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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公姓姬名旦。周文王第四子，周武王同母弟。因采邑在周，故称“周公”。武王于灭商第四年上病逝，他的儿子姬诵嗣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周公摄政，平定“三监”叛乱，营建东都，分封诸侯，制礼作乐，在巩固和发展周王朝的统治上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周公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大。
商代是一个鬼神统治下的社会，帝是最高的神祗，支配着自然界的风、云、雷、雨等等，又主宰着芸芸众生，能给人以福佑，也会降灾于人间帝之下，有众多的神灵，日、月、山、川、风、云、雨、雪、鸟、虫等等，无一非神；已经作古的先祖先妣，也一一成神，且往往与自然界的神祗台二为一。天地之间，鬼神为大，人只能向他们乞求。故此，商代祭祀繁多，人们从甲骨文整理出来的祭祀名目就有一百多种。欲做什么事，事先也得占卜，看看是否得到鬼神的允准。沟通人与神的巫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不仅仅从事巫术，还涉足政治；官吏也都兼通巫术，巫与官是二而一的。商王则被目为“群巫之长”，商王本人也兼通巫术，往往身体力行之。
大变革发生在商、周之际。
武王灭商的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046年。第四年，武王病逝，他的儿子姬诵嗣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摄政。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认为：“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他们从夏商的兴衰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天命无常，必须注重人的力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国家大政方针从事神转向治人。孔子在谈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以后，又对周人的统治思想作了如此评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到西周，鬼神被摆在了冷板凳上，人不再是鬼神恭顺的婢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人的第一次被发现。
周初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是周礼。周礼的种类、名目众多，向有“三百”、“三千”之说。邹昌林先生从《仪礼》、《周礼》、《礼记)中检索出约90项礼仪((中国古礼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周公乃周礼的制订者。周礼是孔子最推崇的一代礼制。
那么，周礼是一种什么样的礼?
一般认为，它是在周初确立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范、仪节。也有人不满于这一定义，提出己见：“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恕笔者直言：这些定义皆未切义。
礼有“本”和“文”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是礼的内在特质；“文”指揖让周旋的仪式和用来行礼的各种器物，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礼的内在特质有二，神秘性和伦理h生。
在古代，人统治久的世界被歪曲成神统治人的世界。礼最初的作用，是事神以祈福祛灾。《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求福也。”甲骨文里面，礼写作二玉在器之形，象征人向神灵有所奉献。殷代统治者以“率民以事神”为职责，礼就是沟通人、神的仪式。
1917年9月，王国维曾写了一篇关于商周之际变革的文字。起初，他将这篇文字命名为《殷周论》，又在旁边写了第二个题目《殷周文化论》，后又拟题为《殷周制度不同论》，最后定名为《殷周制度论》。这几个题目反映了他研究的重点的变化。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尽管这些文字带有某些政治色彩，但是他论证的商周之际的变革，已成不易之论。就礼而论，商周之际的一个最大的变革是从事奉鬼神的手段转变为强化伦理的工具。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在周礼中，伦理成为礼的基石。
殷亡周兴，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汲取了夏、商的教训，开始注重人的力量，形成了既
“敬天”又“保民”的统治思想。在周礼中，伦理性与神秘性并重。这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内容。
礼的内在特质——神秘性和伦理性是借助揖让周旋的仪式和各种器物而得以表达的。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礼乐志》说：孝慈、友梯、忠信这些伦理道德，必依凭于居处、动作、衣服和饮食。可谓语中的。任何一种礼都要借助
