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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9月，匈牙利宣布开征“零食税”。
2011年10月1日，丹麦成为世界上首个向国民征收“脂肪税”的国家。
“Fat tax”——用经济杠杆改变饮食习惯
“肥胖税”也被称为“脂肪税”（Fat tax），是指一些欧美国家为了对抗肥胖症蔓延并增加财政收入，而对垃圾食品和含糖饮料等食品征收的增值税。
早在2004年，英国唐宁街战略小组便提出征收脂肪税，不仅可以筹集资金，还能带来饮食习惯的改变，帮助降低冠心病、中风、肥胖症以及糖尿病发病率。事实上，为了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英国税务部门已经对香烟和酒精类产品征收了较高的营业税。
2009年3月，韩国通过相关法案，禁止在学校内售卖垃圾食品。2010年1月19日，韩国政府又通过法案，限制播放有关高热量、低营养的“垃圾食品”电视广告，少儿节目中间也禁止插播此类商品广告。同年5月，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公开了《儿童嗜好食品营养成分含量色彩和外形标注制》草案。该草案也被称为“红绿灯标注制”，如果一份茶点的总脂肪含量超过9克、一份主食的饱和脂肪含量超过4克就必须标注“红色警告灯”。
2010年8月底，加拿大卫生部推出《加拿大减盐策略》，建议人们遵循最新食盐摄入指南，以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据估算，如果加拿大人每天的钠摄入量减少1.8克（相当于4.5克盐），该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即可下降13％，平均每年可节省医疗支出近14亿美元。
匈牙利“零食税”的开征得到了许多医生和营养学家的拥护，他们呼吁希望看到更多的不健康食品被列入征税名单。而丹麦在实施脂肪税之前，已对软饮料采取了征税措施。芬兰也对含糖高的饮料加征了税率。
肥胖增重，中国人10年＝西方人30年！
2011年9月初，2010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发布，结果显示：我国各年龄段人群的超重与肥胖率持续增长。2010年，成年人和老年人超重率分别为32.1%和39.8%，比2005年分别增长3.0和4.2个百分点，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肥胖率分别为9.9%和13.0%，比2005年分别增长1.9和1.7个百分点。用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梅的话说：“过去10年，国人增长的体重几乎等同于西方人在过去30年增长的体重。”
肥胖本身是健康疾病，同时又是诸多慢性病的祸根。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给我国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和挑战，这些慢性疾病都与不均衡的饮食习惯、久坐少动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创建健康和谐生活：遏制中国慢性病流行》报告，称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在每年约1030万例由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中，慢病所占比例超过80%；慢病负担在国家疾病总负担中所占比重达68.6%。报告认为，如果不实施有效的防控策略，40岁以上中国人罹患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糖尿病和肺癌的人数，在未来20年将可能增加到现在的2倍甚至3倍。到2030年，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使中国慢病负担增加40%。
如果说慢性病是家庭的吞钱机器，那么对于国家，它就如同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专家说的那样：“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
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欣喜于GDP的增长时，我们却漠视了另一个“增长”！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人30年的体重的增长；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完成的疾病谱转变，即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亡原因。
尽管作为天然食物，好吃好营养价格还便宜的蔬菜水果那么多，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那些高脂、高糖或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及各种甜点和饮料。这样看来，价格并不是影响食物选择的主要原因，健康知识和消费观念应该更为重要。所以，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张兵主任和营养师韩军花女士都认为，对大众而言，“更需要的是营养意识和营养知识，纠正对营养的错误认识和急躁心理。”
