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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我想，我要感谢每一位“70后”作家，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才有了这样一部书。
那已经是十年前了，刚刚博士毕业，我开始做当代文学批评。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认识那些新作家和新作品。我希望“空着双手进入”，不依靠推荐和向导。“我很高兴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这是约翰逊博士为普通读者下的定义，第一次读到，我就被那个“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命名击中。
在当年，对渴望成为“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青年批评家而言，关注同代作家是进入文学现场的必要工作之一。因此，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翻阅文学期刊，翻阅刊登文学作品的都市报纸，翻阅以书代刊的新锐杂志，成为我文学批评工作的一部分。在其后几年时间里，我也有意寻找那些当代文学的新鲜面孔：一个一个辨认，写下密密麻麻的阅读笔记，也写下最初的惊异、惊喜、感慨，或者，失望。
每一位作家都是新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刚刚出炉的。要怎样判断这部作品的价值；要怎样判定这部小说的艺术品质；应该怎样理解这位作家的艺术追求；他的写作道路是怎样的；他以前是否受到过关注；要如何理解这位作家的受关注或受冷落；前一年他写了什么，下一年他又写过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的电脑里，建立了许多以“70后”作家命名的文件夹，几年下来的追踪记录，已然变成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年谱。那是被好奇心鼓动的阅读旅程。那些被辨认出来的作家作品、那些不经意间形成的庞杂文学记录，是构成这部“‘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的重要素材。
2
多年的文学研究工作逐渐使我意识到，作为文学批评从业者，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新作家画下最初的文学形象是我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要寻找新作品里那些潜藏着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并进行阐释；我要尽可能给一位新作家最初的、最为合适的理解和定位；我要以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态度来理解他们。当然，我深知，我的批评出自同时代人的视角，属于同时代人的批评。在此书中，我记下的是十年来这些作家如何以文学立身，如何一步步成为当代文学中坚力量的创作历程。
每一篇文字都非迅速写就，它们经历了长时间的观察、沉淀。尽管有的文字是10000字，有的只有短短的3000字。大部分作家论的写作时间都跨越多年，比如路内论。2008年，我曾经写下《少年巴比伦》带给读者的惊喜，也写下自己的好奇：“十年之后，路内的路是怎样的，他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之后几年，我读到《追随她的旅程》，读到《云中人》，也读到《花街往事》……直至八年后《慈悲》出版，这篇作家论才得以完成。
另有一些作家，我写了两次，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变化极为明显，而我以前的看法已经不能概括。关于冯唐的是《这一个青春黑暗又明亮》（2009）和《与时间博弈》（2013）；关于徐则臣的是《使沉默者言说》（2008）和《重构人与城的想象》（2013）；关于鲁敏的是《不规矩的叙述人》（2008）和《穿越岁月的重重迷雾》（2009）；关于葛亮的是《对日常声音的着迷》（2014）和《以柔韧的方式，复活先辈生活的尊严》（2016）；关于李修文的是《多情者李修文》（2009）和《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2017）……在章节排列上，我选择将其中一篇文字附录在作家论之后，以呈现我对这位作家的全面理解。当然，还有几位作家，十年来我一直在读他，一直想写，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切入点，于是，有关他的理解只能在我的文档里，等待来日完成。
3
现在，提“70后”已经有点儿不合时宜，我知道。事实上，我也认为，文学现场中的代际命名不过是权宜，它们很快便会失效。但是，我依然决定将这些文字以一种代际命名的方式出版，因为它的确曾经是过去十年来的一种文学身份共同体指认。
“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桑塔格说。我喜欢这句话。世界上所有写作都是刻舟求剑。——时间早已走远，而我们还在这里写着当年。诗歌、小说、电影、评论，莫不如此。这是写作者的宿命，我们能做的，是静静地写下我们所能写的那部分。
时光是什么呢？时光是淬煉者，它锻造我们每个人，并把痕迹重重打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作品中。每一部作品都是写作者灵魂的拓印，每一部作品都代表写作者的尊严。多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的不知变通。当然，我也越来越变得谨慎。——我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判断负责，要庄重、严肃、不轻慢。我在评论里刻下我的爱和悲喜。即使这认真有几分笨拙与可笑，即使这些文字的读者寥寥无几。
