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
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形成与演进当中.文章以中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产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群内部所形成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对城市群整体、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中介机制来看,城市群产业分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经济增长,产业结
【机 构】
：
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28;中共黑龙江省委党校,黑龙江哈尔滨150080;哈尔滨商业大学,黑龙江哈尔滨150028
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随着城市群经济的不断发展,城市群城市间产业分工也处于持续不断的形成与演进当中.文章以中国11个国家级城市群152个地级及以上城市2006-2018年的平衡面板数据为研究样本,采用固定效应模型实证分析城市群产业分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探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在此过程中是否发挥了中介效用.研究结果表明:在城市群内部所形成的中心城市集聚发展服务业、外围城市发展制造业的产业分工格局,对城市群整体、中心城市、外围城市的经济增长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从中介机制来看,城市群产业分工可以通过产业结构高级化带动经济增长,产业结构合理化的中介效应并不显著.基于城市群的发展不仅体现在总量的提升,更体现在结构的优化.因此,要进一步完善城市群内部产业分工体系,提升产业结构的优化水平,促进产业结构合理化和高度化并行推进,助力城市群高质量发展.
其他文献
伴随着新一轮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的加速孕育,颠覆性创新带来的社会影响效应逐步增强,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文章以中国国家层面的颠覆性创新支撑政策为样本,构建政策工具和创新价值链的二维分析框架,采用内容分析法,基于扎根理论,对中国面向颠覆性创新的支撑政策文本信息深入挖掘.研究结果指出:三类政策工具中,供给面政策工具使用最为频繁,而需求面的创新支撑政策相对较少;创新价值链演进过程中,政府更倾向于技术研发阶段的政策支撑建设;在政策工具-创新价值链的关系维度下,技术研发阶段主要应用的是供给面政策工具,环境面
在数字技术重塑普惠金融的背景下,文章实证探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的影响及作用渠道.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城市创新能力提升有直接驱动效应.从结构角度分析,将数字普惠金融细分为覆盖广度、使用深度与数字化程度,分别研究后发现,覆盖广度对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要略强于使用深度,数字化程度作用则并不显著.从区域角度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对东部地区城市创新能力的驱动效应最强,中部地区次之,西部地区最弱.就作用渠道而言,数字普惠金融可通过薪酬效应和人力资本效应影响城市创新能力.
近年来,中国农村金融科技创新持续发展,新的农村金融业态重塑农村金融体系,农村金融业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模式得到快速提升.但受到农村金融市场条件的约束,中国农村金融科技创新主要集中在金融产品环节的创新,而缺乏对农村金融机构内部架构和农村金融产业链的创新.因此,农村金融科技体系规模仍然较小,并未真正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对此,文章基于农村金融特征,依靠平台资源整合能力,以协同理念发挥各金融主体优势,创新农村金融科技体系,以实现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目标.同时,针对农村金融科技创新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新金融风险,分别从金融科
区块链金融具有金融全球化服务、低成本支付、去信任特征及高度的隐私安全和抗审查性等特征,作为供应链管理和金融服务的融合业态模式,其实质是一种具有个性化特征的金融产品服务.但当前中国供应链金融面临技术、成本及授信等诸多约束,如信息化处理能力不足、存在监管空白等问题,对银行的金融安全带来一定挑战.而“区块链+供应链金融”模式可解决传统供应链金融所存在的服务覆盖面不足及供应链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孤岛问题.因此,亟需探索区块链技术下供应链自金融模式快速发展的路径,即营造良好外部环境,保证区块链供应链自金融模式的安全
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是保持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的必然要求,而居民的消费结构会对经济发展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文章研究了消费结构升级对经济发展的驱动机理,并采用《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中2013-2019年的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消费结构升级通过产业结构升级、投资结构和收入分配三个路径来影响经济发展.消费结构升级会引起产业结构变化,进而促进经济发展,投资结构会反刺激经济发展,通过收入分配的负向影响促进经济发展.
文章在委托代理关系的前提下,将中途退出方式分为交易出售与清算两种方式,并分析了两种中途退出方式下各自对应的投资合约的性质,最后研究了两种合约的选择问题.研究得出:在风险投资机构交易出售情况所对应的合约中,规定了初期VC能够以保本的形式退出风险投资;在风险投资机构清算情况所对应的合约中,创业企业家在投资项目清算时会获得零收益,初期VC将会获得全部清算收益.在比较两种合约的选择问题时,认为当投资收益、清算收益及新进VC的投资额之差越大时,创业企业家越偏向于清算情况下的投资合约;初期VC中途退出的可能性越大,清
文章利用演化博弈理论,研究是否有政府支持背景下中小企业与银行两方博弈及中小企业、银行与担保机构三方博弈的融资行为演化过程及稳定性标准,分析不同市场主体在融资博弈中演化稳定策略.研究表明:在市场机制作用下,中小企业与银行两方博弈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其不稳定性较高,担保机构的介入实现与银行贷款风险分担,促使该体系收敛于最优状态.在政府作用下,政府的贴息政策降低中小企业融资成本,增强了其与银行融资合作概率;设立风险补偿金对银行给予风险补偿,增强银行贷款积极性.相比纯市场融资模式,政府作用下直接质押与间接质押是知识
文章基于国内外经济发展的现实,按照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分析范式,运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再生产理论和社会资本循环理论,从理论、历史、实践等角度,对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科学内涵、生成逻辑、实践价值进行了深入研究,回答了“什么是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从何而来、新发展格局价值何在”等热点问题.研究认为,双循环新发展格局是一个具有丰富科学内涵的战略决策,与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现代经济体系、安全发展等理论全方位对接,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的新成果.双循环新发展格局适应了新时代中国发展的新要
文章基于国内外个性化定价的反垄断立法及执法实践的分析,认为个性化定价是对消费者实施剥削性滥用的价格歧视,会对消费者选择能力和市场竞争造成限制.鉴于个性化定价对竞争及社会福利的影响,文章认为,对于个性化定价同时降低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的行为,具有限制竞争的效果且不具备正当抗辩理由,以《反垄断法》第17条予以处理;对降低消费者剩余同时提升社会总福利的个性化定价,按照消费者福利标准,以《反垄断法》第17条予以处理,而按照社会总福利标准且具备正当理由,则不具有违法性;如果个性化定价同时提高消费者剩余和社会总福利
文章依据中国2008-2020年间521份减税降费政策文本,从政策发文年度、政策适用领域、政策使用税(费)种、政策优惠措施四个方面运用文本分析法进行量化分析.在揭示减税降费政策发展历程的同时,发现减税降费政策总体发文的频率和密度阶段性明显;减税降费政策适用领域广泛,在促进企业发展和改善民生领域表现出侧重性;政策使用税(费)种和政策措施单一,增值税、企业所得税和行政事业性收费等是减税降费政策操作的主要税(费)种;税收减免和减少收费项目是主要政策措施,并提出相应的政策优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