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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是在反复曲直、充满矛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为此，就必须解决三个带有根本性的矛盾：即理想目标与现实国情之间的矛盾；一般原理与特殊规律之间的矛盾；直接过渡道路和迂回过渡道路之间的矛盾。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就是在上述三重矛盾的突围与突破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矛盾；突围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38-03
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是列宁毕生实践活动的中心课题之一，亦是他30多年理论探索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之一。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而是在反复曲直、充满矛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三重内在矛盾：理想目标与现实国情之间的矛盾，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的崇高宏大的理想目标，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俄国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一般原理与特殊规律之间的矛盾，即因缺少实践经验而暂时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根据俄国具体实践独立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直接过渡道路和迂回过渡道路之间的矛盾，即依靠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实际上，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在其为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设想中，在不断突围和突破上述三重矛盾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重视理论思维对实践活动的先导作用，是列宁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为此，他非常注重對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总体构想。十月革命前，在缺少社会主义直接实践的历史前提下，在列宁思想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出发，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做出理论设想，二是从俄国实际出发，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当时这两种思想还很难统一起来，前一思路占据主导地位。在谈论社会主义时，他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理想目标，提出“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模式。这一初步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在上述基本点上是一致的。而列宁在没有新的亲身实践之前，在理论上只能依然遵循着这种一般原理。实践表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有相当距离，掺杂着一定的幻想或空想成分。当时列宁从理论上也看到，“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取得胜利”。[1]因为这里既没有劳动社会化的这个物质前提，也没有充分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才能把上述的矛盾统一起来，这样，才促使列宁提出迂回道路的最初设想。
这一时期，列宁设想的中间环节，是借助于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资本主义，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国家的监督。首先是借助于工人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监督，逐步过渡到直接调节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因而他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2]其次，要实行工人监督的国家就必须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从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的双重维度，初步考察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中介作用。在此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俄国走向社会的过渡措施：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强制中小企业辛迪加化；强制联合成立消费合作社等。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一个包含着双重性的复杂细胞。解剖这个细胞，可以发现后来发展演化成两种不同思路的思想萌芽。一条是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试图靠国家行政强制走直接过渡的道路，以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国家垄断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另一条思路则是立足于落后的俄国的特殊国情，寻找国家资本主义等特殊的中间环节，间接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前一条思路合乎逻辑地生长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一条思路则为新经济政策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这是列宁最初设想存在的主要矛盾。相对而言，前一条思路暂时还处于支配地位。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在国内，苏维埃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国际上，苏维埃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为新生的苏维埃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列宁非常珍惜这个用割地赔款的沉重代价换来的短暂喘息时机，着手拟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设想。
列宁的这一设想试图立足于俄国五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即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他从具体分析俄国国情入手，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国家资本主义是必须借助的重要盟友和中间环节，走迂回的渐进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列宁这一时期的设想仍然存在着没有解决好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当时还拘泥于国家垄断制的理想目标和经济模式；还企图借助国家垄断制消灭商品市场，借助于无产阶级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消费，走直接过渡的道路；没有解决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同样有根本意义的自由贸易问题。再比如，虽然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義作为中间环节的问题，但是它所服务的目标却是建立强大的国家垄断制，走上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的道路。不仅如此，这种传统理解还作为一种惰性力量，把列宁探索新道路的尝试纳入到旧的轨道上去，把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条途径，只是作为走向国家垄断制的中间阶梯加以利用。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在直接过渡和迂回过渡的这两条思路、两种因素中，直接过渡的设想稍占上风。基于此，构成了第二设想与战时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理论上的衔接点，也正是指导思想中的这个理论基础，再加上内外交困的战争环境，引出了后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与此相应的第三设想。