当然，即便是营养专家在美味面前也有管不住嘴的时候，因此对于不具备丰富营养知识的人，特别是青少年来说，他们或许更容易被美味和诱人广告所俘获。更何况，那些最狂轰乱炸的广告、那些最舍得请大牌明星代言的食品，往往都是营养价值低而加工程度高的食品，而且它们都和时尚、快乐等表现内容联系在一起，最容易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营养立法”是时候了！
比起征税，专家们更认同“营养立法”。
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院翟凤英告诉记者，其实，“中国营养学会发出营养立法的呼吁已近20年了，而现在的营养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近几年，国家和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营养干预措施，如“大豆行动”、“学生饮用奶计划”、“学生营养餐”等。但最终总给人一种“热闹开锣戏无声”的感觉。这些干预措施都是营养改善行动的一部分。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这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总是身处“风雨飘摇”之中，稍遇“风寒”就会中途夭折。
“行政命令和文件不能代替国家立法。”翟凤英说：“营养改善行动的落实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是根本解决中国营养问题的基础。制定营养法规可以对全国营养改善工作起到统管作用。因为没有立法，造成政府的营养干预政策与措施难以落实，营养改善计划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最能说明立法与营养干预的例子就是日本。1931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平均身高分别是161.8厘米和151.2厘米。后来，日本政府陆续颁布《营养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餐法》等。随着这些法律的颁布与实施，到1985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已分别达到171.8厘米和157.8厘米。
翟凤英介绍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由1 000美元增至3 000美元的时期，是居民膳食营养结构迅速变化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加大改善营养，可以增强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劳动效率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惟有通过营养立法，强化政府干预政策和措施到位，才能真正使各项不同人群营养改善计划真正收到效果。近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有效营养干预正当其时。
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说，营养问题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口素质，继而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营养立法是营养改善成功的关键，是对全面实现“小康”的有力支持。
或许有人会说，营养，不就是吃吗？哪有这么简单！即便就这么简单，若乘上13亿人口，也就绝非小事了！21世纪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因此，中国营养事业必须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营养立法，是时候了！
2011年10月1日，丹麦成为世界上首个向国民征收“脂肪税”的国家。
“Fat tax”——用经济杠杆改变饮食习惯
“肥胖税”也被称为“脂肪税”（Fat tax），是指一些欧美国家为了对抗肥胖症蔓延并增加财政收入，而对垃圾食品和含糖饮料等食品征收的增值税。
早在2004年，英国唐宁街战略小组便提出征收脂肪税，不仅可以筹集资金，还能带来饮食习惯的改变，帮助降低冠心病、中风、肥胖症以及糖尿病发病率。事实上，为了鼓励健康的生活方式，英国税务部门已经对香烟和酒精类产品征收了较高的营业税。
2009年3月，韩国通过相关法案，禁止在学校内售卖垃圾食品。2010年1月19日，韩国政府又通过法案，限制播放有关高热量、低营养的“垃圾食品”电视广告，少儿节目中间也禁止插播此类商品广告。同年5月，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公开了《儿童嗜好食品营养成分含量色彩和外形标注制》草案。该草案也被称为“红绿灯标注制”，如果一份茶点的总脂肪含量超过9克、一份主食的饱和脂肪含量超过4克就必须标注“红色警告灯”。
2010年8月底，加拿大卫生部推出《加拿大减盐策略》，建议人们遵循最新食盐摄入指南，以减少心血管疾病、中风和其他疾病的发病率。据估算，如果加拿大人每天的钠摄入量减少1.8克（相当于4.5克盐），该国心血管病发病率即可下降13％，平均每年可节省医疗支出近14亿美元。
