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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全球化面临新的阻力，全球经济增长不确定性加大的情况下，亚洲国家加强贸易、投资和金融等方面的合作，是维护国际经济规则和推动区域和全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动力。
二十几年前，船桥洋一先生（Asia Pacific Initiative创始人）就提出过“亚洲化”，强调亚洲的作用，为亚洲寻找自身的定位;二十年后，新加坡李光耀学院提出了“Global is Asia”，中国和日本两国作为世界前三和亚洲前两位的经济体，应该成为维护亚洲繁荣发展、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来，各国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中国、日本。但全球比较下来，亚洲终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复苏比较快，损失也比较小。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经济的不到20%。到了2017年，在保持了近十年的较高增长后，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美国GDP的三分之二。这显示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和应对危机的政策有效性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危机过程中，有的经济体出现较长时间衰退或者停滞，就会使经济体之间的比例关系产生很大变化。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加上东盟这两个地区，经济都相对较好，因此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得到了明显加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到半数以上。
因此，我觉得现在应该特别强调亚太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也关注到，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启动也为亚太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规则的推进、为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做了铺垫。6月底即将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利用这一契机推动WTO改革，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有效性。
中日贸易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最近40年，中日两国贸易和投资快速发展，总体来讲发展相当顺利，但是还有很大空间。作为近邻，中日之间相互比较了解。中国一些新的开放措施将提供很多发展的新空间，比如金融业扩大开放，日本的机构应能更好利用这一机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就是当时日本输出入银行（现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代表处。中国第一笔外币债券的发行也是在日本。
2002年，中国银行首次使用了非上市公开募集（POWL）在日本成功融资。从2005年到2010年，工农中建四大行，还有一些保险、能源的领军企业，也都通过POWL从日本投资者那里募集了资金。
中日在海外第三方、第三國的项目及融资的合作，也非常有潜力。例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国开行在泰国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另外中投公司设立的中日产业合作基金;还有丝路基金，与亚开行、亚投行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在亚洲及“一带一路”中都探讨了对外合作的机会。虽然有时在有些项目上，中日之间也有一些竞争，但总体来讲，合作的机会更多。所以李克强总理强调我们应在第三方市场加强合作。
在中日的海外合作项目上，一部分是基础设施，一部分是生产能力，还有可能是支持社会教育、帮助减贫等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多数都需要设计、施工、购买设备和材料，需要有项目的融资和建成后的管理能力，中间也涉及新技术，特别是绿色发展方面。这就构成一种产业链，需要发挥多家特长，在这些方面，中日共同合作的机会很多。
当前全球都非常重视科技发展，因为这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我们应对将来经济社会新变化的必需。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水平低，较为穷困，企业的资源有限，所以投入研发的比重较小，从日本引进技术较多。在改革开放40年后，特别从最近这20年来看，局面已经大不一样，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开始大幅度增加，在研发人力资源、实验室、装备、器材等方面的投入都大幅改进，很多企业和日本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自身也不断修正和调整相关政策，比如出台有利于研发的税收、会计方面的政策等。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之间依存度依然很高，需要互相促进、共享。在生产方面，这表现为供应链越来越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这在东亚特别是中日韩之间有很多明显的现象和例子。我相信，中日在科技、研发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的机会。