种特定的仪式和器物来表达其内涵，礼之义寓于礼之仪、器中。离开了礼仪与礼器，礼的内涵便无从表达。
与求诸内心的礼的内在特质不同，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等级性，从揖让周旋的仪式到舆服、器皿、建筑等各种礼物，无不讲求贵贱之等，尊卑之别。这便是所谓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
深为孔子所礼赞的同礼，实即以神秘性、伦理性为内在特质，以揖让周旋的仪式和器物上的等级区分为外在表现形式。
西周以礼治天下，有两个意思：其一，礼是治国理民的原则、纲领，其二，礼涵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便是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所谓“凡民之事，一出于礼”也就是寓政于礼，藉礼行政。在原始社会，一些重大事情都借助传统习俗来办理，在形式上，周礼依然沿用了这种方式，把国家大政方针寓于礼之中，重大事情都借助从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礼来实施。因此，各项礼仪大都具有政治、军事、法令、教育等职能。对此，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一书中有精深的研究。
周礼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有巨大的影响。
且让我们从“文化”的定义谈起。
何谓“文化”?众说纷纭，国内一般将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在古汉语中，“文化”一词是与“武功”相对而言的，与“文治”同义，指以“文”来教化、治理天下。汉代文化名人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么，“文”者，何也?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周易正义·象传》说：“《诗》、《书》、礼、乐之谓。”汉语“文化”一词的含义是用《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诗》、《书》、礼、乐的核心是礼。因此，“文化”、“文治”与“礼教”、“礼治”同义。
在英语中，“文化”一词写作Culture。它源自拉丁文Cultura。而拉丁文的Cultura一词系由Cultus演化而来。Cultus的涵义是：
A 为敬神而耕作。
B 为生计而耕作。
中国的“文化”注重精神教化，西方的Cultus强调物质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规定，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
这种规定自周礼始。
正因为如此，周公被尊为“元圣”，即中国历史上第一圣。吴国桢先生在《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D06年版)一书中，誉周公为“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者”。吴先生说的“传统”是指“先秦历史留下的中国传统”。周公不仅集此一历史时期文化之大成，且影响以后二三千年中国文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
周公对中国传统文化影响至大。
商代是一个鬼神统治下的社会，帝是最高的神祗，支配着自然界的风、云、雷、雨等等，又主宰着芸芸众生，能给人以福佑，也会降灾于人间帝之下，有众多的神灵，日、月、山、川、风、云、雨、雪、鸟、虫等等，无一非神；已经作古的先祖先妣，也一一成神，且往往与自然界的神祗台二为一。天地之间，鬼神为大，人只能向他们乞求。故此，商代祭祀繁多，人们从甲骨文整理出来的祭祀名目就有一百多种。欲做什么事，事先也得占卜，看看是否得到鬼神的允准。沟通人与神的巫享有崇高的地位，他们不仅仅从事巫术，还涉足政治；官吏也都兼通巫术，巫与官是二而一的。商王则被目为“群巫之长”，商王本人也兼通巫术，往往身体力行之。
大变革发生在商、周之际。
武王灭商的年代历来有多种说法，2000年11月9日，“夏商周断代工程”课题组公布了他们的最新研究成果《夏商周年表》，把武王灭商的年代定于公元前1046年。第四年，武王病逝，他的儿子姬诵嗣位，是为成王。成王年幼，由其叔父周公摄政。以周公为代表的统治者认为：“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他们从夏商的兴衰中总结出来的一条最重要的经验教训是天命无常，必须注重人的力量：“民之所欲，天必从之。”(《尚书·泰誓》)国家大政方针从事神转向治人。孔子在谈了“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以后，又对周人的统治思想作了如此评说：“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礼记·表记》)到西周，鬼神被摆在了冷板凳上，人不再是鬼神恭顺的婢女。可以说，在中国历史上，这是人的第一次被发现。
周初制度建设最重要的成果是周礼。周礼的种类、名目众多，向有“三百”、“三千”之说。邹昌林先生从《仪礼》、《周礼》、《礼记)中检索出约90项礼仪((中国古礼研究>，文津出版社1992年版)。周公乃周礼的制订者。周礼是孔子最推崇的一代礼制。
那么，周礼是一种什么样的礼?
