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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苏轼是中国文化史上难得一见的融儒释道多家精神为一家的独特文人，该论文剖析了儒释道精神在苏轼身上的表现，并将其纳入宋朝儒释道融合的大背景下考察，认为儒释道在苏轼身上的融合其实正是宋朝时期儒释道三家融合潮流具体到个人身上的表现
关键词： 苏轼 儒释道 融合
梁实秋说过："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品。"①我认为儒释道的融合在苏轼身上体现可谓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概很难有第二个像苏轼这样将儒释道完美融合为一身的文学家或者诗人了。其他大诗人，像李白，他追求的是道家的自由洒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杜甫则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白居易则受佛教影响颇深，"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但我们却很难把苏轼归入儒释道中任何单独的一家，在他身上，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是融为一体，难以分离。同中国其他文人一樣，苏轼无例外地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但他对于佛道又濡染甚深，他少年时即对《庄子》有特殊的兴趣，自谓"龆龀好道"（《与刘宜翁书》），他在蜀中曾经同成都文雅大师、宝月大师惟简交游，而在黄州期间，"惟佛经以道归"（《与章子厚》）。
我们来看看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身上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作为为正统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苏轼当然也不例外。苏轼出生在一个儒家思想浓厚、文化气氛浓郁的家庭。苏轼父亲苏洵文风纵横恣肆，其《六国论》议论古今、气势恢宏、鞭辟入里，正是儒家典型风范。苏轼母亲程氏从小给他启蒙教导，亲授诗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成长的时代，正是所谓文人自觉的时代，"宋朝的时代，在太平的景况，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觉精神，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从自己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感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②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时代环境中成长，儒家毫无疑问的成了苏轼思想的主流。
观苏轼一生，儒家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儒家的人生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用世的，它以修身为出发点，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鼓励人要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当然，儒家思想又有安贫乐道的一面，孔子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 论语·述而》 ）。孟子则将这种思想概括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而苏轼无论穷达，皆能存独善之心而又行兼济之志。
忠君报国和仁政爱民无疑是苏轼接受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而忠君报国亦是苏轼一生的功业之所在，他很多诗词中都表现了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最典型如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儒家孟子仁政爱民思想，在苏轼身上体现得也特别明显。苏轼为官时，无论官位大小，都始终以民为重，以人为本，殚精竭虑，为民谋利。杭州之苏堤即为明证。苏轼不畏王安石之权贵，攻击新法，着眼点也是在于新法之忧民生事，他后来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仍然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苏轼身为贬官，尚且难以白保，仍关注民生之多艰，正是基于他受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
苏轼很早就接触佛教思想，他在诗中写到："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耽释迦文。"（《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但是苏轼早年对佛教不甚重视，甚至写过嘲笑僧侣的文章。但是，后来苏轼仕途一直不顺，几遇挫折，颇多坎坷。大概正是因为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让苏轼开始向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
苏轼到黄州后，寓居破庙定惠院，结识了安国寺住持继莲，从此"间三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饰然，无所附瓶。"（《黄州安国寺记》）但苏轼"归诚佛僧"，却有自己的取舍，他不去追求什么"出生死，超三乘"的"玄悟"，在给朋友毕仲举的信中曾述自己学佛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由此看出，苏轼学佛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期于静而达"，即为了求得对人生有一豁然洞达的认识和一种不萦于外物的独立宁静的心境。