对此，金融界应该全力支持，通过融资方面的安排、资本市场的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科技研发和创造新的金融服务，为中日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好条件。而中日间的这种合作，也是给全球现在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作出一些实例和榜样。
推进WTO改革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贸易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一些保护主义情绪、单边主义行动等。因此，我们期待G20峰会6月底在日本大阪召开时，能有效推进WTO改革的讨论，形成一些初步共识，作出重要推进，特别日本作为主席国，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个主导和推动的作用。当然究竟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存在一些困难，外界并不是很乐观，但确实时间已很紧迫。
G20峰会首次举办是在2008年，之前只是部长级会议。当年峰会集中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其中一个议题就是20国首脑希望多哈回合尽快取得进展，能够作出结论。但实际上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到现在也看不到乐观的影子。随后有些贸易纠纷开始出现，也变成了G20峰会的议题。在去年G20阿根廷峰会上，虽然有很多重要议题，但各国首脑都非常关注贸易纠纷，其中特别关注中美两国首脑关于贸易方面的会谈进展。
现在，WTO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包括WTO机制还能否继续有效运作，WTO究竟要怎么改革。
目前WTO受到诸多挑战，其中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一个重要部分是上诉机制，到今年年底就会看到，这个机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正常工作了。此外，还有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议题，诸如数字贸易等，亟待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按照现在的规则制定程序，能否制定出新的规则，显然也不乐观。
关于WTO改革，国际上研究不少，中国的态度明确，就是坚决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体制，支持多边主义，支持WTO的工作，也支持WTO改革。讨论中也听到对中国有一些批评，就是可能有些贸易方面开放程度不高，一些做法可能跟国际上有一定差距，其中包括补贴的透明度、国有企业、网络空间的治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面对贸易摩擦和外部的批评，中国已经决心并且部署改革，在若干个方面做了准备。即便在别人对中国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时，我们也不会用“关门”的办法来应对，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比如最近公布的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12条新措施，中方将会专门对12条新措施给出解释。总之，中国现在要把过去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及业务范围大幅度地放宽扩大，强调国民待遇，消除市场准入和业务方面过去所存在的一些限制。另外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有很大的决心向前推进，并达到国际上可接受的标准。
利用G20的时机推动WTO改革很有必要性。与此同时，也需要做些准备，如果WTO改革不顺利，在一段时间内出现WTO的弱化，甚至是不怎么太起作用的状况时，全球多边主义、全球贸易制度也不应出现空白。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一个局面，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可能用诸边主义（Plurilateralism）的做法率先向前推进，让自由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规则在局部地区先行推进。这实际上是一种多边主义的替代性的推进渠道，最终当然还是要走向全球的多边框架的构建。
此文根据周小川5月27日在日本东京出席“全球增长动力：亚洲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圆桌会”、东京“博鳌WTO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前述圆桌会由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日本智库亚太倡议（Asia Pacific Initiative）理事会与财新传媒联合举办。（完）
（本文作者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文章来源：《财新周刊》2019年6月3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
二十几年前，船桥洋一先生（Asia Pacific Initiative创始人）就提出过“亚洲化”，强调亚洲的作用，为亚洲寻找自身的定位;二十年后，新加坡李光耀学院提出了“Global is Asia”，中国和日本两国作为世界前三和亚洲前两位的经济体，应该成为维护亚洲繁荣发展、多边贸易体系和经济全球化的中坚力量。
自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十年来，各国都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包括中国、日本。但全球比较下来，亚洲终究是在全球金融危机中经济表现最好的地区，复苏比较快，损失也比较小。
在全球金融危机前，2006年，中国的经济规模按当时的汇率计算，只有美国经济的不到20%。到了2017年，在保持了近十年的较高增长后，中国的GDP（国内生产总值）已经是美国GDP的三分之二。这显示出不同国家和地区受到危机冲击的程度和应对危机的政策有效性是不一样的。如果在危机过程中，有的经济体出现较长时间衰退或者停滞，就会使经济体之间的比例关系产生很大变化。整个亚洲，特别是东北亚加上东盟这两个地区，经济都相对较好，因此亚洲在全球经济中的比重得到了明显加大，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占到半数以上。
