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唐武宗会昌五年（845年），朝廷对内裁汰冗员，对外连赢了回鹘几仗，风雨飘摇的王朝有了一点中兴的迹象。这一日，当朝中书舍人孙樵奉命前来利州府益昌县（今广元昭化区）考察官员实绩，但或是因为穿着过于醒目，半路上竟被一群老百姓拦下，不让走了。
“皇上下诏考察各级官员，何大人为什么才得个‘中上’？可得给我们益昌老百姓一个说法。”
“何大人是谁？益昌县令不姓何啊？”经下属提醒，孙樵才知道老百姓说的是上任县令何易于。按唐朝规定，对各级官吏会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若是得了上等，即可升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丢官，而每个县令的进退留转，都需要皇帝亲自决定。何易于几年前得了个“中上”的评价，已平调到了罗江县。
身为中书省要员，孙樵曾到全国州、县考察官员数次，从未遇到老百姓为前任地方官鸣这种不平。到底这些人是何易于的托儿，还是真的有隐情，孙樵想，这可得了解清楚，要真是前一种情况，何易于，你就只有呵呵了。
“羞辱”顶头上司
孙樵是个老江湖，他深知当朝考察官员的标准无非就是催征赋税的效率，征发劳工的多寡，缉捕盗贼的数量。当然，还要能讨上级喜欢。他只大概记得，考察材料中何易于的每项分数都不是很高。
于是他开口问到：“你们的赋税缴纳情况如何？”对方带头的人答：“老百姓不能准时缴税时，何大人就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放宽期限。”孙樵皱了皱眉头，接着问：“那何县令监督老百姓出劳工的工作呢？”老百姓回答：“上级拨款兴修工程，资金不足要加派时，贫穷人家没钱，何县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穷人来交。”
孙樵的脸色更不好看了，又问：“那每年抓的贼有数吗？”答：“自何县令上任，益昌县多少年来没出一个盗贼。”孙樵将信将疑，但转念想到官场传闻，都说何易于狂放不羁，不会迎来送往，刚当上益昌县令不久，就把顶头上司给得罪了。
何易于得罪上司利州刺史崔朴是怎么一回事呢？
崔朴出身定州豪族，就是和那个写“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人崔护同族，也同样有游山玩水雅好。话说有一天崔刺史游兴大发，带着一群宾客和手下从利州到益昌，沿嘉陵江游起船来了。春天水浅，需要纤夫拉纤而行。崔朴到了益昌境内，自然会通告何易于派人拉纤。等了半天不到，崔大人已是一肚子火。再看来人既不是纤夫，也不是老百姓，而是一身农夫打扮的何易于，笏版还插在腰带上。没容崔朴发问，何易于已把纤绳搭到肩上，开船了。
崔朴忙喊停：“何大人，你身为一县之长，怎么亲自当起纤夫，老百姓去哪儿了？”何易于振衣作答：“春耕之际，全县百姓非耕即蚕，不得闲。为了不违农时，也为了不误大人的游程，只好由我这个闲人充当纤夫啦。”崔朴听了此话，据说是羞愧满面，弃船骑马回程。
不过，这个事情只是耳闻，并非亲见，孙樵还是将信将疑，他何易于一个县令这样“羞辱上级”，真是不想混了吗？
涂改皇帝诏书
孙樵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也拜访了不少名士，更把衙门各种档案翻了个底朝天，一份茶税的档案吸引了他的注意。