苏轼受道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身上则表现为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定风波》中写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苏轼在这首词中表现出来的旷达人生态度，不正是与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契合一致的吗？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政治处境的险恶可想而知，生活的窘况也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但他的处世态度却很坦然，这与他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有关。但是，看他的文学作品，道家的痕迹却更重一些，这一点在他的散文名篇《前赤壁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从眼前的水、月生发开去，如果从变的角度看，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任何宇宙万物都是一样永恒的。从这样理性的高度看待人世间的荣辱、进退、得失的差异，人也就得到了哲学意义上的解脱。既然祸福、贵贱都一样，那么自己的屡遭贬谪，也就不在心上了。听任自然、随缘自然、超然达观，是苏轼的处世哲学，这些都带着浓厚的道家痕迹。
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的思想都在影响和感染着苏轼，但以苏轼之素养，他没有投入任何一种信仰，而是将儒家的弘毅精神、道家的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佛家的脱俗超世之境三者圆融地贯穿于自身，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上找到了生存的支点，从而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最终，在儒家传统思想中，苏轼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动力和勇气，而在佛道思想中，苏轼又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完成了他高超的处世之道。
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身上完美融合，这一方面固然是苏轼的际遇，但另外一方面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所重视的，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宋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潮流，宋朝时期这种三教融合的潮流宋朝实在是儒释道思想在中国经过上千年的碰撞之的反应。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里提到"三教"，但儒家是不是可以称为"教"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而"道"显然也包含道家而不仅指道教的，这里用"三教融合"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在两宋之前，儒释道就已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六朝时期的"三教一致"论主要强调的是三教皆有裨于社会教化的功用，即所谓的"习善共辙"、"劝善义一"，并没有实质性的三教思想上的融会。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则是三教各成体系，立足本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以融通外教，从而充实、发展本教的思想，但总起来看，三教尚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而在隋唐之后，三教融合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宋朝。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有机的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而程朱理学正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儒学与佛、道融合，并吸收了佛、道德特长而变成新儒学，即宋学"③
概言之，宋朝时儒释道三家融合是大势所趋，而苏轼恰受此潮流之影响。而苏轼之后，更有程朱理学能能代表宋朝儒释道融合之潮流。
参考文献：
①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5卷. 厦门市：鹭江出版社. 2002：544
②钱穆，国史大纲 下. 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2011.05：557
③李保林，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 开封市：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37
关键词： 苏轼 儒释道 融合
梁实秋说过："一个道地的中国人大概就是儒释道三教合流的产品。"①我认为儒释道的融合在苏轼身上体现可谓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化史上，大概很难有第二个像苏轼这样将儒释道完美融合为一身的文学家或者诗人了。其他大诗人，像李白，他追求的是道家的自由洒脱，"五岳寻仙不辞远，一生好入名山游。"（《庐山谣寄卢侍御虚舟》），而杜甫则是儒家的信徒，"致君尧舜上 再使风俗淳。"（《 奉赠韦丞丈二十二韵》）白居易则受佛教影响颇深，"自从苦学空门法，销尽平生种种心。"（《闲吟》）但我们却很难把苏轼归入儒释道中任何单独的一家，在他身上，儒释道三家思想几乎是融为一体，难以分离。同中国其他文人一樣，苏轼无例外地从小受着儒家思想的熏陶，但他对于佛道又濡染甚深，他少年时即对《庄子》有特殊的兴趣，自谓"龆龀好道"（《与刘宜翁书》），他在蜀中曾经同成都文雅大师、宝月大师惟简交游，而在黄州期间，"惟佛经以道归"（《与章子厚》）。
我们来看看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身上的具体表现。