在走直接过渡道路的设想完全占据上风之后，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重新制定党纲，形成了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三设想。这个设想的本质特征，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制，主要表现：一是推行高度集中的全盘国有化。二是采取排斥商品市场的产品经济形式。三是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消费公社网。四是急于组织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过渡。 在这里，前两个设想试图借助中间桥梁、通过迂回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置之脑后，借助国家垄断制、直接过渡道路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当时外部客观条件来看，出路只有一条，利用手中政权，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把仅有的人力财力物力，高度集中起来，拼死一搏。再加上主观上，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程中暂时表面的成功，形成了某种政治幻觉和革命狂热，好像只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强制手段，再加上革命激情，就可以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第三设想。
实践结果是毫不留情的历史法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却不能保证在和平时期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三年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作用是主导的，但它的消极面暂时被抑制着，而当战争一结束，这种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立刻暴露无疑，而积极面则化为泡影。1921年春天，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关头，相继走来的三大危机：农民危机、工业危机和作为经济危机并发症的政治危机，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出了紧急制动的危险信号：在战争转向和平的新形势下，必须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重新探索新的道路。
列宁真正找到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在1921年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冷静地分析了失败与成功的历史经验，克服了先前在其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道路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失误，列宁的整个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理论，都发生了根本转变。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设想超越了1918年春天的设想的本质之点表现在：一是整个战略的出发点不同了。即从俄国国情出发，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不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而是先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指导下的市场，通过更加迂回间接的道路，缓慢、渐进、长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二是整个设想的计划基本点不同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一个首要因素，即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成为整个设想的基石，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首要中介和首要入口。三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1921年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和基本原则之一，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和详尽的发挥，包括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如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特殊属性、多样形式、客观必要性、存在的前提和调控方式等。四是对农民的态度有重大不同。1921年，列宁看清了在苏维埃俄国，小农商品经济浩浩荡荡，采取堵截扼杀的办法行不通，只有善于疏导，才能因势利导地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新的战略选择变成了两个联盟：通过自有贸易同小农结成联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结成聯盟。
在以上四个重大问题上，列宁汲取了新鲜的实践经验，使其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学说，实现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设想中，列宁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基本上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和现实国情、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小农国家特殊规律、迂回过渡道路和直接过渡道路的矛盾中逐渐突围出来。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设想中，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思想的三重矛盾只是基本得以突围，不能说是完全突破。直到列宁最后的沉思中，才最终领悟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列宁在其前期设想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完全突破了囿于其思想困惑的三重矛盾，完全开创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一是更富有成熟性。扬弃了前期的设想中某些从本本出發的幻想成分，匡正了某些被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传统理论，纠正了某些过于理想化的不成熟思想。比如，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使列宁进一步发现和解决了“理想道路”与“现实道路”、“直接道路”与“迂回道路”之间的独特矛盾。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取决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出发点和历史前提，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是更富有综合性。除了经济建设构想之外，还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构想；除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设想之外，还鸟瞰了当时作为整个历史背景的国际形势、民族问题等。在这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规律、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个别规律结合到一起，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大构想连成一片。列宁先前社会主义设想中包含的合理思想，几乎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和升华。
