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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1日，93岁的前纳粹党卫军成员、奥斯维辛集中营工作人员奥斯卡·格罗宁慢吞吞地走进了德国的一家法院，回应共谋谋杀的指控。他被指控在1944年夏天的两个月内，在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里参与共谋，杀死了30万人。
格罗宁是最后一批被要求对自己在二战中的行为做出解释的纳粹之一。
格罗宁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提供了帮助，成为杀人机器的一个齿轮，残害了数以百万计无辜者的生命。”他说他数十年来一直为此感到惭愧，希望能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7月15日，法院最终裁定格罗宁有罪，并判处他4年监禁。他静静地听完法官宣读的裁决书，离庭时神情黯然。鉴于其他战犯年龄更大，他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受到司法审判的纳粹分子。
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在审判前夕，节选了劳伦斯·瑞思的《奥斯维辛历史》中有关格罗宁的一段，试图还原格罗宁和那些和他一样没有亲自杀过人的工作人员的“集中营内的青春”。
从台前到幕后
格罗宁加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在1942年，他才21岁。
就在那一年年初的柏林万湖会议上，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始建于1940年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成为犹太民族的地狱。
格罗宁说，他一开始就目睹了纳粹党卫军的恐怖行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像运送牲畜那样被运到奥斯维辛来，刚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搜查这些犹太人的行李。”
他回忆说，党卫军的医生从一开始就把男女分开来，然后再按照是否具有劳动能力进一步区分，“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些人立刻就会被毒气毒死。”
“身体赢弱的人会被赶上一辆辆卡车，而且是带有红十字标志的那种，这样这些人就会放松警惕。”格罗宁估计这些人中有超过八成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被处死。
格罗宁说整个筛选过程井然有序，然而筛选结束后，却是一副露天市场的脏乱景象。“各种垃圾遍地都是，老弱病残就直接被扔在地上无人照看，那些藏在火车车厢里企图逃跑的人会被立马枪毙。”
在谈到这些充满画面感的回忆时，格罗宁说他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充满了质疑与愤怒”。他说他曾跑去找自己的上级军官，抱怨这一切太惨无人道。“如果非要灭绝犹太人，也应该在一定的框架内来搞，而不是像这样无差别地杀掉老弱病残。”格罗宁说，他“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工作下去了”。
上级军官淡定地聆听着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抱怨。他提醒格罗宁要谨记曾经对党卫军宣过的誓，告诉他“不要想离开的事”。但他仍然帮助（或是说安抚）格罗宁，说你一开始看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例外，奥斯维辛不是杀人的地方，而且“党卫军也不会从事这种残忍的杀戮”。
就这样，格罗宁继续在奥斯维辛工作了下去。历史文件证实，格罗宁在这之后被转入了幕后，成为一名负责清点钞票的工作人员。
用酒精麻醉自己
在奥斯维辛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格罗宁的工作变得模式化起来。他接收新运送来的犹太人身上的钞票，并将它们加以清点后送往柏林。格罗宁说他在奥斯维辛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长期在办公室里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会辩解说自己和外面的那些杀人机器“毫无关系”，因为处决犹太人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他也很少会到那里去。
由于被关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从国籍上来说非常多元化。格罗宁的桌子上开始堆满了不同颜色的钞票，一天是法郎，另一天则是波兰兹罗提。“我们不会对特定的某一国犹太人产生同情，除非他们能带来好酒。”格罗宁说，用这些犹太人携带的酒精麻醉自己已经成为惯例。
“奥斯维辛就像个小镇，有电影院、戏院，还有体育俱乐部。”格罗宁说，“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人员不愁没有地方消遣和娱乐。我必须要说这里的职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没有一个是只会工作的蠢人。”