匈牙利“零食税”的开征得到了许多医生和营养学家的拥护，他们呼吁希望看到更多的不健康食品被列入征税名单。而丹麦在实施脂肪税之前，已对软饮料采取了征税措施。芬兰也对含糖高的饮料加征了税率。
肥胖增重，中国人10年＝西方人30年！
2011年9月初，2010国民体质监测公报发布，结果显示：我国各年龄段人群的超重与肥胖率持续增长。2010年，成年人和老年人超重率分别为32.1%和39.8%，比2005年分别增长3.0和4.2个百分点，成年人和老年人的肥胖率分别为9.9%和13.0%，比2005年分别增长1.9和1.7个百分点。用体育科学研究所研究员王梅的话说：“过去10年，国人增长的体重几乎等同于西方人在过去30年增长的体重。”
肥胖本身是健康疾病，同时又是诸多慢性病的祸根。心脑血管病、恶性肿瘤、呼吸系统疾病、糖尿病等慢性病给我国人民健康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危害和挑战，这些慢性疾病都与不均衡的饮食习惯、久坐少动的不健康生活方式密切相关。
世界银行在北京发布《创建健康和谐生活：遏制中国慢性病流行》报告，称癌症、糖尿病、心血管疾病、慢性呼吸道疾病等慢性病已成为中国的头号健康威胁，在每年约1030万例由各种因素导致的死亡中，慢病所占比例超过80%；慢病负担在国家疾病总负担中所占比重达68.6%。报告认为，如果不实施有效的防控策略，40岁以上中国人罹患心血管疾病、慢性阻塞性肺部疾病、糖尿病和肺癌的人数，在未来20年将可能增加到现在的2倍甚至3倍。到2030年，人口快速老龄化可能使中国慢病负担增加40%。
如果说慢性病是家庭的吞钱机器，那么对于国家，它就如同卫生部“健康中国2020战略”研究课题组的专家说的那样：“如果不采取积极的措施，慢性病的经济负担将吞噬掉经济发展的成果。”
事实的确如此。当我们欣喜于GDP的增长时，我们却漠视了另一个“增长”！我们用了10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人30年的体重的增长；我们用了5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西方国家一二百年才完成的疾病谱转变，即从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取代传染性疾病成为主要死亡原因。
尽管作为天然食物，好吃好营养价格还便宜的蔬菜水果那么多，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选择那些高脂、高糖或煎炸、烧烤的食物，以及各种甜点和饮料。这样看来，价格并不是影响食物选择的主要原因，健康知识和消费观念应该更为重要。所以，中国疾病与预防控制中心的专家张兵主任和营养师韩军花女士都认为，对大众而言，“更需要的是营养意识和营养知识，纠正对营养的错误认识和急躁心理。”
当然，即便是营养专家在美味面前也有管不住嘴的时候，因此对于不具备丰富营养知识的人，特别是青少年来说，他们或许更容易被美味和诱人广告所俘获。更何况，那些最狂轰乱炸的广告、那些最舍得请大牌明星代言的食品，往往都是营养价值低而加工程度高的食品，而且它们都和时尚、快乐等表现内容联系在一起，最容易吸引年轻人的眼球。
“营养立法”是时候了！
比起征税，专家们更认同“营养立法”。
中国营养学会秘书长、中国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院翟凤英告诉记者，其实，“中国营养学会发出营养立法的呼吁已近20年了，而现在的营养问题越来越突出了。”
近几年，国家和各地政府都采取了一系列营养干预措施，如“大豆行动”、“学生饮用奶计划”、“学生营养餐”等。但最终总给人一种“热闹开锣戏无声”的感觉。这些干预措施都是营养改善行动的一部分。但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保障，这些利国利民的好事总是身处“风雨飘摇”之中，稍遇“风寒”就会中途夭折。
“行政命令和文件不能代替国家立法。”翟凤英说：“营养改善行动的落实及相应的法律保障是根本解决中国营养问题的基础。制定营养法规可以对全国营养改善工作起到统管作用。因为没有立法，造成政府的营养干预政策与措施难以落实，营养改善计划未能产生应有的效果。”
最能说明立法与营养干预的例子就是日本。1931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平均身高分别是161.8厘米和151.2厘米。后来，日本政府陆续颁布《营养法》、《营养改善法》、《学校供餐法》等。随着这些法律的颁布与实施，到1985年，日本18岁男女青年的身高已分别达到171.8厘米和157.8厘米。
翟凤英介绍说，根据发达国家的经验，人均GDP由1 000美元增至3 000美元的时期，是居民膳食营养结构迅速变化的关键时期。如果在这一时期加大改善营养，可以增强人力资源的素质，提高劳动效率与经济发展的速度。惟有通过营养立法，强化政府干预政策和措施到位，才能真正使各项不同人群营养改善计划真正收到效果。近年，我国经济高速发展，有效营养干预正当其时。
中国营养学会名誉理事长葛可佑说，营养问题直接影响着一个国家的整体人口素质，继而影响社会的经济发展。营养立法是营养改善成功的关键，是对全面实现“小康”的有力支持。
或许有人会说，营养，不就是吃吗？哪有这么简单！即便就这么简单，若乘上13亿人口，也就绝非小事了！21世纪是人力资源的竞争，因此，中国营养事业必须走向规范化、制度化、法制化。
营养立法，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