三是更富于战略性。列宁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不仅回答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要走迂回的道路，怎样走迂回的道路，而且探讨了如何沿着这条曲折的道路去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都更具有长远、更普遍、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列宁先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四个设想并不是清一色的，也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是一个曲折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列宁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起点、道路和实质的问题，做出了深沉的历史反思，提出了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新见解、新观点，突围和突破了其社会主义学说的三重矛盾，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之中向前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自我超越，也是列宁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自我超越。深入理解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会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更自觉，更稳健，更富于开拓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2.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6.
[3]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奕韵
[关键词]列宁；社会主义；矛盾；突围
[中图分类号] A8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928X（2017）09-0038-03
探索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总体构想，是列宁毕生实践活动的中心课题之一，亦是他30多年理论探索中贯穿始终的思想主线之一。列宁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不是一成不变的理论模式，而是在反复曲直、充满矛盾的实践过程中形成的，在形成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存在三重内在矛盾：理想目标与现实国情之间的矛盾，即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确立的崇高宏大的理想目标，与经济文化相当落后的俄国现实状况之间的矛盾；一般原理与特殊规律之间的矛盾，即因缺少实践经验而暂时拘泥于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与根据俄国具体实践独立探索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直接过渡道路和迂回过渡道路之间的矛盾，即依靠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与通过一系列中间环节，间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矛盾。实际上，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就在其为探索俄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设想中，在不断突围和突破上述三重矛盾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重视理论思维对实践活动的先导作用，是列宁在思想方法上的一个重要特征。为此，他非常注重對俄国社会主义发展前景的总体构想。十月革命前，在缺少社会主义直接实践的历史前提下，在列宁思想中存在着两种不同的思路，一是根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规律出发，对社会主义发展前景做出理论设想，二是从俄国实际出发，探索走向社会主义的特殊道路。当时这两种思想还很难统一起来，前一思路占据主导地位。在谈论社会主义时，他依据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和理想目标，提出“全民的国家的‘辛迪加’”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理想模式。这一初步设想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以西欧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蓝本，提出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一般设想，在上述基本点上是一致的。而列宁在没有新的亲身实践之前，在理论上只能依然遵循着这种一般原理。实践表明，在俄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这种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生产和分配的理想模式，与现实有相当距离，掺杂着一定的幻想或空想成分。当时列宁从理论上也看到，“俄国是一个农民国家，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之一，在这个国家里，社会主义不可能立刻取得胜利”。[1]因为这里既没有劳动社会化的这个物质前提，也没有充分发达的国家垄断资本主义。需要一些中间环节，才能把上述的矛盾统一起来，这样，才促使列宁提出迂回道路的最初设想。
这一时期，列宁设想的中间环节，是借助于革命民主国家下面的国家资本主义，对生产和分配实行工人国家的监督。首先是借助于工人国家对生产和消费的监督，逐步过渡到直接调节生产和分配的社会主义，因而他说：“我们的直接任务并不是‘实行’社会主义，而只是立刻过渡到由工人代表苏维埃监督社会的产品生产和分配。”[2]其次，要实行工人监督的国家就必须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列宁从世界历史和俄国历史的双重维度，初步考察了国家资本主义在走向社会主义道路中的历史中介作用。在此思想理论的指导下，列宁提出了一系列俄国走向社会的过渡措施：把一切银行和资本家的辛迪加收归国有；强制中小企业辛迪加化；强制联合成立消费合作社等。
十月革命前，列宁对社会主义的设想是一个包含着双重性的复杂细胞。解剖这个细胞，可以发现后来发展演化成两种不同思路的思想萌芽。一条是囿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一般原理，试图靠国家行政强制走直接过渡的道路，以排斥商品货币关系的国家垄断制作为社会主义的经济模式。另一条思路则是立足于落后的俄国的特殊国情，寻找国家资本主义等特殊的中间环节，间接迂回过渡到社会主义。前一条思路合乎逻辑地生长出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后一条思路则为新经济政策做了重要的理论铺垫。这是列宁最初设想存在的主要矛盾。相对而言，前一条思路暂时还处于支配地位。
十月武装起义胜利后，苏维埃政权面临严峻的政治和军事形势。在国内，苏维埃政权有被颠覆的危险。国际上，苏维埃同德国签订了布列斯特和约，为新生的苏维埃赢得了暂时的和平。列宁非常珍惜这个用割地赔款的沉重代价换来的短暂喘息时机，着手拟定一个新的社会主义道路的总体设想。
列宁的这一设想试图立足于俄国五层阶梯式的经济结构，即宗法式经济、小商品生产、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主义经济。他从具体分析俄国国情入手，认为在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上，国家资本主义是必须借助的重要盟友和中间环节，走迂回的渐进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然而，列宁这一时期的设想仍然存在着没有解决好的内在矛盾，表现在：当时还拘泥于国家垄断制的理想目标和经济模式；还企图借助国家垄断制消灭商品市场，借助于无产阶级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消费，走直接过渡的道路；没有解决对国家资本主义和小商品生产同样有根本意义的自由贸易问题。再比如，虽然提出了利用国家资本主義作为中间环节的问题，但是它所服务的目标却是建立强大的国家垄断制，走上国家直接组织生产和分配的道路。不仅如此，这种传统理解还作为一种惰性力量，把列宁探索新道路的尝试纳入到旧的轨道上去，把借助于国家资本主义这条途径，只是作为走向国家垄断制的中间阶梯加以利用。所以在这一阶段中，在直接过渡和迂回过渡的这两条思路、两种因素中，直接过渡的设想稍占上风。基于此，构成了第二设想与战时共产主义在历史上理论上的衔接点，也正是指导思想中的这个理论基础，再加上内外交困的战争环境，引出了后来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以及与此相应的第三设想。