益昌又名葭萌，是第一个用茶叶来命名的郡邑，山多茶盛，老百姓经常采茶叶赚点零用钱。茶税恰恰是从唐朝开始征收的，朝廷知道后，自然不会漏过这里，于是下诏并明令地方官不得隐瞒、打折扣。何易于接到诏令后，对上级派来的官员说：“益昌是个贫困县，老百姓采茶换得几文钱尚不可摆脱贫困面貌，怎么还能加征他们的茶税呢？”
当读到何易于让上级派来的官员把诏书中关于加征茶税的条文划掉时，孙樵心中一惊：“大胆！这诏书也敢涂改，他真是疯子吗？”
孙樵接着档案往下看。当时那个上级派来的官员闻听此言，不仅大眼圆睁，说：“如果这样干，不仅我要掉脑袋，连你何易于也起码要判个流放之罪。”何易于正色说：“我难道为了保住官位，就不管全县百姓死活吗？！抗旨不遵的罪责由我何易于一人承担就是了！”说罢烧掉了张贴诏书的木牌，事情也就这样僵住了。
对诏书涂改、焚毁，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好在当时朝廷派到利州来的观察使是个明白人，经调查研究，知道何易于此事不为自身，而是为民请命，便中止对益昌百姓加征茶税的诏令，烧诏书的事也就按下不表了。
史书首次为县令立传
孙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有点难过，这样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员，考察政绩时，竟然只得个“中上”！孙樵也想学着那群向他讨说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了。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官员考察笔记，让天下知道何易于。他还说了，在我之后，继续来记述何易于事迹的将是史官。
谁知一语成谶。何易于毕竟是何易于，还是那样的倔脾气，并没有因孙樵的推荐晋升要职，仍然做着他的罗江县令。后来的宰相裴休也写过一篇回忆录，他当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刺史时，其属下的罗江县的县令就是何易于。
连宰相都肯定的人才，为何就得不到提拔？何易于一生最高职位也就是个县令，可谓真是不容易。直到二百年后，何易于才终于等到了孙樵当年所说的“史家”。
这个人就是欧阳修，他在故纸堆中无意看到了孙樵当年写的这则材料，大受感动，经过多方了解、印证，对于那些当政者不能赏识、提拔何易于，越加气愤。在《新唐书》中，欧阳修执意打破正史一般只为高官大吏立传的传统，破例为何易于立传，何氏之名方能流芳百世。
“皇上下诏考察各级官员，何大人为什么才得个‘中上’？可得给我们益昌老百姓一个说法。”
“何大人是谁？益昌县令不姓何啊？”经下属提醒，孙樵才知道老百姓说的是上任县令何易于。按唐朝规定，对各级官吏会实行三年一考核的制度，若是得了上等，即可升官，得了中等仍可保官，得了下等就有可能丢官，而每个县令的进退留转，都需要皇帝亲自决定。何易于几年前得了个“中上”的评价，已平调到了罗江县。
身为中书省要员，孙樵曾到全国州、县考察官员数次，从未遇到老百姓为前任地方官鸣这种不平。到底这些人是何易于的托儿，还是真的有隐情，孙樵想，这可得了解清楚，要真是前一种情况，何易于，你就只有呵呵了。
“羞辱”顶头上司
孙樵是个老江湖，他深知当朝考察官员的标准无非就是催征赋税的效率，征发劳工的多寡，缉捕盗贼的数量。当然，还要能讨上级喜欢。他只大概记得，考察材料中何易于的每项分数都不是很高。
于是他开口问到：“你们的赋税缴纳情况如何？”对方带头的人答：“老百姓不能准时缴税时，何大人就向上级打报告，申请放宽期限。”孙樵皱了皱眉头，接着问：“那何县令监督老百姓出劳工的工作呢？”老百姓回答：“上级拨款兴修工程，资金不足要加派时，贫穷人家没钱，何县令就用自己的薪俸代穷人来交。”
