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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振铎先生一生爱书，即使在国难当头、随时都有生命危险的紧急时刻，也不愿离开当时常有古籍、文物流散出境的“孤岛”——上海。他在《求书日录》中说：“我心里也想走，然而我不能走。我不能逃避我的责任，……前四年，我耗尽心力于罗致访求文献，后四年——‘一.二八’以后——我尽力于保全、整理那些已经得到的文献。我不能把这些告诉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