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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在瑞银任职的经济学家，大多数时间我都在向客户介绍公司的投资策略。这些策略自然含有预测成分，虽然所占权重较少。记得2000年时，我曾在瑞士小镇马蒂尼向约150名来自瓦莱州（Lower Valais）的客户进行演讲。
演讲结束后，在进行传统问答环节时，一名愤怒的客户站起来朝我吼叫：“1985年，你们银行在X做空美元对瑞郎，但后来却发生了Y。1986年你预测A会发生，但最终出现了B。1987年，……”如此这般，直至他提出真正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的预测？”
这种有理有据的批评让我无言以对。之后我曾发誓，在马蒂尼进行演讲时绝不再提汇率预测。你们猜猜看，一年后我在此演讲完听众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您认为未来12个月内美元对瑞郎的汇率会是多少？”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是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二战期间曾在美国陆军气象部门担任统计员。服役数周后，他注意到气象预报反复出错。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他给司令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诉后者存在上述问题，并称预报耗费的大量资金完全可以转为他用。几天后，阿罗得到了司令部参谋长如下答复：“司令完全知道天气预报几乎总是出错，但出于规划考虑，他仍需要这些预报。”
这两桩趣事表明，与不确定性相比，人们似乎更喜欢明显错误的预测，这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座右铭—大致正确好过完全错误—正好相反。
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意指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而在进行决策时，有数据（即便不准确）也总强过没数据。著名基金经理詹姆斯·蒙蒂尔（James Montier）曾做过一项实验，要求客户背诵他们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之后预估伦敦大概有多少名医生。
有趣的是，那些最后四位数高于7000的客户估计医生的数量都在8000左右，而电话号码尾数少于3000的客户估计的平均数则为4000。尽管电话号码与伦敦医生数量毫无瓜葛，但如果此前曾提到这一数字，客户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之纳入决策流程。
锚定效应在金融市场极为普遍。比如人们总痴迷于道琼斯指数处于10000或15000点、标普500指数处于2000点、或瑞郎与美元的平价等，但却忘记了在最终分析过程中，这些数字仅是数字。股市高点或四舍五入的汇率并不能代表一个市场或货币被高估还是低估，我们需要的是做出分析，例如股票的市盈率，或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在评估资产价格时仍不可避免地参照上述“心理门槛”。
此外，投资者还经常面临另一个陷阱—“习惯使然”。人们对新事物和未知事物总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害怕蒙受损失，常倾向于保持现状。同时，相比从收益中获得的快乐，人们从损失中体验的痛苦则要严重得多，而损失往往只能通过高得多的收益才能弥补。
这就是所谓的“规避损失心理”。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投资者过早地抛出收益颇丰的投资并获利了结，同时也是无数投资者过长时间持有无利可图投资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认为未实现的亏损不是真正的亏损。经济学家们至少在此方面更为精明，他们知道未实现的亏损可以产生所谓的机会成本，未实现亏损的资金则可用于其他有利可图的投资。
事实上，不仅投资者在推理时会犯下这一错误，政客、政府和媒体也难辞其咎。我们经常听到“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资源”，所以不应放弃迄今为止仍未取得成果的项目。换言之，我们宁愿花钱填无底洞，也不肯勇敢承认错误。
演讲结束后，在进行传统问答环节时，一名愤怒的客户站起来朝我吼叫：“1985年，你们银行在X做空美元对瑞郎，但后来却发生了Y。1986年你预测A会发生，但最终出现了B。1987年，……”如此这般，直至他提出真正的问题：“我们为什么要相信你的预测？”
这种有理有据的批评让我无言以对。之后我曾发誓，在马蒂尼进行演讲时绝不再提汇率预测。你们猜猜看，一年后我在此演讲完听众们提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您认为未来12个月内美元对瑞郎的汇率会是多少？”
肯尼斯·阿罗（Kenneth Arrow）是美国知名的经济学家和诺贝尔奖得主，二战期间曾在美国陆军气象部门担任统计员。服役数周后，他注意到气象预报反复出错。本着开诚布公的态度，他给司令写了一份备忘录，告诉后者存在上述问题，并称预报耗费的大量资金完全可以转为他用。几天后，阿罗得到了司令部参谋长如下答复：“司令完全知道天气预报几乎总是出错，但出于规划考虑，他仍需要这些预报。”
这两桩趣事表明，与不确定性相比，人们似乎更喜欢明显错误的预测，这与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座右铭—大致正确好过完全错误—正好相反。
心理学中有个术语叫“锚定效应”（Anchoring effect），意指人们在对某人某事做出判断时，易受第一印象或第一信息支配，而在进行决策时，有数据（即便不准确）也总强过没数据。著名基金经理詹姆斯·蒙蒂尔（James Montier）曾做过一项实验，要求客户背诵他们电话号码的最后四位数，之后预估伦敦大概有多少名医生。
有趣的是，那些最后四位数高于7000的客户估计医生的数量都在8000左右，而电话号码尾数少于3000的客户估计的平均数则为4000。尽管电话号码与伦敦医生数量毫无瓜葛，但如果此前曾提到这一数字，客户则会在一定程度上将之纳入决策流程。
锚定效应在金融市场极为普遍。比如人们总痴迷于道琼斯指数处于10000或15000点、标普500指数处于2000点、或瑞郎与美元的平价等，但却忘记了在最终分析过程中，这些数字仅是数字。股市高点或四舍五入的汇率并不能代表一个市场或货币被高估还是低估，我们需要的是做出分析，例如股票的市盈率，或货币的购买力平价。然而尽管如此，人们在评估资产价格时仍不可避免地参照上述“心理门槛”。
此外，投资者还经常面临另一个陷阱—“习惯使然”。人们对新事物和未知事物总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因为害怕蒙受损失，常倾向于保持现状。同时，相比从收益中获得的快乐，人们从损失中体验的痛苦则要严重得多，而损失往往只能通过高得多的收益才能弥补。
这就是所谓的“规避损失心理”。它解释了为什么很多投资者过早地抛出收益颇丰的投资并获利了结，同时也是无数投资者过长时间持有无利可图投资的原因所在，因为他们认为未实现的亏损不是真正的亏损。经济学家们至少在此方面更为精明，他们知道未实现的亏损可以产生所谓的机会成本，未实现亏损的资金则可用于其他有利可图的投资。
事实上，不仅投资者在推理时会犯下这一错误，政客、政府和媒体也难辞其咎。我们经常听到“已经投入了那么多资源”，所以不应放弃迄今为止仍未取得成果的项目。换言之，我们宁愿花钱填无底洞，也不肯勇敢承认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