因此，我觉得现在应该特别强调亚太对全球经济的重要性。我们也关注到，在国际经济贸易秩序受到影响的情况下，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的启动也为亚太的贸易自由化和贸易规则的推进、为WTO（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做了铺垫。6月底即将在日本召开的G20峰会，被寄予厚望，希望能利用这一契机推动WTO改革，维护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的有效性。
中日贸易投资还有很大空间
最近40年，中日两国贸易和投资快速发展，总体来讲发展相当顺利，但是还有很大空间。作为近邻，中日之间相互比较了解。中国一些新的开放措施将提供很多发展的新空间，比如金融业扩大开放，日本的机构应能更好利用这一机会，发展得更快更好。
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出现的第一个外资银行代表处，就是当时日本输出入银行（现为日本国际协力银行）的代表处。中国第一笔外币债券的发行也是在日本。
2002年，中国银行首次使用了非上市公开募集（POWL）在日本成功融资。从2005年到2010年，工农中建四大行，还有一些保险、能源的领军企业，也都通过POWL从日本投资者那里募集了资金。
中日在海外第三方、第三國的项目及融资的合作，也非常有潜力。例如，日本国际协力银行和国开行在泰国一起做的一个项目;另外中投公司设立的中日产业合作基金;还有丝路基金，与亚开行、亚投行等国际机构的合作，在亚洲及“一带一路”中都探讨了对外合作的机会。虽然有时在有些项目上，中日之间也有一些竞争，但总体来讲，合作的机会更多。所以李克强总理强调我们应在第三方市场加强合作。
在中日的海外合作项目上，一部分是基础设施，一部分是生产能力，还有可能是支持社会教育、帮助减贫等一些项目。在这些项目中，多数都需要设计、施工、购买设备和材料，需要有项目的融资和建成后的管理能力，中间也涉及新技术，特别是绿色发展方面。这就构成一种产业链，需要发挥多家特长，在这些方面，中日共同合作的机会很多。
当前全球都非常重视科技发展，因为这是经济增长的新动力，也是我们应对将来经济社会新变化的必需。中国过去经济发展水平低，较为穷困，企业的资源有限，所以投入研发的比重较小，从日本引进技术较多。在改革开放40年后，特别从最近这20年来看，局面已经大不一样，中国企业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开始大幅度增加，在研发人力资源、实验室、装备、器材等方面的投入都大幅改进，很多企业和日本建立了合作关系。中国自身也不断修正和调整相关政策，比如出台有利于研发的税收、会计方面的政策等。
未来科学技术的发展相互之间依存度依然很高，需要互相促进、共享。在生产方面，这表现为供应链越来越相互交叉融合在一起，这在东亚特别是中日韩之间有很多明显的现象和例子。我相信，中日在科技、研发方面的合作仍有很大的机会。
对此，金融界应该全力支持，通过融资方面的安排、资本市场的合作、金融机构自身的科技研发和创造新的金融服务，为中日之间的合作创造更好条件。而中日间的这种合作，也是给全球现在面临的挑战和不确定性作出一些实例和榜样。
推进WTO改革
众所周知，目前国际贸易出现了不少问题，比如一些保护主义情绪、单边主义行动等。因此，我们期待G20峰会6月底在日本大阪召开时，能有效推进WTO改革的讨论，形成一些初步共识，作出重要推进，特别日本作为主席国，能在这方面起到一个主导和推动的作用。当然究竟能不能够实现这一点，存在一些困难，外界并不是很乐观，但确实时间已很紧迫。
G20峰会首次举办是在2008年，之前只是部长级会议。当年峰会集中讨论如何应对全球金融危机，其中一个议题就是20国首脑希望多哈回合尽快取得进展，能够作出结论。但实际上多哈回合谈判困难重重，到现在也看不到乐观的影子。随后有些贸易纠纷开始出现，也变成了G20峰会的议题。在去年G20阿根廷峰会上，虽然有很多重要议题，但各国首脑都非常关注贸易纠纷，其中特别关注中美两国首脑关于贸易方面的会谈进展。
现在，WTO依然是大家关注的重点，包括WTO机制还能否继续有效运作，WTO究竟要怎么改革。
目前WTO受到诸多挑战，其中WTO的贸易争端解决机制，一个重要部分是上诉机制，到今年年底就会看到，这个机制实际上已经不可能正常工作了。此外，还有国际贸易中出现的一些新议题，诸如数字贸易等，亟待得到很好的解决，但按照现在的规则制定程序，能否制定出新的规则，显然也不乐观。
关于WTO改革，国际上研究不少，中国的态度明确，就是坚决支持全球自由贸易和投资便利化的体制，支持多边主义，支持WTO的工作，也支持WTO改革。讨论中也听到对中国有一些批评，就是可能有些贸易方面开放程度不高，一些做法可能跟国际上有一定差距，其中包括补贴的透明度、国有企业、网络空间的治理、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等问题。
面对贸易摩擦和外部的批评，中国已经决心并且部署改革，在若干个方面做了准备。即便在别人对中国采取一些保护主义措施时，我们也不会用“关门”的办法来应对，而是要进一步扩大开放，比如最近公布的金融业进一步开放的12条新措施，中方将会专门对12条新措施给出解释。总之，中国现在要把过去外资金融机构的设立及业务范围大幅度地放宽扩大，强调国民待遇，消除市场准入和业务方面过去所存在的一些限制。另外在技术转让知识产权保护方面，也有很大的决心向前推进，并达到国际上可接受的标准。
利用G20的时机推动WTO改革很有必要性。与此同时，也需要做些准备，如果WTO改革不顺利，在一段时间内出现WTO的弱化，甚至是不怎么太起作用的状况时，全球多边主义、全球贸易制度也不应出现空白。在这种情况下，有可能出现一个局面，一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国家，可能用诸边主义（Plurilateralism）的做法率先向前推进，让自由贸易、贸易投资便利化的规则在局部地区先行推进。这实际上是一种多边主义的替代性的推进渠道，最终当然还是要走向全球的多边框架的构建。
此文根据周小川5月27日在日本东京出席“全球增长动力：亚洲贸易、投资、金融合作圆桌会”、东京“博鳌WTO座谈会”上的讲话整理。前述圆桌会由博鳌亚洲论坛研究院、日本智库亚太倡议（Asia Pacific Initiative）理事会与财新传媒联合举办。（完）
（本文作者系中国金融学会会长，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
文章来源：《财新周刊》2019年6月3日（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