我想，今天，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持续写作的意义了，因为，“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路”（阿伦特语）。也许，我们并不是幸运的一代，但是，那些曾经用心写下的文字依然会在某一时刻闪光，它会向每一个读到的人证明：在此时此地，有过一些严肃的写作者，他们认真地写过，认真地活过，从来没有因为困难放弃过。约翰·契弗说：“唯有文学能持续地清晰地记录我们力争卓越的过程。”是的，本书中每一篇或长或短的文字里，记下的都是我和我们这代人的文学生活，其中包含我们挣脱“泥泞”的渴望，也包含我们向着文学星空拔地而起的努力。
4
此书名为《众声独语》。首先，它是关于“众声”之书，书中收录了二十多位“70后”作家的声音，范围跨越海峡两岸，也跨越文体边界。我希望尽可能不遗漏那些低微的、边缘的、偏僻的声音，那有可能是被我们时代忽略的、最有力量的声音。事实上，此书中写到的一些作家，廖一梅、余秀华、绿妖以及来自台湾的甘耀明、来自澳门的太皮并不是我们常常谈起的作家，却是我喜爱和珍视的同行。因此，无论篇幅长短，我都将每一位作家单独列出，尽可能呈现他们最独特的那一面。这也意味着这本书的趣味芜杂、多元、广博，它致力于呈现作家们文学追求的“差异”而非“相同”。在这里，“众声”意味着声音的高低起伏、嘈杂多样，而非众人一腔，或众人同奏一曲。
“独语”则来自书中《先锋气质与诗意生活》一节。“它们不是高亢的，响亮的，它们是由人心深处发出的。这种低弱的、发自肺腑的声音与高声的喧哗，构成一种强烈的比照关系、对抗关系。” 我喜欢“独语”。在我心里，它是一个人的兀自低语，是一个人的秉烛夜游，也是一个人的逆水行舟……是的，喧哗浮世，倔强的独语者们各说各话，各有所思，各有所异，此为文学最具意义之所在。
5
今天，文学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如此，文学也从来不该自认是小圈子的事情。它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应该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事实上，中国新文学向来就有与大众传媒密切互动的传统。这是我对文学与传媒关系一以贯之的理解，也是我十年来一直为报纸撰写专栏或书评的重要动力。我希望尽可能地拓展文学批评的平台，尽可能使新作家获得更广范围的认同。因此，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选择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网”、“腾讯网”、《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信息时报》等大众媒体上发表。当然，这些文字近年来也在微信上流传。
值得安慰的是，今日读来，我对大部分“70后”作家作品的理解依然未变；而书中关于“70后”研究的两篇综论及魏微、冯唐、鲁敏、徐则臣、张楚、李修文、葛亮等人的作家论也已经成为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献。
我想，我要感谢每一位“70后”作家，因为读了他们的作品，才有了这样一部书。
那已经是十年前了，刚刚博士毕业，我开始做当代文学批评。我希望以自己的方式进入文学现场，认识那些新作家和新作品。我希望“空着双手进入”，不依靠推荐和向导。“我很高兴与普通读者产生共鸣，因为在所有那些高雅微妙、学究教条之后，一切诗人的荣誉最终要由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常识来决定。”这是约翰逊博士为普通读者下的定义，第一次读到，我就被那个“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命名击中。
在当年，对渴望成为“未受文学偏见腐蚀的读者”的青年批评家而言，关注同代作家是进入文学现场的必要工作之一。因此，从2007年下半年开始，翻阅文学期刊，翻阅刊登文学作品的都市报纸，翻阅以书代刊的新锐杂志，成为我文学批评工作的一部分。在其后几年时间里，我也有意寻找那些当代文学的新鲜面孔：一个一个辨认，写下密密麻麻的阅读笔记，也写下最初的惊异、惊喜、感慨，或者，失望。
每一位作家都是新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刚刚出炉的。要怎样判断这部作品的价值；要怎样判定这部小说的艺术品质；应该怎样理解这位作家的艺术追求；他的写作道路是怎样的；他以前是否受到过关注；要如何理解这位作家的受关注或受冷落；前一年他写了什么，下一年他又写过什么……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在我的电脑里，建立了许多以“70后”作家命名的文件夹，几年下来的追踪记录，已然变成了他们最初的文学年谱。那是被好奇心鼓动的阅读旅程。那些被辨认出来的作家作品、那些不经意间形成的庞杂文学记录，是构成这部“‘70后’一代人的文学图谱”的重要素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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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的文学研究工作逐渐使我意识到，作为文学批评从业者，以自己的方式为那些新作家画下最初的文学形象是我工作的题中应有之义：我要寻找新作品里那些潜藏着的、正在萌芽的艺术品质并进行阐释；我要尽可能给一位新作家最初的、最为合适的理解和定位；我要以与作家一起成长的态度来理解他们。当然，我深知，我的批评出自同时代人的视角，属于同时代人的批评。在此书中，我记下的是十年来这些作家如何以文学立身，如何一步步成为当代文学中坚力量的创作历程。
