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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的文学事件中缺少“一致性”事件的引领，也无真正存公共性上形成有效回响的大事件，以至于我们在年末岁初对过去一年的文学创作盘点时，最先映入眼帘的只是几桩事关文学奖评奖获奖上的鸡毛蒜皮。
5月25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上称：“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方方还称，“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根据方方给予的线索，不难找到这位被指摘的当事人。随后方方也存采访中确认，她所指的正是柳忠秧。
时值鲁迅文学奖入围名单产生阶段，总参评作品超过1360部，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还未评审，所引起的喧嚣，以及这热闹喧嚣背后所意味着的利益、纠纷、体制内外之争等等，都与近些年事关鲁迅文学奖产生的龃龉几乎如出一辙——这已经不再是个严格的文学奖评选，而是众人面对一块肥腻腻的红烧肉般的利益，所产生的切割、分配、奖赏等发散性的行为，包括围观者在内，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再是基于文学作品的好坏来进行端详和品评，而是对于事件的荒唐性和历史的一次重演所发出的啧啧称奇声。
8月中旬，“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周啸天不但赢得了文坛老前辈王蒙的热烈夸奖，也一举拿下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这种荒诞本身并非恶劣，甚至还是一种更有效地反映时代荒诞的最好注脚。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肉眼就能洞察到一种荒诞诞生时，事关它的种种争议常常也是荒诞的必要条件。方方的质疑，以及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评选中，阿来的《瞻对》因零票落选，阿来发表3000多字长文质问评审，均可以将之看成荒诞的正宗衍生物一种。
同为8月，与老舍文学奖颁奖典礼同时爆发出来的新闻是，这项刚刚诞生十五年的奖项险些被取消，原因是财政拨款因为技术环节出错了。据获奖人称，预计会在年底拿到奖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获得本届老舍文学奖的作家们是否已经拿到了奖金。
在荒唐评奖初衷下，所有的质疑和争议几乎都是源于某种不信任。包括刚刚公布的路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及设立这个奖项之初就遭到的质疑和反对，都是相关人对评选资格、评选体系、评选专业审美等等的全方位不信任。
我们官方的文学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腹背受敌的状况下苟延残喘。一方面它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分配方案”，变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奖赏或恩赐；另一方面，传统功成名就的作家成为大小文学奖的宠儿，他们一再获奖，甚至重复获奖，这难道是作为早已成名的经典作家的他们真有一种比较之后的好，且还是不可取代的那种好吗？
包括很多重要的民间文学奖也存在这样的缺陷，不管当初多么标榜独立和绝对文学价值的文学奖，当它一旦形成势力、要在此基础上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时，就难免会变成对经典、功成名就、名声趋之若鹜。难道一个为作品颁奖的文学奖不是应该奖给真正的当期最出色的那些作品吗？而我们目所能及的文学奖，大多放弃了自身审美上的取舍，而是将一个个奖项纷纷颁给了本年度名声最大、身价最高的作家新作。这就是荒诞本身，想扩大影响力拿到更高级的赞助，那么你就要有名声更大的人物来参与，而那些真正符合文学审美的作品则成为了一种恩赐和附加品。
