，烙出了水泡，留下了伤疤。那时的母亲累了困了，就用凉水洗一把脸，又接着烙，一直坚持到任务完成，共摊了160斤煎饼。
为了给解放军的战马筹集草料，六姐妹扛上秤，拿起账本，背上绳子，就上路了。当时的伊淑英怀有身孕，行动困难。爬山越岭的时候，她只觉得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抬不起来，就坐在石头上，想歇一下脚。姐妹们知道她的难处，劝她回村去干点别的工作。伊淑英刚往回走了几步，听到远处战马嘶鸣，放眼一看，大路上正开过一支骑兵。她立刻又折返回来，继续往山上爬。姐妹们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队伍正在开进，我怎么能往回走呢？”大家手拉手往上爬，没有一个人掉队。姐妹们咬紧牙，硬是带领村里妇女组成的运输队，翻山越岭把5000斤草料按时送到了指定的地点。
是她们的无私奉献为部队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筑起了不倒的人民长城，撑起了胜利的“半边天”。
一心向党跟党走
峥嵘岁月里，在沂蒙山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破棉袄，盖在担架上。”
六姐妹之一的杨桂英，儿子还没长到可以上战场，就落下了残疾。那时敌人快要到达烟庄这一带，部队和村民要转移。部队首长找到六姐妹，命令尽快转移，并委托她们找8套便衣。六姐妹迅速借来衣服、帽子等，又帮助战士进行化装。但她们还没有走出村子，敌人就已经占领了南山。一颗炮弹打来了，把杨桂英4岁的儿子耳朵震聋了。
杨桂英的女儿公爱民每次提起耳聋的哥哥，就会泪流不止。她说：“每次来了领导就会问母亲有没有困难时，母亲都说没有。”她觉得母亲只需要说一句，哥哥就不会因为无人照顾，过早地离世了。
在公爱民的印象中，母亲杨桂英一直很忙碌，到处开会。解放后，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母亲为了给村里的妇女们做思想工作，常常晚上给她们开会。母亲不仅不拿国家的一针一线，有时还往里贴补。家里的暖瓶被母亲带去开会，就再也没拿回来。
时光荏苒，染白了六姐妹的双鬓，但不变的是她们坚韧果敢、自立自强的精神。她们从未向党提出任何要求，不仅如此，当国家遇到灾难时，她们还会拿出当年支前的气概。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沂蒙六姐妹”自行开展了“交纳特殊党费，捐献一颗爱心”的活动，每人捐款600元。当她们从电视上看见子弟兵在一线不怕流血牺牲、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抗震救灾的情景时，心疼得直掉眼泪，就发动儿媳、孙女和全村妇女经过十几个昼夜加工，赶制了500双“千层底”寄给了抗震救灾一线的子弟兵，让子弟兵穿上它，在地震災区再立新功。
2016年6月21日，最后一位“沂蒙六姐妹”伊淑英去世了。六姐妹虽然都不在了，但“沂蒙六姐妹”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斯时，“沂蒙六姐妹”中的公方莲已逝世，照片中只剩下张玉梅、伊廷珍、伊淑英、杨桂英、冀贞兰五姐妹。当年风风火火的拥军姐妹均已迈入迟暮之年。照片中的石碾，是沂蒙老区人民碾粮摊煎饼的重要工具，曾为当年拥军支前工作立下汗马功劳。
1995年4月的一天，图片拍摄者侯国良为她们定格下这一瞬间，成为展现“沂蒙六姐妹”最常用的一张照片。“沂蒙六姐妹”的叫法由来已久。早在1947年6月10日《鲁中大众》中，一篇题为《妇女支前拥军样样好》的文章，报道了她们的支前事迹和崇高的革命献身精神，并称她们为“沂蒙六姐妹”。
忘我奉献支前忙
1947年孟良崮战役期间，只有150多户人家的野店镇烟庄村里，成年男子都随部队上了前线，连六七十岁的老汉，也拄着木棍给解放军带路去了。于是，山村成了“女人国”。我华东野战军为了创造围歼敌整编第74师的战机，在这一带频繁活动。烟庄村每天都有部队路过。部队来了后，需要村里帮着安排住宿、筹备粮草、护理伤员。
“男人们都不在家，咱们姐妹们应该把村里的工作担下来，要不然怎么对得起一心为咱们老百姓做贡献的队伍呢？”于是，张玉梅当村长，伊廷珍当副村长，其他人分别担任财粮员、公安员等职务，六姐妹共同挑起了领导全村的任务。
部队一来，张玉梅和伊廷珍就带领大家为部队支锅做饭、安排歇脚住宿、筹集军马草料……一切都安排得妥妥当当。据不完全统计，在解放战争期间，六姐妹带领全村为部队烙煎饼约15万斤，凑集军马草料约3万斤，洗军衣8000多件，做军鞋500多双。