每一篇文字都非迅速写就，它们经历了长时间的观察、沉淀。尽管有的文字是10000字，有的只有短短的3000字。大部分作家论的写作时间都跨越多年，比如路内论。2008年，我曾经写下《少年巴比伦》带给读者的惊喜，也写下自己的好奇：“十年之后，路内的路是怎样的，他会写出什么样的作品？”之后几年，我读到《追随她的旅程》，读到《云中人》，也读到《花街往事》……直至八年后《慈悲》出版，这篇作家论才得以完成。
另有一些作家，我写了两次，因为这些作家的创作变化极为明显，而我以前的看法已经不能概括。关于冯唐的是《这一个青春黑暗又明亮》（2009）和《与时间博弈》（2013）；关于徐则臣的是《使沉默者言说》（2008）和《重构人与城的想象》（2013）；关于鲁敏的是《不规矩的叙述人》（2008）和《穿越岁月的重重迷雾》（2009）；关于葛亮的是《对日常声音的着迷》（2014）和《以柔韧的方式，复活先辈生活的尊严》（2016）；关于李修文的是《多情者李修文》（2009）和《和“无穷的远方”“无数的人们”在一起》（2017）……在章节排列上，我选择将其中一篇文字附录在作家论之后，以呈现我对这位作家的全面理解。当然，还有几位作家，十年来我一直在读他，一直想写，却苦于找不到恰当的切入点，于是，有关他的理解只能在我的文档里，等待来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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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提“70后”已经有点儿不合时宜，我知道。事实上，我也认为，文学现场中的代际命名不过是权宜，它们很快便会失效。但是，我依然决定将这些文字以一种代际命名的方式出版，因为它的确曾经是过去十年来的一种文学身份共同体指认。
“所有写作都是一种纪念。”桑塔格说。我喜欢这句话。世界上所有写作都是刻舟求剑。——时间早已走远，而我们还在这里写着当年。诗歌、小说、电影、评论，莫不如此。这是写作者的宿命，我们能做的，是静静地写下我们所能写的那部分。
时光是什么呢？时光是淬煉者，它锻造我们每个人，并把痕迹重重打在我们的脸上、我们的身体里、我们的作品中。每一部作品都是写作者灵魂的拓印，每一部作品都代表写作者的尊严。多年的文学批评工作使我越来越认识到自己的局限性，意识到自己的不知变通。当然，我也越来越变得谨慎。——我要对自己的每一个字、每一个判断负责，要庄重、严肃、不轻慢。我在评论里刻下我的爱和悲喜。即使这认真有几分笨拙与可笑，即使这些文字的读者寥寥无几。
我想，今天，我们这一代写作者比任何时候都意识到持续写作的意义了，因为，“每一代人都必须重新发现和开辟自己的路”（阿伦特语）。也许，我们并不是幸运的一代，但是，那些曾经用心写下的文字依然会在某一时刻闪光，它会向每一个读到的人证明：在此时此地，有过一些严肃的写作者，他们认真地写过，认真地活过，从来没有因为困难放弃过。约翰·契弗说：“唯有文学能持续地清晰地记录我们力争卓越的过程。”是的，本书中每一篇或长或短的文字里，记下的都是我和我们这代人的文学生活，其中包含我们挣脱“泥泞”的渴望，也包含我们向着文学星空拔地而起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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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书名为《众声独语》。首先，它是关于“众声”之书，书中收录了二十多位“70后”作家的声音，范围跨越海峡两岸，也跨越文体边界。我希望尽可能不遗漏那些低微的、边缘的、偏僻的声音，那有可能是被我们时代忽略的、最有力量的声音。事实上，此书中写到的一些作家，廖一梅、余秀华、绿妖以及来自台湾的甘耀明、来自澳门的太皮并不是我们常常谈起的作家，却是我喜爱和珍视的同行。因此，无论篇幅长短，我都将每一位作家单独列出，尽可能呈现他们最独特的那一面。这也意味着这本书的趣味芜杂、多元、广博，它致力于呈现作家们文学追求的“差异”而非“相同”。在这里，“众声”意味着声音的高低起伏、嘈杂多样，而非众人一腔，或众人同奏一曲。
“独语”则来自书中《先锋气质与诗意生活》一节。“它们不是高亢的，响亮的，它们是由人心深处发出的。这种低弱的、发自肺腑的声音与高声的喧哗，构成一种强烈的比照关系、对抗关系。” 我喜欢“独语”。在我心里，它是一个人的兀自低语，是一个人的秉烛夜游，也是一个人的逆水行舟……是的，喧哗浮世，倔强的独语者们各说各话，各有所思，各有所异，此为文学最具意义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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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文学式微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即便如此，文学也从来不该自认是小圈子的事情。它是我们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它应该与我们的社会生活血肉相连。事实上，中国新文学向来就有与大众传媒密切互动的传统。这是我对文学与传媒关系一以贯之的理解，也是我十年来一直为报纸撰写专栏或书评的重要动力。我希望尽可能地拓展文学批评的平台，尽可能使新作家获得更广范围的认同。因此，书中的大部分文字都选择在《新京报》、《南方都市报》、“澎湃网”、“腾讯网”、《北京日报》、《北京青年报》、《信息时报》等大众媒体上发表。当然，这些文字近年来也在微信上流传。
值得安慰的是，今日读来，我对大部分“70后”作家作品的理解依然未变；而书中关于“70后”研究的两篇综论及魏微、冯唐、鲁敏、徐则臣、张楚、李修文、葛亮等人的作家论也已经成为相关研究的基础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