文学奖乱象也许可以恰当说明我们的文学创作局面，包括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早就成了一项集中奖给文学期刊主编和官员的奖项了，在五届评选中，作协主席、将军、主编、文联主席几乎囊括了全部名额，也只有第四届的于坚等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诗人。为什么要奖给这些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呢，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跟自己的文学成就有点关系，另一方面这些身份也是他们的一种资源，资源置换、资源再利用、资源互相借贷以达到各自资产的整体提高，等等，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逻辑。所以，鲁迅文学奖评委自己的获奖、茅盾文学奖变成“主席奖”都已经不再是稀奇的新闻，而是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学规则中的常态化。
存巨大的体制内红利不合理占有和分配的大环境下，“黑箱操作”“人情奖”“跑奖”等关键词是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所谓净化，只能一种自我消解.而非雾霾事态在真正意义上的被清理干净。
在文学奖的“阴影”之下，2014年的文学事件的确显得黯淡无光。在这层暗哑的景观中，还有一种死亡值得我们关注。青年文学翻译家孙仲旭8月因为抑郁症自杀，他身后的那些翻译作品可以当成一种文学审美来选择和阅读，不单单是塞林格、乔治·奥威尔、奈保尔、理查德·耶茨这些名字是某种品质的保证，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困境中顽强挣扎的情景，也存在某种一致性。作为孙仲旭离世后出版的两本翻译作品《飞到表演者》和《危险的大笑》，应该成为我们的年度读物之一。除了这里面有点纪念的意义外，它们还是两本有趣，甚至可以用高级阅读感受来形容的书。
作为一名诗人，在当代是很难进入公共视野的。甚至，如今即便对于一个诗人的死，也不再能激起民众的关注兴趣，一个诗人走进深山以身殉诗、殉信仰的事件，远不如王菲谢霆锋的世纪复合来得更有吸引力，也不及车延高那些荒唐而又妖魔的诗歌作品更令人玩味。不是我们作为时代中人太轻佻势利，而是在如此人人要成功、都要心灵鸡汤抚慰的时代关口，还有什么吟诵一首诗的必要呢？所以，当诗人乌青再次以声势浩大的气势被关注的时候，哪怕这关注一定夹杂着讽刺、贬义和误解，那也是一项逆袭性的事件。
今年11月，继两年前“乌青诗歌”成为大众话题后，又因乌青在大理摆摊和淘宝上卖诗，而成为舆论关注的事件。“乌青体诗歌”成为一个关键词存存于这个鄙俗的时代中，这本身有值得推敲商榷的东西，但总体上这种所谓走红是建立在误解和猎奇的基础之上的。但作为诗人乌青，却可以轻松摆脱这种世俗层面上的袭击和干扰，他的态度和言行正像一位高深莫测的归隐大师股让人不可思议。而乌青的诗歌也在成为模仿和戏谑的靶子，众人狂欢般地恶搞或者质疑，不但无的放矢日还被乌青的这种创作理念和态度渐渐消解干净。
我们希望给每一年发生在文学创作的事件划上一个句号，但事实是，我们难免会在其中寻找一个个感叹号，这既是未曾事先约定的一种常见发现，也是事件本身在惊起涟漪时产生的必然规律。不是猎奇本身在驱动我们做出选择，而是这个聒噪和斑斓的时代本身，已经容不得任何严肃正经的句号了。
摘自百度百家
5月25日，第五届鲁迅文学奖得主、湖北省作协主席、作家方方在微博上称：“我省一诗人在鲁迅文学奖由省作协向中国作协参评推荐时，以全票通过。我很生气。此人诗写得差，推荐前就到处活动。”方方还称，“此人现正在北京评委中四处活动。我们拭目以待。”根据方方给予的线索，不难找到这位被指摘的当事人。随后方方也存采访中确认，她所指的正是柳忠秧。
时值鲁迅文学奖入围名单产生阶段，总参评作品超过1360部，而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还未评审，所引起的喧嚣，以及这热闹喧嚣背后所意味着的利益、纠纷、体制内外之争等等，都与近些年事关鲁迅文学奖产生的龃龉几乎如出一辙——这已经不再是个严格的文学奖评选，而是众人面对一块肥腻腻的红烧肉般的利益，所产生的切割、分配、奖赏等发散性的行为，包括围观者在内，他们大多数已经不再是基于文学作品的好坏来进行端详和品评，而是对于事件的荒唐性和历史的一次重演所发出的啧啧称奇声。
8月中旬，“不蒸馒头争口气”的周啸天不但赢得了文坛老前辈王蒙的热烈夸奖，也一举拿下本届鲁迅文学奖诗歌奖项。这种荒诞本身并非恶劣，甚至还是一种更有效地反映时代荒诞的最好注脚。以至于我们可以用肉眼就能洞察到一种荒诞诞生时，事关它的种种争议常常也是荒诞的必要条件。方方的质疑，以及本届鲁迅文学奖的报告文学奖评选中，阿来的《瞻对》因零票落选，阿来发表3000多字长文质问评审，均可以将之看成荒诞的正宗衍生物一种。
