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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早就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贵妃》。
1921年春，鲁迅已将长篇小说《杨贵妃》的提纲拟定，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唐玄宗授意军士杀死杨贵妃结束。全稿20余万字，分18个章节。
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至友许寿裳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
1924年7月，鲁迅专门去临潼、华清宫故址做实地考察，希望获得些感性材料。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下来。
1934年11月1日，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成。”鲁迅所说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就是他计划写的《杨贵妃》。
杨贵妃缘何引起鲁迅巨大兴趣，以至于要为她写长篇小说？
我们知道，鲁迅反对封建，同情妇女，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为弱女子伸张正义，为妇女解放呐喊。鲁迅通过这些妇女的悲惨遭遇，为她们鸣不平。他说：“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鲁迅大胆地替妇女说话，甚至替杨贵妃、妲己、褒姒翻案，指出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胡言。鲁迅要为古代妇女中被诬蔑损害的替罪羊辩护，因此他想以杨贵妃的形象来展示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纠正颠倒和歪曲了的历史。
在《运命》一文中，鲁迅说：“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皇帝为所欲为，祸国殃民，最终其罪责由女人担当。所以，鲁迅怀着义愤为妇女讲话，并选中杨贵妃这个典型。
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里，鲁迅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在《阿金》一文里，鲁迅进一步指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兴邦也好，亡国也好，一二女子无此“大力量”，谁实际掌握统治权，谁就该负全责。
因此，鲁迅想写《杨贵妃》，就是要塑造一个与“古老话”完全对立的妇女形象，揭示逍遥的唐玄宗误国致乱之责，寄深沉的同情于杨贵妃，还杨贵妃灵魂的原色和人格的尊严，从而彻底清算女人“禍水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长篇小说《杨贵妃》最终胎死腹中，未能如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但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说出了原本要在小说中想说的话，杨贵妃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选自《文史博览》
1921年春，鲁迅已将长篇小说《杨贵妃》的提纲拟定，内容也构思好了，是从安禄山与杨玉环在长生殿上一见如故开始，至唐玄宗授意军士杀死杨贵妃结束。全稿20余万字，分18个章节。
当时郁达夫听了概述后，对鲁迅的至友许寿裳说：“周先生大作的故事情节，安排得妙不可言，若再以他生花之笔写出，肯定能为我国小说界辟一生面。”
1924年7月，鲁迅专门去临潼、华清宫故址做实地考察，希望获得些感性材料。可是，当时鲁迅正应聘在北京大学、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授课；其小说《阿Q正传》又在《晨报·副刊》连载，必须逐段加工、修改；再加之《呐喊》一书亟待付印，“诸多事宜缠身”，便只好将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搁置下来。
1934年11月1日，鲁迅在致山本初枝的信中说：“五六年前我为了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去过长安。到那里一看，想不到连天空都不像唐朝的天空，费尽心机用幻想描绘出的计划完全打破了，至今一个字也未能写成。”鲁迅所说写关于唐朝的小说，就是他计划写的《杨贵妃》。
杨贵妃缘何引起鲁迅巨大兴趣，以至于要为她写长篇小说？
我们知道，鲁迅反对封建，同情妇女，塑造了不少妇女形象，为弱女子伸张正义，为妇女解放呐喊。鲁迅通过这些妇女的悲惨遭遇，为她们鸣不平。他说：“其实那不是女人的罪状，正是她的可怜。这社会制度把她挤成了各种各式的奴隶，还要把种种罪名加在她头上。”
鲁迅大胆地替妇女说话，甚至替杨贵妃、妲己、褒姒翻案，指出几千年来一些史学家为了替专制王朝辩护，说他们的江山，是被几个女人毁掉的，其实不过是一派胡言。鲁迅要为古代妇女中被诬蔑损害的替罪羊辩护，因此他想以杨贵妃的形象来展示中国妇女的历史命运，纠正颠倒和歪曲了的历史。
在《运命》一文中，鲁迅说：“我们先前最尊皇帝，但一面想玩弄他；也尊后妃，但一面又有些想吊她的膀子。”皇帝为所欲为，祸国殃民，最终其罪责由女人担当。所以，鲁迅怀着义愤为妇女讲话，并选中杨贵妃这个典型。
在《女人未必多说谎》一文里，鲁迅说：“譬如罢，关于杨妃，禄山之乱以后的文人就都撒着大谎，玄宗逍遥事外，倒说是许多坏事情都由她，敢说‘不闻夏殷衰，中自诛褒妲’的有几个。就是妲己、褒姒，也还不是一样的事？女人替自己和男人伏罪，真是太长远了。”
在《阿金》一文里，鲁迅进一步指出：“我一向不相信昭君出塞会安汉，木兰从军就可以保隋；也不相信妲己亡殷、西施沼吴、杨妃乱唐的那些古老话。我以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是决不会有这种大力量的，兴亡的责任，都应该男的负。”兴邦也好，亡国也好，一二女子无此“大力量”，谁实际掌握统治权，谁就该负全责。
因此，鲁迅想写《杨贵妃》，就是要塑造一个与“古老话”完全对立的妇女形象，揭示逍遥的唐玄宗误国致乱之责，寄深沉的同情于杨贵妃，还杨贵妃灵魂的原色和人格的尊严，从而彻底清算女人“禍水论”。遗憾的是，由于种种原因，长篇小说《杨贵妃》最终胎死腹中，未能如愿，成为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大遗憾。但鲁迅在他的杂文中说出了原本要在小说中想说的话，杨贵妃地下有知，也该瞑目了。
选自《文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