孙樵的脸色更不好看了，又问：“那每年抓的贼有数吗？”答：“自何县令上任，益昌县多少年来没出一个盗贼。”孙樵将信将疑，但转念想到官场传闻，都说何易于狂放不羁，不会迎来送往，刚当上益昌县令不久，就把顶头上司给得罪了。
何易于得罪上司利州刺史崔朴是怎么一回事呢？
崔朴出身定州豪族，就是和那个写“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人崔护同族，也同样有游山玩水雅好。话说有一天崔刺史游兴大发，带着一群宾客和手下从利州到益昌，沿嘉陵江游起船来了。春天水浅，需要纤夫拉纤而行。崔朴到了益昌境内，自然会通告何易于派人拉纤。等了半天不到，崔大人已是一肚子火。再看来人既不是纤夫，也不是老百姓，而是一身农夫打扮的何易于，笏版还插在腰带上。没容崔朴发问，何易于已把纤绳搭到肩上，开船了。
崔朴忙喊停：“何大人，你身为一县之长，怎么亲自当起纤夫，老百姓去哪儿了？”何易于振衣作答：“春耕之际，全县百姓非耕即蚕，不得闲。为了不违农时，也为了不误大人的游程，只好由我这个闲人充当纤夫啦。”崔朴听了此话，据说是羞愧满面，弃船骑马回程。
不过，这个事情只是耳闻，并非亲见，孙樵还是将信将疑，他何易于一个县令这样“羞辱上级”，真是不想混了吗？
涂改皇帝诏书
孙樵在当地待了一段时间，也拜访了不少名士，更把衙门各种档案翻了个底朝天，一份茶税的档案吸引了他的注意。
益昌又名葭萌，是第一个用茶叶来命名的郡邑，山多茶盛，老百姓经常采茶叶赚点零用钱。茶税恰恰是从唐朝开始征收的，朝廷知道后，自然不会漏过这里，于是下诏并明令地方官不得隐瞒、打折扣。何易于接到诏令后，对上级派来的官员说：“益昌是个贫困县，老百姓采茶换得几文钱尚不可摆脱贫困面貌，怎么还能加征他们的茶税呢？”
当读到何易于让上级派来的官员把诏书中关于加征茶税的条文划掉时，孙樵心中一惊：“大胆！这诏书也敢涂改，他真是疯子吗？”
孙樵接着档案往下看。当时那个上级派来的官员闻听此言，不仅大眼圆睁，说：“如果这样干，不仅我要掉脑袋，连你何易于也起码要判个流放之罪。”何易于正色说：“我难道为了保住官位，就不管全县百姓死活吗？！抗旨不遵的罪责由我何易于一人承担就是了！”说罢烧掉了张贴诏书的木牌，事情也就这样僵住了。
对诏书涂改、焚毁，这可是杀头的大罪。好在当时朝廷派到利州来的观察使是个明白人，经调查研究，知道何易于此事不为自身，而是为民请命，便中止对益昌百姓加征茶税的诏令，烧诏书的事也就按下不表了。
史书首次为县令立传
孙樵了解到这些情况后，有点难过，这样一位人品官品俱佳的官员，考察政绩时，竟然只得个“中上”！孙樵也想学着那群向他讨说法的老百姓，向朝廷讨个说法了。他挥笔疾书，写了一篇《书何易于》的官员考察笔记，让天下知道何易于。他还说了，在我之后，继续来记述何易于事迹的将是史官。
谁知一语成谶。何易于毕竟是何易于，还是那样的倔脾气，并没有因孙樵的推荐晋升要职，仍然做着他的罗江县令。后来的宰相裴休也写过一篇回忆录，他当四川绵州（今四川绵阳市）刺史时，其属下的罗江县的县令就是何易于。
连宰相都肯定的人才，为何就得不到提拔？何易于一生最高职位也就是个县令，可谓真是不容易。直到二百年后，何易于才终于等到了孙樵当年所说的“史家”。
这个人就是欧阳修，他在故纸堆中无意看到了孙樵当年写的这则材料，大受感动，经过多方了解、印证，对于那些当政者不能赏识、提拔何易于，越加气愤。在《新唐书》中，欧阳修执意打破正史一般只为高官大吏立传的传统，破例为何易于立传，何氏之名方能流芳百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