一天夜里，格罗宁在一阵口哨声中醒来。有几个犹太人逃走了，他跟着追了过去，随后他看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赶进农场，一名军官戴着防毒面具，打开毒气罐，喷到农场里。然后，他就听到了一片惨叫声，惨叫声中夹杂着怒喝声，很久以后，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格罗宁并没有质疑“灭绝一个民族”的正当性，而只是在抱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当他看到一群即将走向死亡的犹太人时，他说他的心情“错综复杂”。他把这一切比作战场上的对决。他说：“就好像当你在前线面对着一群用枪口对着你的俄国人时，你必须勇往直前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那样。”
格罗宁说，犹太人必须被“消灭”，因为他们的确已经像敌人那样入侵到了德国。“我们的宣传机构已经营造出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消灭犹太人是一种战争期间的必然行动，怜悯之心被大众都抛到了脑后。”
当被问到“为何连小孩都不放过”时，格罗宁说，小孩在那时候来看的确不是敌人，但他们的身体里却流淌着敌人的血液。“等他们慢慢长大后，就有可能变得很危险。”
战争是全民行为
为何格罗宁会对毫无威胁的孩子产生敌意？这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1921年，格罗宁在下萨克森州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思想古板的纺织工人，他的整个家庭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情结。格罗宁童年的早期回忆之一，就是他的祖父为不伦瑞克公国服役的戎装照片。“他骑着骏马穿着军装，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震撼。”格罗宁说。
当德意志在一战中惨败后，格罗宁的父亲加入了极右翼的党卫军。因为生意惨淡，他父亲的纺织生意在1929年被迫关门大吉。他自己也在1930年代初加入了党卫军少年团。格罗宁家的命运和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被联系了在一起。同大部分德国家庭一样，他们也认为战败国的耻辱必须得到洗刷。
格罗宁从他的家族里继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纳粹就是人民所想，人民所望”。作为一名少年党卫军，格罗宁参与了焚烧“犹太人书籍”的活动，他也认同这种做法能够帮助德意志民族保持它的“纯洁性”。
“纳粹党上台后六个月之内，500万的失业人口都消失了，我们都有了工作。”格罗宁说他们全家人都感到很高兴，他的父亲还专门开了一瓶好酒。
也是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格罗宁从学校里毕了业，成为了一家银行的训练生。然而就在他入职后的几个月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像格罗宁一样的男丁都被要求成为预备役成员，他们原先的职位被年轻的女孩子代替了。“德国军队那时候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参与其中的兴奋感。”
就这样，在事先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格罗宁主动要求入伍。“我回家告诉我爸爸的时候，他有点失望，他说他还以为我会因为戴眼镜就会被拒绝呢。”——尽管格罗宁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还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走上战场。
对于奥斯维辛里的罪行，格罗宁和他的办公室伙伴们大脑里都有两种声音在斗争。他说：“我们也时常怀疑这究竟有没有必要，是不是非要这样残忍，然后这种想法，总是会被‘好吧，这是一场战争，犹太人都是德国人的敌人而压制住。”
张宁据《看世界》整理
格罗宁是最后一批被要求对自己在二战中的行为做出解释的纳粹之一。
格罗宁说：“我从来没有杀过人，但提供了帮助，成为杀人机器的一个齿轮，残害了数以百万计无辜者的生命。”他说他数十年来一直为此感到惭愧，希望能得到受害者家属的原谅。
7月15日，法院最终裁定格罗宁有罪，并判处他4年监禁。他静静地听完法官宣读的裁决书，离庭时神情黯然。鉴于其他战犯年龄更大，他很可能就是最后一个受到司法审判的纳粹分子。
美国一家新闻网站在审判前夕，节选了劳伦斯·瑞思的《奥斯维辛历史》中有关格罗宁的一段，试图还原格罗宁和那些和他一样没有亲自杀过人的工作人员的“集中营内的青春”。
从台前到幕后
格罗宁加入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在1942年，他才21岁。
就在那一年年初的柏林万湖会议上，纳粹通过了“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始建于1940年的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开始成为犹太民族的地狱。
