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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饶宗颐先生去世，媒体称他是国学大师，还说，他跟钱钟书先生齐名，北钱南饶。这么说，钱钟书先生也是国学大师喽。其实，季羡林先生还在世的时候，就已经被称为国学大师了。而钱、季两位，自己能不能接受这顶大帽子，恐怕都不好说。看起来，送帽子的人，对于什么叫国学，自己也不大清楚。
不清楚的，不仅仅是送帽子的媒体和大众，连“搞”国学的人，自己也未必能说得清。当今之世，但凡有点名气的大学，就有国学研究院。我的母校，还有一座国学院，正经八本招国学本科和研究生的。
但是，这座国学院第一任的院长，却是一个著名的红学家。单凭这一点，最早打出国学招牌，成立国学保存会的邓实、黄节和章太炎，他们如果活过来，还是会被气死过去。让红学打头，那么，经学怎么摆？可是，话又说回来，办国学院的时候，举国上下，还能找到传统意义的经学家吗？
人民大学的国学院，解决师资，无非是把哲学系（现在已经可能都建院了）中哲史的教师再加上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师，凑成一个拼盘。其他各个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也大体差不多，大抵由中哲史的人领头，其他人帮腔。
在这些国学系统的人眼里，或多或少还有点晚清民国所谓国学的成见，不管怎么说，搞中哲史的人，更接近于传统的经学。不过，人大的国学院不久就开始突破，他们把京剧研究，也纳入了国学的范畴。只是這么一来，国学的边界就更模糊了。
事实上，传统学人眼里的学问，经学为大宗，其次是史学（包括边疆地理），诸子研究，只能算是敲边鼓。虽说作为书籍分类，集部是一大类别，但罕有以集部为研究对象的人。至于诗话和词话，虽说也算是诗词研究的成果，但顶多是士大夫案头的清玩和清供，没有人真的把这东西当学问看。小说和戏剧虽然量很大，读者众多，但却没有研究者。尽管如金圣叹之辈为之正名，但毕竟在传统学人眼里，这些东西上不了台盘。
国学的概念，是个晚近的产物。李零先生说，国将不国，厥有国学。此言不虚也。邓实、黄节、章太炎他们倡导国学，自我感觉，是双重危机，一是西学东渐的压力，一是满清对学术的摧残。而对于这些人而言，后者更是大问题。提倡中国之学，为的就是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进入民国之后，继续扛着国学大旗的人，在意的，则是西学以及西方文化的磅礴之势。这一时期，不仅有国学，还有国术（武术），国剧（京剧），国医（中医）的说法。清华成立了一个国学院，现在闹得尽人皆知，在当初，其实不过是学界茶杯里的风暴，远不及国剧的普及兴盛以及遍地开花的国术馆来得令人振奋。那年月，用王学泰先生的话来说，京剧名段，就是流行歌曲，贩夫走卒都会唱的。国医为了自存，还掀起了全国性的抗争，震撼民国政坛。
当年这些国字号的国粹，要数国学最为含糊。别的大都自成体系，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国学是什么？一直就是一个问题。
在章太炎、邓实那里，国学还就是儒学，而到了清华国学院，国学已经宽泛了许多。事实上，清华四大导师之中，赵元任先生做的根本就不是国学，他的语言学，跟传统的小学基本不相干。而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位的研究，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路数。况且，在这两位眼里，学问是无所谓中西的。拼命地抬他们，高扬国学的旗帜，其实是找错了人。
世界上有传统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有的国家虽然历史比较短，但由于经历独特，按照中国人的办法，把自己那点东西划拉划拉变成国学，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有国学的，却只有我们。事实上，任何值得研究的东西，是不分国别的，谁都可以研究。就像敦煌是中国的，敦煌的壁画，敦煌的文书，都产在中国，但敦煌学却是世界的。任何关起门来，不跟别人共享资料的学问，都注定没有出息，成不了大器。
我们大张旗鼓地高扬国学，但对于国学是什么，却是一笔糊涂账。在某些人眼里，国学就是儒学，甚至是儒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国学就是国粹，凡是中国土产的，都是国学研究的范围，从京剧到蛐蛐罐。
而在更普遍意义上，国学就是国学班、女德班里的私货。最好的国学范本，就是“弟子规”。连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蒙学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都不算数。成千上万给孩子灌输“弟子规”的国学班，不仅背弃了中国学术的传统，连蒙学传统也不顾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各个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的场域里，所谓的国学，也更像是用来跟西学对抗的一种武器，用他们有些人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学问，而不是他们的。
