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作为一个体育和艺术结合得极为紧密的项目,花样滑冰的艺术感染力无疑能在表演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花样滑冰部主任杨东对中国首次举行的国际级花样滑冰商业演出的评价,首先是“一个让观众了解花样滑冰的平台”。
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继花滑的商业俱乐部培训体系建立之后,花样滑冰项目又一次进行的市场化尝试。举办一次完全商业化的花样滑冰表演秀,也许能进一步加速项目本身的市场化进程。
在美国、加拿大等花滑传统强国,这一体育项目的商业化运作体系已经相当成熟。除了花样滑冰巡演生产线式的演出流程,其商业因素还贯穿于竞赛组织乃至整个项目体系上。“为了配合电视转播,每个运动员的上场时间已精确到秒,”杨东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在日韩,由于金妍儿、浅田真央、高桥大辅等选手在世界大赛中的优异表现,花滑演出市场发展迅速。很多本地公司也在运作自己的表演秀——浅田真央和荒川静香都有自己的赞助商和公司所组织的表演团。日本各个城市都有花滑表演,而且是一天两场,场场满座。
“北美、日韩都拥有非常完善的一套商业体系,这也是我国未来的花滑发展方向。”杨东说。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花滑开始了新的、商业化训练体系的探索,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与国外类似的商业俱乐部开始建立。
然而,国内大多数俱乐部都以业余训练为主,运行十几年之后,目前,全国可以培养专业运动员并参加比赛的半专业性俱乐部仅有2家。
此外,花滑运动员的成才周期长达八到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自二战后起,日本的花滑体系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才使该国的花滑运动和市场达到现在的规模。
中国最早的半专业性俱乐部(如世纪星俱乐部)于1999年成立,它培养出来的最好成绩是全运会第八名,“10年能出一个运动员,相当不错了。”杨东说。
另一方面,在举国体制之下、且作为夺牌争冠的优势项目,市场化程度很强的俱乐部无意间威胁到了竞技体制的重要根基——传统的三级专业队选拔训练网。很多专业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由于商业俱乐部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资而提前退役、退休,旧体制不断受到冲击。
在杨东看来,花样滑冰项目如今正陷入一个两难境地——老系统在不断萎缩和被弱化,而更为商业化的新式人才培养系统才刚刚起步,“一边还得靠专业队拿竞技成绩,另一边俱乐部又人才选择范围小、成材率低、培养周期长。”
2010年2月,申雪、赵宏博宣布退役后,媒体从人才储备写到培训体系,又对花样滑冰的未来进行了新一轮忧心忡忡的总结。舆论夹击、现实之难,皆令中国滑冰协会挠头。
杨东判断,中国花滑俱乐部与专业队并置的过渡期至少还需要10到20年,在此期间,只能对俱乐部与专业队“两手抓”。
按照这一思路,行业管理者中国滑冰协会的办法是,“拿出5%的精力”对商业俱乐部人员进行培训,“这属于商业的范围,尽管不是我们的主业,但我们在做。”杨东表示。
对商业俱乐部及运动员的控制程度也是滑冰协会需要考虑的内容。韩国体坛第一明星金妍儿是在韩国滑冰协会极为开放的管理下,由俱乐部培养出来的。杨东认为,与90年代昙花一现的中国女单选手陈露类似,金妍儿的成功是个人天赋的胜利,并不源于体制,他认为“协会对运动员应该是有管理权的”。实际上,韩国模式并不受到国际滑联的认可——最近金妍儿与经纪公司的纠纷成为很多反对者的理由。