在走直接过渡道路的设想完全占据上风之后，1919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重新制定党纲，形成了列宁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第三设想。这个设想的本质特征，是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制，主要表现：一是推行高度集中的全盘国有化。二是采取排斥商品市场的产品经济形式。三是建立由国家直接控制的消费公社网。四是急于组织向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农业过渡。 在这里，前两个设想试图借助中间桥梁、通过迂回道路走向社会主义的思想认识基本上被置之脑后，借助国家垄断制、直接过渡道路的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当时外部客观条件来看，出路只有一条，利用手中政权，建立战时经济体制，把仅有的人力财力物力，高度集中起来，拼死一搏。再加上主观上，包括列宁在内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面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过程中暂时表面的成功，形成了某种政治幻觉和革命狂热，好像只要借助国家政权的强制手段，再加上革命激情，就可以在一个小农国家里直接走上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这种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结合在一起，形成了战时共产主义时期的第三设想。
实践结果是毫不留情的历史法官，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保证了战争的胜利，却不能保证在和平时期使社会主义建设走上正轨。三年内战时期，战时共产主义的经济作用是主导的，但它的消极面暂时被抑制着，而当战争一结束，这种集权体制的种种弊端立刻暴露无疑，而积极面则化为泡影。1921年春天，在从战争到和平的转变关头，相继走来的三大危机：农民危机、工业危机和作为经济危机并发症的政治危机，向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发出了紧急制动的危险信号：在战争转向和平的新形势下，必须立即终止战时共产主义政策，重新探索新的道路。
列宁真正找到苏维埃俄国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是在1921年后的新经济政策时期。在这一时期，列宁冷静地分析了失败与成功的历史经验，克服了先前在其社会主义理论中存在的内在矛盾，纠正了战时共产主义道路在指导思想上的重大失误，列宁的整个经济理论、社会主义理论，都发生了根本转变。
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设想超越了1918年春天的设想的本质之点表现在：一是整个战略的出发点不同了。即从俄国国情出发，在一个小农国家里，不用简捷、迅速、直接的办法实行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的原则，而是先退却到国家资本主义，再退却到国家指导下的市场，通过更加迂回间接的道路，缓慢、渐进、长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建设之路。二是整个设想的计划基本点不同了。新经济政策提出一个首要因素，即有计划地利用商品货币，成为整个设想的基石，成为走向社会主义的首要中介和首要入口。三是对国家资本主义的理解不同。1921年利用国家资本主义成了新经济政策的主要因素和基本原则之一，得到了系统的研究和详尽的发挥，包括了一系列重大课题：如无产阶级国家中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本质、特殊属性、多样形式、客观必要性、存在的前提和调控方式等。四是对农民的态度有重大不同。1921年，列宁看清了在苏维埃俄国，小农商品经济浩浩荡荡，采取堵截扼杀的办法行不通，只有善于疏导，才能因势利导地把农民引向社会主义道路，新的战略选择变成了两个联盟：通过自有贸易同小农结成联盟；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同资本主义结成聯盟。
在以上四个重大问题上，列宁汲取了新鲜的实践经验，使其社会主义学说，尤其是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学说，实现了从不成熟到成熟的发展过程。在新经济政策时期的设想中，列宁以新颖独特的方式，基本上从社会主义理想目标和现实国情、科学社会主义一般原理与小农国家特殊规律、迂回过渡道路和直接过渡道路的矛盾中逐渐突围出来。
在新经济政策初期的设想中，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思想的三重矛盾只是基本得以突围，不能说是完全突破。直到列宁最后的沉思中，才最终领悟到，“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3]列宁在其前期设想的基础上，从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中完全突破了囿于其思想困惑的三重矛盾，完全开创出一条走向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
一是更富有成熟性。扬弃了前期的设想中某些从本本出發的幻想成分，匡正了某些被社会实践证明是过时的传统理论，纠正了某些过于理想化的不成熟思想。比如，对社会主义道路的反思，使列宁进一步发现和解决了“理想道路”与“现实道路”、“直接道路”与“迂回道路”之间的独特矛盾。选择什么样的社会主义道路，主要取决于走向社会主义道路的历史出发点和历史前提，特别是社会经济结构和社会文明程度。
二是更富有综合性。除了经济建设构想之外，还有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的构想；除了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设想之外，还鸟瞰了当时作为整个历史背景的国际形势、民族问题等。在这里，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一般规律、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特殊规律、苏维埃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个别规律结合到一起，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大构想连成一片。列宁先前社会主义设想中包含的合理思想，几乎都在这里得到了体现和升华。
三是更富于战略性。列宁在其最后的著作中不仅回答了苏维埃俄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为什么要走迂回的道路，怎样走迂回的道路，而且探讨了如何沿着这条曲折的道路去建成社会主义的问题，这些都更具有长远、更普遍、更具有全局性的战略意义。
综上所述，列宁先后提出的社会主义学说的四个设想并不是清一色的，也不是直线式发展的，而是一个曲折螺旋式的发展过程。列宁对于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起点、道路和实质的问题，做出了深沉的历史反思，提出了不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传统理论的新见解、新观点，突围和突破了其社会主义学说的三重矛盾，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之中向前推进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重大自我超越，也是列宁思想发展中的重大自我超越。深入理解列宁的社会主义学说，会使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前进更自觉，更稳健，更富于开拓创新精神。
参考文献
[1]列宁全集：第29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5：442.
[2]列宁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4-16.
[3]列宁最后的书信和文章[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01：33.
作者系中共上海市青浦区委党校副教授
责任编辑：周奕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