孟良崮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六姐妹接到了运送弹药的任务。她们毫不迟疑地接过了这个似乎只有男人才能完成的任务，并动员村里年轻能干的妇女组成运输队，上了前线。飞机在头顶上轰轰地飞，子弹在头顶上嗖嗖地响，裹着小脚的六姐妹和村里其他妇女们两人一组抬一个100多斤的弹药箱，40多里山路，翻山越岭，将弹药送到前线炮兵和前沿阵地。由于裹着小脚，姐妹们的脚都磨破了，血水和裹脚布粘在一块儿，脚肿得连鞋都脱不下来，但她们没一个喊累说疼。
多年以后，伊廷珍的儿子徐敏安曾问过母亲：“你们当时不怕吗？”老人家说：“不害怕，就是死了也是光荣的。”
撑起胜利“半边天”
“裹着布的脚儿咚咚响，肩扛着军粮送前方，前方部队打胜仗，后方咱要多帮忙，多帮忙来送军粮，送军粮来多帮忙，不怕山高水又深，不怕路远千里长，前方同志吃得饱，保卫好咱家乡……”
这首歌谣唱得就是“沂蒙六姐妹”的事迹。在解放战争期间，部队打到哪里，六姐妹就跟到哪里去支前， 她们做军鞋、烙煎饼、筹粮草，拥军支前走在前。
冀贞兰是六姐妹中针线活做得最好的。她经常帮着姐妹们打鞋壳、做鞋帮、纳鞋底。一只鞋底要纳120行，一行要过30多针，每针都要经过锥眼、穿针、走线、拉紧等四五道工序。这是个很枯燥的活儿，但冀贞兰每针每线都一丝不苟。有一次，翻箱倒柜也找不到一块鞋面布，她一咬牙，便把自己正穿着的衣服大襟撕下来做了鞋面布。这件衣服是她结婚时候的嫁妆，一直没怎么舍得穿。
公方莲的手上有一处显眼的伤疤，很多年后儿子伊廷传才知道，母亲在支援孟良崮战役期间，一人看三盘鏊子，两天两夜没合眼，摊到最后头晕眼花，眼皮直打架，烙着烙着就睡着了，手伸在火烫的鏊子上，烙出了水泡，留下了伤疤。那时的母亲累了困了，就用凉水洗一把脸，又接着烙，一直坚持到任务完成，共摊了160斤煎饼。
为了给解放军的战马筹集草料，六姐妹扛上秤，拿起账本，背上绳子，就上路了。当时的伊淑英怀有身孕，行动困难。爬山越岭的时候，她只觉得两腿像灌了铅似的，怎么也抬不起来，就坐在石头上，想歇一下脚。姐妹们知道她的难处，劝她回村去干点别的工作。伊淑英刚往回走了几步，听到远处战马嘶鸣，放眼一看，大路上正开过一支骑兵。她立刻又折返回来，继续往山上爬。姐妹们问她为什么又回来了，她说：“队伍正在开进，我怎么能往回走呢？”大家手拉手往上爬，没有一个人掉队。姐妹们咬紧牙，硬是带领村里妇女组成的运输队，翻山越岭把5000斤草料按时送到了指定的地点。
是她们的无私奉献为部队提供了坚强的后勤保障，筑起了不倒的人民长城，撑起了胜利的“半边天”。
一心向党跟党走
峥嵘岁月里，在沂蒙山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母送儿，妻送郎，最后一子送战场。一口饭，做军粮;一块布，做军装;最后一件破棉袄，盖在担架上。”
六姐妹之一的杨桂英，儿子还没长到可以上战场，就落下了残疾。那时敌人快要到达烟庄这一带，部队和村民要转移。部队首长找到六姐妹，命令尽快转移，并委托她们找8套便衣。六姐妹迅速借来衣服、帽子等，又帮助战士进行化装。但她们还没有走出村子，敌人就已经占领了南山。一颗炮弹打来了，把杨桂英4岁的儿子耳朵震聋了。
杨桂英的女儿公爱民每次提起耳聋的哥哥，就会泪流不止。她说：“每次来了领导就会问母亲有没有困难时，母亲都说没有。”她觉得母亲只需要说一句，哥哥就不会因为无人照顾，过早地离世了。
在公爱民的印象中，母亲杨桂英一直很忙碌，到处开会。解放后，母亲是村里的妇女主任。刚开始实行计划生育的时候，母亲为了给村里的妇女们做思想工作，常常晚上给她们开会。母亲不仅不拿国家的一针一线，有时还往里贴补。家里的暖瓶被母亲带去开会，就再也没拿回来。
时光荏苒，染白了六姐妹的双鬓，但不变的是她们坚韧果敢、自立自强的精神。她们从未向党提出任何要求，不仅如此，当国家遇到灾难时，她们还会拿出当年支前的气概。2008年“5.12”汶川地震后，“沂蒙六姐妹”自行开展了“交纳特殊党费，捐献一颗爱心”的活动，每人捐款600元。当她们从电视上看见子弟兵在一线不怕流血牺牲、冒着生命危险参与抗震救灾的情景时，心疼得直掉眼泪，就发动儿媳、孙女和全村妇女经过十几个昼夜加工，赶制了500双“千层底”寄给了抗震救灾一线的子弟兵，让子弟兵穿上它，在地震災区再立新功。
2016年6月21日，最后一位“沂蒙六姐妹”伊淑英去世了。六姐妹虽然都不在了，但“沂蒙六姐妹”的精神依然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