“真正值得我们借鉴的体制还是北美、日本、俄罗斯,”杨东认为 。日本以俱乐部培养为主,协会对运动员也有一定控制。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两股力量,日本还有一个由教练自发成立、独立于协会之外的教练员委员会。虽然协会管理下的裁判和其素有矛盾,但也许正是多方力量的干预在起作用。“现在看来它还是一种成功的体系。”杨东说。★
(实习生郭文杰对本文亦有贡献)
而也许更为重要的是,它是继花滑的商业俱乐部培训体系建立之后,花样滑冰项目又一次进行的市场化尝试。举办一次完全商业化的花样滑冰表演秀,也许能进一步加速项目本身的市场化进程。
在美国、加拿大等花滑传统强国,这一体育项目的商业化运作体系已经相当成熟。除了花样滑冰巡演生产线式的演出流程,其商业因素还贯穿于竞赛组织乃至整个项目体系上。“为了配合电视转播,每个运动员的上场时间已精确到秒,”杨东对《中国新闻周刊》介绍。
在日韩,由于金妍儿、浅田真央、高桥大辅等选手在世界大赛中的优异表现,花滑演出市场发展迅速。很多本地公司也在运作自己的表演秀——浅田真央和荒川静香都有自己的赞助商和公司所组织的表演团。日本各个城市都有花滑表演,而且是一天两场,场场满座。
“北美、日韩都拥有非常完善的一套商业体系,这也是我国未来的花滑发展方向。”杨东说。
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花滑开始了新的、商业化训练体系的探索,在北京、上海、深圳等经济发达城市,与国外类似的商业俱乐部开始建立。
然而,国内大多数俱乐部都以业余训练为主,运行十几年之后,目前,全国可以培养专业运动员并参加比赛的半专业性俱乐部仅有2家。
此外,花滑运动员的成才周期长达八到十年,甚至二三十年——自二战后起,日本的花滑体系经历了60多年的发展,才使该国的花滑运动和市场达到现在的规模。
中国最早的半专业性俱乐部(如世纪星俱乐部)于1999年成立,它培养出来的最好成绩是全运会第八名,“10年能出一个运动员,相当不错了。”杨东说。
另一方面,在举国体制之下、且作为夺牌争冠的优势项目,市场化程度很强的俱乐部无意间威胁到了竞技体制的重要根基——传统的三级专业队选拔训练网。很多专业队的运动员和教练员由于商业俱乐部可以提供更高的工资而提前退役、退休,旧体制不断受到冲击。
在杨东看来,花样滑冰项目如今正陷入一个两难境地——老系统在不断萎缩和被弱化,而更为商业化的新式人才培养系统才刚刚起步,“一边还得靠专业队拿竞技成绩,另一边俱乐部又人才选择范围小、成材率低、培养周期长。”
2010年2月,申雪、赵宏博宣布退役后,媒体从人才储备写到培训体系,又对花样滑冰的未来进行了新一轮忧心忡忡的总结。舆论夹击、现实之难,皆令中国滑冰协会挠头。
杨东判断,中国花滑俱乐部与专业队并置的过渡期至少还需要10到20年,在此期间,只能对俱乐部与专业队“两手抓”。
按照这一思路,行业管理者中国滑冰协会的办法是,“拿出5%的精力”对商业俱乐部人员进行培训,“这属于商业的范围,尽管不是我们的主业,但我们在做。”杨东表示。
对商业俱乐部及运动员的控制程度也是滑冰协会需要考虑的内容。韩国体坛第一明星金妍儿是在韩国滑冰协会极为开放的管理下,由俱乐部培养出来的。杨东认为,与90年代昙花一现的中国女单选手陈露类似,金妍儿的成功是个人天赋的胜利,并不源于体制,他认为“协会对运动员应该是有管理权的”。实际上,韩国模式并不受到国际滑联的认可——最近金妍儿与经纪公司的纠纷成为很多反对者的理由。
“真正值得我们借鉴的体制还是北美、日本、俄罗斯,”杨东认为 。日本以俱乐部培养为主,协会对运动员也有一定控制。有意思的是,除了这两股力量,日本还有一个由教练自发成立、独立于协会之外的教练员委员会。虽然协会管理下的裁判和其素有矛盾,但也许正是多方力量的干预在起作用。“现在看来它还是一种成功的体系。”杨东说。★
(实习生郭文杰对本文亦有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