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对政治制度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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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中国近代的政治体制是在革命中不断发展前进的。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基础的变化,是中国近代政治体制演变的根本原因,民主革命是推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变化的动力。资产阶级革命使封建君主专制政治体制变为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又使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变化为人民民主共和制。每种政治体制当它主动实行符合历史发展的变革时,就前进;反之,不变革或反对变革就停滞甚至灭亡。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人民民主政权,随形势的发展而不断变革政治体制,保证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共产党不断变革的精神,是人民民主政权兴旺发达并取得胜利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中国近代;政治体制;革命
  一、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相关概念概述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制度是行为的规范。政治制度的内涵通常指国体和政体。国体就是指统治阶级在国家中的地位,政体是指国家政权组织形式及其有关制度。[1]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政权,因而也就有不同的政治制度。在同一国家里,由于政权性质的不同,政治制度也各有差异。这是因为,在阶级社会里,每一阶级都会为了维护本阶级的利益而展开激烈的斗争,当其成为统治阶级并掌握政权后,为了维护本阶级的统治利益,巩固已取得的政权,就要建立适合于自己统治的政治制度。一般说来,政体是由国体所决定的,但往往同一类型的国家,政体又不一样,同样性质的政权,采取的统治形式又不完全相同,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
  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革命发展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和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共计109年。从20世纪50年代起,国内学术界掀起了对近代和现代区分的讨论热潮,提出不同的争论。近年来,学术界的意见趋于一致,主张按社会性质来区分,统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为标志,区分近代和现代,即从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109年的历史统称为近代,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现在则属于现代。[2]
  二、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特点
  复杂多样性则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显著特点,与中国古代那种静态的、有很大凝固性的社会不同;和西方从中世纪到近代是通过自我更新机制来实现社会变革也不一样,中国近代社会的发展变革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接踵而来的外力冲击,又通过独特的社会机制由外来变为内在,推动民族冲突和阶级对抗,在迁回中奋力前进。
  中国近代政治制度不仅复杂多样而且变化剧烈。如南京临时政府的存在不到半年,广州、武汉国民政府的存在不到两年。革命的政府是这样,反动的政权也是这样。如袁世凯的统治只有四年,加上后来北洋军阀的统治总共只存续了16年。南京国民政府长一些,但也只有22年。与政治制度剧烈变化相适应的是政治制度发展迅速。从1840年算起,中国政治制度从封建专制主义演变为半殖民地半封建政治制度,然后迅速进入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主義政治制度。其发展之迅速,不仅在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乃至在世界政治制度史上都是罕见的。
  受外国政治制度的影响,是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中国近代出现的各种政治制度、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外国政治制度的影响。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中国曾经形成一套独特的政治制度体系,并给予亚洲邻国的政治制度以重大的影响。但是到了近代,从欧美到苏联,先后建立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相比之下,中国原有的封建政治制度落后了。中国近代的先进分子向西方学习的一个主要内容就是学习外国的政治制度。清末的官制改革是仿照日本君主立宪制度进行的;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是参照德、意法西斯独裁制度建立的;而土地革命时期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则是学习苏联制度建立的。但是,各阶级建立的政治体制也并不是简单的照搬照抄。清末的预备立宪是清朝统治者有选择地采取了日本君主立宪政体中,反映其封建君主利益的一些举措;南京国民政府的政治体制是法西斯独裁制度加上封建买办制度的“混合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在开始的一段时期,曾经机械照搬了苏联的苏维埃政治制度,但是很快地纠正了这种错误,创造地学习苏维埃政治制度,使革命根据地的政权体制生气勃勃地逐步完善。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大动荡时期。社会矛盾、各阶级的政治斗争呈现犬牙交错的局面。随着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发展,使中国社会里产生了两个新的阶级——民族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他们都按着各自的阶级要求,建立起相应的政权。此外,腐朽的封建地主阶级并不甘心退出政治舞台,他们竭力维护封建专制主义政治制度和半殖民半封建的政治制度。这就决定了中国近代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出现了多种性质不同、组织形式不同的政权。
  从政权性质方面来说,中国近代出现过各种性质不同的政权。如清朝攻府、北洋政府是半殖民半建性质的政权;太平天国是农民革命政权;南京临时政府是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政权是新民主主义的政权。