同为8月，与老舍文学奖颁奖典礼同时爆发出来的新闻是，这项刚刚诞生十五年的奖项险些被取消，原因是财政拨款因为技术环节出错了。据获奖人称，预计会在年底拿到奖金。也不知道此时此刻获得本届老舍文学奖的作家们是否已经拿到了奖金。
在荒唐评奖初衷下，所有的质疑和争议几乎都是源于某种不信任。包括刚刚公布的路遥文学奖的获奖作品，以及设立这个奖项之初就遭到的质疑和反对，都是相关人对评选资格、评选体系、评选专业审美等等的全方位不信任。
我们官方的文学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在腹背受敌的状况下苟延残喘。一方面它变成一个既得利益者的“分配方案”，变成了一种体制内的奖赏或恩赐；另一方面，传统功成名就的作家成为大小文学奖的宠儿，他们一再获奖，甚至重复获奖，这难道是作为早已成名的经典作家的他们真有一种比较之后的好，且还是不可取代的那种好吗？
包括很多重要的民间文学奖也存在这样的缺陷，不管当初多么标榜独立和绝对文学价值的文学奖，当它一旦形成势力、要在此基础上扩张自己的影响力时，就难免会变成对经典、功成名就、名声趋之若鹜。难道一个为作品颁奖的文学奖不是应该奖给真正的当期最出色的那些作品吗？而我们目所能及的文学奖，大多放弃了自身审美上的取舍，而是将一个个奖项纷纷颁给了本年度名声最大、身价最高的作家新作。这就是荒诞本身，想扩大影响力拿到更高级的赞助，那么你就要有名声更大的人物来参与，而那些真正符合文学审美的作品则成为了一种恩赐和附加品。
文学奖乱象也许可以恰当说明我们的文学创作局面，包括鲁迅文学奖诗歌奖早就成了一项集中奖给文学期刊主编和官员的奖项了，在五届评选中，作协主席、将军、主编、文联主席几乎囊括了全部名额，也只有第四届的于坚等才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实力派诗人。为什么要奖给这些具有身份和地位的人呢，一方面他们的身份跟自己的文学成就有点关系，另一方面这些身份也是他们的一种资源，资源置换、资源再利用、资源互相借贷以达到各自资产的整体提高，等等，这些都是不言自明的逻辑。所以，鲁迅文学奖评委自己的获奖、茅盾文学奖变成“主席奖”都已经不再是稀奇的新闻，而是在逐渐变成一种文学规则中的常态化。
存巨大的体制内红利不合理占有和分配的大环境下，“黑箱操作”“人情奖”“跑奖”等关键词是不会平白无故消失的。所谓净化，只能一种自我消解.而非雾霾事态在真正意义上的被清理干净。
在文学奖的“阴影”之下，2014年的文学事件的确显得黯淡无光。在这层暗哑的景观中，还有一种死亡值得我们关注。青年文学翻译家孙仲旭8月因为抑郁症自杀，他身后的那些翻译作品可以当成一种文学审美来选择和阅读，不单单是塞林格、乔治·奥威尔、奈保尔、理查德·耶茨这些名字是某种品质的保证，他们笔下的小人物困境中顽强挣扎的情景，也存在某种一致性。作为孙仲旭离世后出版的两本翻译作品《飞到表演者》和《危险的大笑》，应该成为我们的年度读物之一。除了这里面有点纪念的意义外，它们还是两本有趣，甚至可以用高级阅读感受来形容的书。
作为一名诗人，在当代是很难进入公共视野的。甚至，如今即便对于一个诗人的死，也不再能激起民众的关注兴趣，一个诗人走进深山以身殉诗、殉信仰的事件，远不如王菲谢霆锋的世纪复合来得更有吸引力，也不及车延高那些荒唐而又妖魔的诗歌作品更令人玩味。不是我们作为时代中人太轻佻势利，而是在如此人人要成功、都要心灵鸡汤抚慰的时代关口，还有什么吟诵一首诗的必要呢？所以，当诗人乌青再次以声势浩大的气势被关注的时候，哪怕这关注一定夹杂着讽刺、贬义和误解，那也是一项逆袭性的事件。
今年11月，继两年前“乌青诗歌”成为大众话题后，又因乌青在大理摆摊和淘宝上卖诗，而成为舆论关注的事件。“乌青体诗歌”成为一个关键词存存于这个鄙俗的时代中，这本身有值得推敲商榷的东西，但总体上这种所谓走红是建立在误解和猎奇的基础之上的。但作为诗人乌青，却可以轻松摆脱这种世俗层面上的袭击和干扰，他的态度和言行正像一位高深莫测的归隐大师股让人不可思议。而乌青的诗歌也在成为模仿和戏谑的靶子，众人狂欢般地恶搞或者质疑，不但无的放矢日还被乌青的这种创作理念和态度渐渐消解干净。
我们希望给每一年发生在文学创作的事件划上一个句号，但事实是，我们难免会在其中寻找一个个感叹号，这既是未曾事先约定的一种常见发现，也是事件本身在惊起涟漪时产生的必然规律。不是猎奇本身在驱动我们做出选择，而是这个聒噪和斑斓的时代本身，已经容不得任何严肃正经的句号了。
摘自百度百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