格罗宁说，他一开始就目睹了纳粹党卫军的恐怖行径。“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就像运送牲畜那样被运到奥斯维辛来，刚开始我的任务就是搜查这些犹太人的行李。”
他回忆说，党卫军的医生从一开始就把男女分开来，然后再按照是否具有劳动能力进一步区分，“没有劳动能力的那些人立刻就会被毒气毒死。”
“身体赢弱的人会被赶上一辆辆卡车，而且是带有红十字标志的那种，这样这些人就会放松警惕。”格罗宁估计这些人中有超过八成的人会在第一时间被处死。
格罗宁说整个筛选过程井然有序，然而筛选结束后，却是一副露天市场的脏乱景象。“各种垃圾遍地都是，老弱病残就直接被扔在地上无人照看，那些藏在火车车厢里企图逃跑的人会被立马枪毙。”
在谈到这些充满画面感的回忆时，格罗宁说他自己当时的情绪是“充满了质疑与愤怒”。他说他曾跑去找自己的上级军官，抱怨这一切太惨无人道。“如果非要灭绝犹太人，也应该在一定的框架内来搞，而不是像这样无差别地杀掉老弱病残。”格罗宁说，他“不能再在这个地方工作下去了”。
上级军官淡定地聆听着这位涉世未深的年轻人的抱怨。他提醒格罗宁要谨记曾经对党卫军宣过的誓，告诉他“不要想离开的事”。但他仍然帮助（或是说安抚）格罗宁，说你一开始看到的一切不过是一场例外，奥斯维辛不是杀人的地方，而且“党卫军也不会从事这种残忍的杀戮”。
就这样，格罗宁继续在奥斯维辛工作了下去。历史文件证实，格罗宁在这之后被转入了幕后，成为一名负责清点钞票的工作人员。
用酒精麻醉自己
在奥斯维辛工作了几个月之后，格罗宁的工作变得模式化起来。他接收新运送来的犹太人身上的钞票，并将它们加以清点后送往柏林。格罗宁说他在奥斯维辛的生活还算“过得去”。因为长期在办公室里工作，在一般情况下，他会辩解说自己和外面的那些杀人机器“毫无关系”，因为处决犹太人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他也很少会到那里去。
由于被关进奥斯维辛的犹太人从国籍上来说非常多元化。格罗宁的桌子上开始堆满了不同颜色的钞票，一天是法郎，另一天则是波兰兹罗提。“我们不会对特定的某一国犹太人产生同情，除非他们能带来好酒。”格罗宁说，用这些犹太人携带的酒精麻醉自己已经成为惯例。
“奥斯维辛就像个小镇，有电影院、戏院，还有体育俱乐部。”格罗宁说，“在奥斯维辛工作的人员不愁没有地方消遣和娱乐。我必须要说这里的职员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没有一个是只会工作的蠢人。”
一天夜里，格罗宁在一阵口哨声中醒来。有几个犹太人逃走了，他跟着追了过去，随后他看到一群赤身裸体的犹太人被赶进农场，一名军官戴着防毒面具，打开毒气罐，喷到农场里。然后，他就听到了一片惨叫声，惨叫声中夹杂着怒喝声，很久以后，又陷入了死一般的寂静中。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格罗宁并没有质疑“灭绝一个民族”的正当性，而只是在抱怨实施过程中的“一些原则问题”。当他看到一群即将走向死亡的犹太人时，他说他的心情“错综复杂”。他把这一切比作战场上的对决。他说：“就好像当你在前线面对着一群用枪口对着你的俄国人时，你必须勇往直前把他们杀个片甲不留那样。”
格罗宁说，犹太人必须被“消灭”，因为他们的确已经像敌人那样入侵到了德国。“我们的宣传机构已经营造出了一种共识，那就是消灭犹太人是一种战争期间的必然行动，怜悯之心被大众都抛到了脑后。”
当被问到“为何连小孩都不放过”时，格罗宁说，小孩在那时候来看的确不是敌人，但他们的身体里却流淌着敌人的血液。“等他们慢慢长大后，就有可能变得很危险。”
战争是全民行为
为何格罗宁会对毫无威胁的孩子产生敌意？这要从他的成长经历说起。
1921年，格罗宁在下萨克森州出生。他的父亲是一名思想古板的纺织工人，他的整个家庭都有着非常强烈的日耳曼民族情结。格罗宁童年的早期回忆之一，就是他的祖父为不伦瑞克公国服役的戎装照片。“他骑着骏马穿着军装，我觉得这非常令人震撼。”格罗宁说。
当德意志在一战中惨败后，格罗宁的父亲加入了极右翼的党卫军。因为生意惨淡，他父亲的纺织生意在1929年被迫关门大吉。他自己也在1930年代初加入了党卫军少年团。格罗宁家的命运和德意志民族的命运被联系了在一起。同大部分德国家庭一样，他们也认为战败国的耻辱必须得到洗刷。
格罗宁从他的家族里继承了极端的民族主义，认为“纳粹就是人民所想，人民所望”。作为一名少年党卫军，格罗宁参与了焚烧“犹太人书籍”的活动，他也认同这种做法能够帮助德意志民族保持它的“纯洁性”。
“纳粹党上台后六个月之内，500万的失业人口都消失了，我们都有了工作。”格罗宁说他们全家人都感到很高兴，他的父亲还专门开了一瓶好酒。
也是在这个时候，年轻的格罗宁从学校里毕了业，成为了一家银行的训练生。然而就在他入职后的几个月内，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了，像格罗宁一样的男丁都被要求成为预备役成员，他们原先的职位被年轻的女孩子代替了。“德国军队那时候在战场上所向披靡，我们大家都有一种想参与其中的兴奋感。”
就这样，在事先没有告诉父亲的情况下，格罗宁主动要求入伍。“我回家告诉我爸爸的时候，他有点失望，他说他还以为我会因为戴眼镜就会被拒绝呢。”——尽管格罗宁的父亲是个不折不扣的民族主义者，但他还是不想看到自己的儿子走上战场。
对于奥斯维辛里的罪行，格罗宁和他的办公室伙伴们大脑里都有两种声音在斗争。他说：“我们也时常怀疑这究竟有没有必要，是不是非要这样残忍，然后这种想法，总是会被‘好吧，这是一场战争，犹太人都是德国人的敌人而压制住。”
张宁据《看世界》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