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国学家们，却又频繁地跟海外汉学抛媚眼。好像这些洋人，只要做了我们的学问，就成了我们的客卿了，可以算是我们以夏变夷的一种胜利。我们的国学家，对于海外汉学的专家，往往给予很高的待遇，大把地撒钱，但却从来不给任何一个海外汉学家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哪怕死了的，也照样吝啬得紧，连沙畹、伯希和也不能享有这样的“名誉”。其实，研究同样的东西，以成就论，既然中国人可以说成是大师，人家为何不能？单这点小事，就露出了所谓国学的民族主义的底裤。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包括传统的学问，绝对是值得研究的。现在很多传统的礼仪规矩都丢失了，就连中国语文，作为母语教了上万学时的科目，学生们连作文都写不好。国学喊得越是响，带国字的东西，就败坏得越厉害。国学大师越多，国学就越混乱。就像国学诞生之日一样，人们的功利心太强，凑出来一个国学，却给它背太重的包袱，以至于百年过去，国学依旧“妾身未明”，说不清道不白。
责编：马京京
不清楚的，不仅仅是送帽子的媒体和大众，连“搞”国学的人，自己也未必能说得清。当今之世，但凡有点名气的大学，就有国学研究院。我的母校，还有一座国学院，正经八本招国学本科和研究生的。
但是，这座国学院第一任的院长，却是一个著名的红学家。单凭这一点，最早打出国学招牌，成立国学保存会的邓实、黄节和章太炎，他们如果活过来，还是会被气死过去。让红学打头，那么，经学怎么摆？可是，话又说回来，办国学院的时候，举国上下，还能找到传统意义的经学家吗？
人民大学的国学院，解决师资，无非是把哲学系（现在已经可能都建院了）中哲史的教师再加上中文系和历史系的教师，凑成一个拼盘。其他各个大学的国学研究院，也大体差不多，大抵由中哲史的人领头，其他人帮腔。
在这些国学系统的人眼里，或多或少还有点晚清民国所谓国学的成见，不管怎么说，搞中哲史的人，更接近于传统的经学。不过，人大的国学院不久就开始突破，他们把京剧研究，也纳入了国学的范畴。只是這么一来，国学的边界就更模糊了。
事实上，传统学人眼里的学问，经学为大宗，其次是史学（包括边疆地理），诸子研究，只能算是敲边鼓。虽说作为书籍分类，集部是一大类别，但罕有以集部为研究对象的人。至于诗话和词话，虽说也算是诗词研究的成果，但顶多是士大夫案头的清玩和清供，没有人真的把这东西当学问看。小说和戏剧虽然量很大，读者众多，但却没有研究者。尽管如金圣叹之辈为之正名，但毕竟在传统学人眼里，这些东西上不了台盘。
国学的概念，是个晚近的产物。李零先生说，国将不国，厥有国学。此言不虚也。邓实、黄节、章太炎他们倡导国学，自我感觉，是双重危机，一是西学东渐的压力，一是满清对学术的摧残。而对于这些人而言，后者更是大问题。提倡中国之学，为的就是驱逐鞑虏，光复中华。
进入民国之后，继续扛着国学大旗的人，在意的，则是西学以及西方文化的磅礴之势。这一时期，不仅有国学，还有国术（武术），国剧（京剧），国医（中医）的说法。清华成立了一个国学院，现在闹得尽人皆知，在当初，其实不过是学界茶杯里的风暴，远不及国剧的普及兴盛以及遍地开花的国术馆来得令人振奋。那年月，用王学泰先生的话来说，京剧名段，就是流行歌曲，贩夫走卒都会唱的。国医为了自存，还掀起了全国性的抗争，震撼民国政坛。
当年这些国字号的国粹，要数国学最为含糊。别的大都自成体系，有自己的内涵和外延。但是，国学是什么？一直就是一个问题。
在章太炎、邓实那里，国学还就是儒学，而到了清华国学院，国学已经宽泛了许多。事实上，清华四大导师之中，赵元任先生做的根本就不是国学，他的语言学，跟传统的小学基本不相干。而王国维和陈寅恪两位的研究，也不是中国传统学术的路数。况且，在这两位眼里，学问是无所谓中西的。拼命地抬他们，高扬国学的旗帜，其实是找错了人。
世界上有传统的国家，不止中国一个。有的国家虽然历史比较短，但由于经历独特，按照中国人的办法，把自己那点东西划拉划拉变成国学，也不是不可能。但是，有国学的，却只有我们。事实上，任何值得研究的东西，是不分国别的，谁都可以研究。就像敦煌是中国的，敦煌的壁画，敦煌的文书，都产在中国，但敦煌学却是世界的。任何关起门来，不跟别人共享资料的学问，都注定没有出息，成不了大器。
我们大张旗鼓地高扬国学，但对于国学是什么，却是一笔糊涂账。在某些人眼里，国学就是儒学，甚至是儒家。而在另一些人眼里，国学就是国粹，凡是中国土产的，都是国学研究的范围，从京剧到蛐蛐罐。
而在更普遍意义上，国学就是国学班、女德班里的私货。最好的国学范本，就是“弟子规”。连曾经起过巨大作用的蒙学课本，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都不算数。成千上万给孩子灌输“弟子规”的国学班，不仅背弃了中国学术的传统，连蒙学传统也不顾了。更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在各个大学的国学研究院的场域里，所谓的国学，也更像是用来跟西学对抗的一种武器，用他们有些人的话来说，这是我们的学问，而不是他们的。
但奇怪的是，我们的国学家们，却又频繁地跟海外汉学抛媚眼。好像这些洋人，只要做了我们的学问，就成了我们的客卿了，可以算是我们以夏变夷的一种胜利。我们的国学家，对于海外汉学的专家，往往给予很高的待遇，大把地撒钱，但却从来不给任何一个海外汉学家以“国学大师”的称号，哪怕死了的，也照样吝啬得紧，连沙畹、伯希和也不能享有这样的“名誉”。其实，研究同样的东西，以成就论，既然中国人可以说成是大师，人家为何不能？单这点小事，就露出了所谓国学的民族主义的底裤。
我一直认为，中国的传统，包括传统的学问，绝对是值得研究的。现在很多传统的礼仪规矩都丢失了，就连中国语文，作为母语教了上万学时的科目，学生们连作文都写不好。国学喊得越是响，带国字的东西，就败坏得越厉害。国学大师越多，国学就越混乱。就像国学诞生之日一样，人们的功利心太强，凑出来一个国学，却给它背太重的包袱，以至于百年过去，国学依旧“妾身未明”，说不清道不白。
责编：马京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