一般认为，它是在周初确立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范、仪节。也有人不满于这一定义，提出己见：“它的一个基本特征，是原始巫术礼仪基础上的晚期氏族统治体系的规范化和系统化。”(《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恕笔者直言：这些定义皆未切义。
礼有“本”和“文”两个方面的内容，“本”指礼的精神和原则，是礼的内在特质；“文”指揖让周旋的仪式和用来行礼的各种器物，乃礼的外在表现形式。
礼的内在特质有二，神秘性和伦理h生。
在古代，人统治久的世界被歪曲成神统治人的世界。礼最初的作用，是事神以祈福祛灾。《说文》：“礼，履也，所以事神求福也。”甲骨文里面，礼写作二玉在器之形，象征人向神灵有所奉献。殷代统治者以“率民以事神”为职责，礼就是沟通人、神的仪式。
1917年9月，王国维曾写了一篇关于商周之际变革的文字。起初，他将这篇文字命名为《殷周论》，又在旁边写了第二个题目《殷周文化论》，后又拟题为《殷周制度不同论》，最后定名为《殷周制度论》。这几个题目反映了他研究的重点的变化。王国维认为：“中国政治与文化之变革，莫剧于殷周之际。”尽管这些文字带有某些政治色彩，但是他论证的商周之际的变革，已成不易之论。就礼而论，商周之际的一个最大的变革是从事奉鬼神的手段转变为强化伦理的工具。王国维说：“周之制度典礼，实皆为道德而设。”在周礼中，伦理成为礼的基石。
殷亡周兴，以周公旦为代表的周初统治者汲取了夏、商的教训，开始注重人的力量，形成了既
“敬天”又“保民”的统治思想。在周礼中，伦理性与神秘性并重。这是为儒家所称道的周公“制礼作乐”的主要内容。
礼的内在特质——神秘性和伦理性是借助揖让周旋的仪式和各种器物而得以表达的。欧阳修主持编修的《新唐书·礼乐志》说：孝慈、友梯、忠信这些伦理道德，必依凭于居处、动作、衣服和饮食。可谓语中的。任何一种礼都要借助
种特定的仪式和器物来表达其内涵，礼之义寓于礼之仪、器中。离开了礼仪与礼器，礼的内涵便无从表达。
与求诸内心的礼的内在特质不同，礼的外在表现形式具有等级性，从揖让周旋的仪式到舆服、器皿、建筑等各种礼物，无不讲求贵贱之等，尊卑之别。这便是所谓的“名位不同，礼亦异数。”(《左传》庄公十八年)
深为孔子所礼赞的同礼，实即以神秘性、伦理性为内在特质，以揖让周旋的仪式和器物上的等级区分为外在表现形式。
西周以礼治天下，有两个意思：其一，礼是治国理民的原则、纲领，其二，礼涵盖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这便是欧阳修《新唐书·礼乐志)。所谓“凡民之事，一出于礼”也就是寓政于礼，藉礼行政。在原始社会，一些重大事情都借助传统习俗来办理，在形式上，周礼依然沿用了这种方式，把国家大政方针寓于礼之中，重大事情都借助从原始习俗演变而来的礼来实施。因此，各项礼仪大都具有政治、军事、法令、教育等职能。对此，杨宽先生在《古史新探》一书中有精深的研究。
周礼的形成对中国传统文化、中国人有巨大的影响。
且让我们从“文化”的定义谈起。
何谓“文化”?众说纷纭，国内一般将文化分为广义与狭义两方面。广义的文化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文化。狭义的文化仅指人类创造的精神文化。在古汉语中，“文化”一词是与“武功”相对而言的，与“文治”同义，指以“文”来教化、治理天下。汉代文化名人刘向《说苑·指武》：“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那么，“文”者，何也?唐代经学大家孔颖达《周易正义·象传》说：“《诗》、《书》、礼、乐之谓。”汉语“文化”一词的含义是用《诗》、《书》、礼、乐来教化天下。《诗》、《书》、礼、乐的核心是礼。因此，“文化”、“文治”与“礼教”、“礼治”同义。
在英语中，“文化”一词写作Culture。它源自拉丁文Cultura。而拉丁文的Cultura一词系由Cultus演化而来。Cultus的涵义是：
A 为敬神而耕作。
B 为生计而耕作。
中国的“文化”注重精神教化，西方的Cultus强调物质发展。
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规定，就是道德的自我完善。
这种规定自周礼始。
正因为如此，周公被尊为“元圣”，即中国历史上第一圣。吴国桢先生在《中国的传统》(东方出版社2D06年版)一书中，誉周公为“集传统文化之大成者”。吴先生说的“传统”是指“先秦历史留下的中国传统”。周公不仅集此一历史时期文化之大成，且影响以后二三千年中国文化，是一位继往开来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