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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敌人”存在，我们甚至无以为据。这话琢磨一下，有点儿道理。金庸写了一辈子武侠，并不在于告诉你啥是侠义，反倒是论证了“敌人”的重要性。再高强的武功，没有敌手也是白搭，东方不败和独孤求败就得了“焦虑症”。马克思早就看得通透：人的本质力量需要对象化。
当代意大利作家埃科，素以博学名世。他有本闲话偶谈的集子，名字就叫《树敌》。大意很简单：敌人是我们确立身份的对照参考，只有对阵才能凸显自身价值。没有现实敌人，就要制造敌人。用今天的话说，我们需要借敌人来刷“存在感”。换言之，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树敌，不断斗争的进程。然而，东方的脑袋似乎不接受这种思路，我们有自己的八字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
这是否说明，树敌思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已被抹除？显然不是。即使温柔敦厚的我们，也同样有着“假想敌”：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经济下行、恐怖主义等“非人格”威胁。我们常常把敌人形象转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胁性且必须被战胜的社会因素上”。树立尚未解决的“人类共敌”才是描绘“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大患面前不论小敌，任何矛盾皆可搁置。法西斯主义肆虐时，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就不成问题；极端组织坐大时，贸易摩擦又算得了什么。
埃科用他自带的“人脑检索”、令人钦慕的吊书袋才华，写了一篇西方历史上如何制造敌人的“文献综述”。异教徒、外族人、古怪人、丑陋人原来都是敌人的来源。你会发现，西方的树敌模式就是简单、粗暴加直接。什么体味臭、相貌丑、肤色深、行为怪、地位低都成了被敌视的理由。原因只有一点：他们是不同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实际威胁，也象征了一种“异己的力量”。
如果你让思想家福柯说道几句，或许更能搔到痒处。那就是病人、疯子和犯人最后都被乱炖成一锅“烩菜”，这份菜品叫做“不正常的人”。西方的树敌，就是不断从正常人那里，区分标记不正常的人（有差異的就是敌人，就要接受规训惩罚）。这里又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西方人往往在肉身上丑化敌人，认为敌人是丑陋的妖魔。而你翻翻《庄子》，恰恰相反，中国古人想象的“至人”、“真人”往往形残神全，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畸形残疾。
不得不说，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比西方深刻、柔性得多。因为中国古人最懂“三”的智慧。有人会纳闷，成天听人念叨中庸之道，哪里冒出了“三”的智慧？因为，没有三，中庸根本玩不转，因为两分的世界，你永远不可能“持中”。你瞧孔子开口就是“三人行”，老子张嘴就是“三生万物”，诸葛亮的“隆中企划书”目标是“三分天下”。因为他们晓得一个道理，没有第三方，就没有未来。
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树起曹魏大敌，孙权和刘备早就“互掐”内耗了。如果吴、蜀少了一个，也不会有诸葛亮啥事儿了。“以和为贵”是个价值问题，“和而不同”是个策略问题，追求和谐并非不要矛盾。“和而不同”绝不是一团和气“和稀泥”，而是明确告诉你：我们有矛盾，有不同，但我们还是要合作。因为我们有更强的“敌人”。在这点上，中国思维与西方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目的是内敛的自我发展。早在先秦，中国人就习得了“树敌”的哲学，概括而言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主要和次要之分，现阶段和中长期之别。什么“远交近攻”、“假道伐虢”、“合纵连横”，通通都是利用敌人谋得发展的“经典案例”。没有敌人，你得首当其冲，没有缓冲，你哪来中庸？
（[意]翁贝托·埃科著，李婧敬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版）
当代意大利作家埃科，素以博学名世。他有本闲话偶谈的集子，名字就叫《树敌》。大意很简单：敌人是我们确立身份的对照参考，只有对阵才能凸显自身价值。没有现实敌人，就要制造敌人。用今天的话说，我们需要借敌人来刷“存在感”。换言之，人类的历史，就是不断树敌，不断斗争的进程。然而，东方的脑袋似乎不接受这种思路，我们有自己的八字箴言：以和为贵，和而不同。
这是否说明，树敌思维在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已被抹除？显然不是。即使温柔敦厚的我们，也同样有着“假想敌”：如气候变化、环境污染、经济下行、恐怖主义等“非人格”威胁。我们常常把敌人形象转移到“某些自然力量或具有威胁性且必须被战胜的社会因素上”。树立尚未解决的“人类共敌”才是描绘“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大患面前不论小敌，任何矛盾皆可搁置。法西斯主义肆虐时，美苏意识形态对立就不成问题；极端组织坐大时，贸易摩擦又算得了什么。
埃科用他自带的“人脑检索”、令人钦慕的吊书袋才华，写了一篇西方历史上如何制造敌人的“文献综述”。异教徒、外族人、古怪人、丑陋人原来都是敌人的来源。你会发现，西方的树敌模式就是简单、粗暴加直接。什么体味臭、相貌丑、肤色深、行为怪、地位低都成了被敌视的理由。原因只有一点：他们是不同的人，即使他们并没有实际威胁，也象征了一种“异己的力量”。
如果你让思想家福柯说道几句，或许更能搔到痒处。那就是病人、疯子和犯人最后都被乱炖成一锅“烩菜”，这份菜品叫做“不正常的人”。西方的树敌，就是不断从正常人那里，区分标记不正常的人（有差異的就是敌人，就要接受规训惩罚）。这里又有个耐人寻味的问题。西方人往往在肉身上丑化敌人，认为敌人是丑陋的妖魔。而你翻翻《庄子》，恰恰相反，中国古人想象的“至人”、“真人”往往形残神全，不是缺胳膊少腿，就是畸形残疾。
不得不说，在对待敌人的问题上，我们确实比西方深刻、柔性得多。因为中国古人最懂“三”的智慧。有人会纳闷，成天听人念叨中庸之道，哪里冒出了“三”的智慧？因为，没有三，中庸根本玩不转，因为两分的世界，你永远不可能“持中”。你瞧孔子开口就是“三人行”，老子张嘴就是“三生万物”，诸葛亮的“隆中企划书”目标是“三分天下”。因为他们晓得一个道理，没有第三方，就没有未来。
细想想，还真是这么回事。如果不树起曹魏大敌，孙权和刘备早就“互掐”内耗了。如果吴、蜀少了一个，也不会有诸葛亮啥事儿了。“以和为贵”是个价值问题，“和而不同”是个策略问题，追求和谐并非不要矛盾。“和而不同”绝不是一团和气“和稀泥”，而是明确告诉你：我们有矛盾，有不同，但我们还是要合作。因为我们有更强的“敌人”。在这点上，中国思维与西方完全不同，它是一种生存的艺术，目的是内敛的自我发展。早在先秦，中国人就习得了“树敌”的哲学，概括而言就是：没有永远的敌人，只有主要和次要之分，现阶段和中长期之别。什么“远交近攻”、“假道伐虢”、“合纵连横”，通通都是利用敌人谋得发展的“经典案例”。没有敌人，你得首当其冲，没有缓冲，你哪来中庸？
（[意]翁贝托·埃科著，李婧敬 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年8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