  从政权的组织形式来说,中国近代出现过多种多样组织形式的政治体制。有君主专制制度(如清末政治制度),有君主分封制(如太平天国),有总统制(如南京临时政府),此外,还有革命根据地的苏维埃代表大会制度与人民代表会议制度。[3]
  由于政权性质和组织形式的多种多样,还出现了下列错综复杂的情况:一方面,同样类型的政权具有不同的性质。如孙中山领导的大元帅府与张作霖领导的军政府都采取了军政合一的形式,但是大元帅府是资产阶级民主派领导的政权,而以张作霖为头目军政府则是军事独裁政府。[4]另一方面,不同政权组织形式具有同样的阶级性质。如北洋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权组织形式上不同,但是在政权性质方面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权。
  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的发展脉络及经验教训
  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一百多年间,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嬗变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从1840年至1912年2月的清末时期,这是半殖民半封建政治制度开始形成的时期。鸦片战争以来,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清王朝了维护其统治和适应外国侵略者的需要,不断地对政治体制进行调整。特别是1861年设立总理衙门,随后又设置南、北洋大臣和总税务司等,使清政府开始买办化,逐渐成为“洋人的朝廷”。[5]此后,在人民反帝反封建浪潮的推动下,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了一场以实现君主立宪为目标的改革。这次改革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其造成的影响终使得清王朝终迫于形势,打出了“预备立宪”的招牌,然而,立宪骗局无法阻挡人民革命的洪流,资产阶级革命派领导的辛亥革命最终还是推翻了清王朝,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政体。
  第二个阶段是从1912年1月至4月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半殖民半封建政治制度受到辛亥革命的冲击,迅速地由资产阶级夺取了中央政权,建立了南京临时政府。南京临时政府于1912年元旦宣告成立,采用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政体,实行三权分立的原则。这是中国政治体制发展史上破天荒的变革。然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决定了它不可能领导人民民主革命取得彻底胜利,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被中外反动势力篆夺。南京临时政府犹如县花一现,但是,它树起的民主共和的旗帜,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
  第三个阶段是从1912年3月至1928年6月的北洋政府时期。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北洋军阀的几个头目先后掌握了北京政府,实行军事专制。北洋军政府是一个代表大地主买办资产阶级利益的反动政权,他们都打着“中华民国”的幌子,披着“民主共和”的外衣,实行的却是一套封建军事专制政治体制。以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派,为维护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与北洋军阀进行了不懈的斗争,举行了“二次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但均以失败告终。
  第四个阶段是从1927年4月至1949年10月,是国民党蒋介石专制独裁统治走向灭亡、共产党建立人民民主政体走向胜利的时期。这一时期相比前三个时期较为突出的特点有:第一,南京国民政府把法西斯制度与中国封建专制主义结合起来,作为半殖民半封建政權的统治形式。第二,打着实行孙中山五权宪法的口号,实行“五院制”,让各派新军阀分享部分权力,但始终是国民党一党专政、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法西斯专制体制。[6]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等人把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找到了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这是中国历史上崭新的政治体制,是继南京临时政府后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又一次巨大变革。它第一次实现了大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政,使劳动人民的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并为后来在全国建立统一的政权积累了经验和奠定了基础。
  四、结语
  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主义,对中国近代的政治体制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君主专制政体,使民主共和制深入人心,但资产阶级南京临时政府的昙花一现;袁世凯和张勋的复辟帝制;北洋军阀政府假民主共和之名、行封建军事专制之实;国民党蒋介石的法西斯式独裁,都一再表明,在近代中国政治体制的发展历史中,始终受传统封建专制主义幽灵的困扰,充满了专制独裁与民主共和、人民民主的激烈缠斗。它告诉我们,反对、摒弃封建专制主义及其思想影响是一项长期的任务,一切有志于改革的人们,都不应忽视这个历史的启示。
  参考文献:
  [1]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M]. 三联书店,2001
  [2]李进修.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纲[M].求实出版,1988
  [3]史远芹 曹贵民等.中国近代政治体制的演变[M].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90
  [4]林代昭 陈有和等.中国近代政治制度史[M].重庆出版社,1988
  [5]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M].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5
  [6]谢俊美.政治制度与近代中国[M].上海書店出版社,2000
  基金项目:
  本文为河南省教育科学“十三五”规划2019年度课题《新时代河南省高等教育主要矛盾与新发展理念研究》(课题编号:【2019】—JKGHYB—0071)阶段性成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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