在中国这个儒家思想作为为正统的社会，任何人都不可能不受其影响，苏轼当然也不例外。苏轼出生在一个儒家思想浓厚、文化气氛浓郁的家庭。苏轼父亲苏洵文风纵横恣肆，其《六国论》议论古今、气势恢宏、鞭辟入里，正是儒家典型风范。苏轼母亲程氏从小给他启蒙教导，亲授诗书。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苏轼成长的时代，正是所谓文人自觉的时代，"宋朝的时代，在太平的景况，一天一天的严重，而一种自觉的精神，亦终在士大夫社会中渐渐萌茁。所谓自觉精神，正是那辈读书人渐渐从自己内心深处涌出一种感觉到他们应该起来担负着天下的重任。"②在这样的家庭背景与时代环境中成长，儒家毫无疑问的成了苏轼思想的主流。
观苏轼一生，儒家的影响是贯穿始终的。儒家的人生态度基本上是积极用世的，它以修身为出发点，实现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目标，鼓励人要建功立业、有为于天下，当然，儒家思想又有安贫乐道的一面，孔子曾说："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 《 论语·述而》 ）。孟子则将这种思想概括为"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孟子·尽心上》）而苏轼无论穷达，皆能存独善之心而又行兼济之志。
忠君报国和仁政爱民无疑是苏轼接受儒家思想的集中表现，而忠君报国亦是苏轼一生的功业之所在，他很多诗词中都表现了想建功立业的思想，最典型如如《江城子·密州出猎》"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儒家孟子仁政爱民思想，在苏轼身上体现得也特别明显。苏轼为官时，无论官位大小，都始终以民为重，以人为本，殚精竭虑，为民谋利。杭州之苏堤即为明证。苏轼不畏王安石之权贵，攻击新法，着眼点也是在于新法之忧民生事，他后来反对司马光尽废新法，仍然是从人民利益出发。苏轼身为贬官，尚且难以白保，仍关注民生之多艰，正是基于他受儒家仁者爱人的思想。
苏轼很早就接触佛教思想，他在诗中写到："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耽释迦文。"（《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但是苏轼早年对佛教不甚重视，甚至写过嘲笑僧侣的文章。但是，后来苏轼仕途一直不顺，几遇挫折，颇多坎坷。大概正是因为这些不如意的事情让苏轼开始向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
苏轼到黄州后，寓居破庙定惠院，结识了安国寺住持继莲，从此"间三日辄往，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两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净，染污自落，表里饰然，无所附瓶。"（《黄州安国寺记》）但苏轼"归诚佛僧"，却有自己的取舍，他不去追求什么"出生死，超三乘"的"玄悟"，在给朋友毕仲举的信中曾述自己学佛的目的："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学或未至其所期，而先得其似，不为无害。"（《答毕仲举书》）由此看出，苏轼学佛的最终目的不过是"期于静而达"，即为了求得对人生有一豁然洞达的认识和一种不萦于外物的独立宁静的心境。
苏轼受道家的影响是毋庸置疑的。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的思想，在苏轼身上则表现为一种旷达的人生态度。 苏轼《定风波》中写到："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苏轼在这首词中表现出来的旷达人生态度，不正是与道家的清静无为、超然尘世契合一致的吗？苏轼被贬黄州期间，政治处境的险恶可想而知，生活的窘况也是他未曾经历过的，但他的处世态度却很坦然，这与他从佛教中寻求解脱之道有关。但是，看他的文学作品，道家的痕迹却更重一些，这一点在他的散文名篇《前赤壁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
"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
苏轼从眼前的水、月生发开去，如果从变的角度看，万事万物都在变化；如果从不变的角度看，任何宇宙万物都是一样永恒的。从这样理性的高度看待人世间的荣辱、进退、得失的差异，人也就得到了哲学意义上的解脱。既然祸福、贵贱都一样，那么自己的屡遭贬谪，也就不在心上了。听任自然、随缘自然、超然达观，是苏轼的处世哲学，这些都带着浓厚的道家痕迹。
儒家入世、佛家超世、道家避世的思想都在影响和感染着苏轼，但以苏轼之素养，他没有投入任何一种信仰，而是将儒家的弘毅精神、道家的无为无不为的思想、佛家的脱俗超世之境三者圆融地贯穿于自身，以外儒内道的形式在失衡的社会天平上找到了生存的支点，从而以一种超脱旷达、傲世超然的心态立足于世。最终，在儒家传统思想中，苏轼获得了政治生活的动力和勇气，而在佛道思想中，苏轼又找到了政治失意时不可或缺的心灵解脱的蹊径，从而完成了他高超的处世之道。
儒释道三家思想在苏轼身上完美融合，这一方面固然是苏轼的际遇，但另外一方面社会思想的影响也是值得我们所重视的，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宋朝时期的儒释道三教融合的潮流，宋朝时期这种三教融合的潮流宋朝实在是儒释道思想在中国经过上千年的碰撞之的反应。需要说明的是，虽然这里提到"三教"，但儒家是不是可以称为"教"仍然是值得商榷的问题，而"道"显然也包含道家而不仅指道教的，这里用"三教融合"只是为了叙述方便。
在两宋之前，儒释道就已经历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及隋唐五代时期的两次大融合。六朝时期的"三教一致"论主要强调的是三教皆有裨于社会教化的功用，即所谓的"习善共辙"、"劝善义一"，并没有实质性的三教思想上的融会。唐代的"三教鼎立"、"三教融合"则是三教各成体系，立足本教（主要是佛教和道教）以融通外教，从而充实、发展本教的思想，但总起来看，三教尚处于兼而未融的状态。而在隋唐之后，三教融合的趋势一直延续到宋朝。入宋以后，儒、佛、道三教在新的社会环境中出于生存、发展的共同需要而相互融摄、相互渗透、相互补充，在思想层面上开始了有机的融合，"三教鼎立"的格局逐渐被以儒为主、佛道为辅的"三教合一"所替代，而程朱理学正是这种"三教合一"的典型代表。"儒学与佛、道融合，并吸收了佛、道德特长而变成新儒学，即宋学"③
概言之，宋朝时儒释道三家融合是大势所趋，而苏轼恰受此潮流之影响。而苏轼之后，更有程朱理学能能代表宋朝儒释道融合之潮流。
参考文献：
①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5卷. 厦门市：鹭江出版社. 2002：544
②钱穆，国史大纲 下. 北京市：商务印书馆. 2011.05：557
③李保林，中国宋学与东方文明. 开封市：河南大学出版社. 1996：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