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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一生刻制了约1800枚印玺，材质各异，内容也很丰富。而这枚“大观堂宝”玉玺却是具有格外重要意义的一件。除了它的艺术价值外，这枚玺印还向人们传达了大量的历史文化信息。
乾隆在位期间，效仿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江南，也南巡了六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最后一次是四十九年（1784年）。他每次南巡一般都要沿着运河到扬州府、苏州府、杭州府、江宁府（今南京）、山东泰山，后面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所到之处，巡视水利、恩赏官吏和士绅、祭陵阅兵，同时也观赏沿途名胜。这些都详细地记载在《钦定南巡盛典》一书中。乾隆每日的活动也写到了自己的诗里。
玉玺的印文为“大观堂宝”。大观堂是乾隆皇帝在扬州的行宫之一。由于它建造在著名的禅寺天宁寺的花园内，所以也叫做天宁寺行宫。扬州有八刹：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曼寺、静慧寺、福缘寺，而天宁寺为其首。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时已经在天宁寺驻跸，十分欢喜，曾作诗咏唱：“春风行馆憩天宁，早见平山黛色青；便进湖船漾新碧，且看夹岸画为屏。”看到皇帝很喜欢这个地方，当地驻疆大臣在乾隆第二次南巡之前，大兴土木，将一座普通别馆改建为奢华的行官。《钦定南巡盛典》这样记载：“在扬州府拱宸门外。旧为晋大傅谢安别墅，义熙间梵僧译《华严经》于此，褚叔度请于谢琰，遂合为寺，名谢司空寺。宋政和间改今名。乾隆二十一年，于寺之右恭建行殿数重。自后恭逢圣驾南巡，俱邀驻跸，行庆施惠，渥典重申，而寺益永光不朽矣。”
乾隆年间李斗撰写的《扬州画舫录》中对这所行宫有更加详细的描写：“天宁寺右建大宫门，门前建牌楼，下甃白玉石，围石阑杆。甬道上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前殿、垂花门、寝殿、西殿、内殿、御花园。门前左右朝房及茶膳房。两边为护卫房。最后为后门，通重宁寺。御赐扁二，为‘大观堂’、‘静吟轩’。联六：为‘窗意延山趣，春工鬯物情’一；‘树将暖旭轻笼牖，花与香风并入帘’二；‘丽日和风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三；‘钧陶锦绣化工鬯，松竹笙簧仙籁谐’四；‘成阴乔木天然爽，过雨闲花自在香’五；‘窗虚会爽籁，坐静接朝岚’六。玉井绮阑，铅砌银光，交疏对溜，云石龙础，莫可殚究。驾过后，各门皆档木棚，游人不敢入。后宫门在重宁寺旁，多隙地，平时为艺花人所居。南巡时，诸有司居之。门为进膳房。外一层为营造局、牲口房。又一层为官厅堆房、兵房，以居守街、泼水、点更、提铃之属。墙后通龙光寺。左掖门通天宁寺西廊，为便门。右掖门通御花园。园本天宁寺西园枝上村旧址，起造楼阁，点缀水石。造铁塔高丈许，仿正觉寺式，结房塔顶，黄绿琉璃宝珠，塔灯、覆盂、仰盂，诸天韦驮，四门佛像皆合。后人大内。晋树围入园中西南角，其让圃之半，今归杏园。御书楼在御花园中。园之正殿名大观堂，楼在大观堂之旁，恭贮颁定《图书集成》全部，赐名《文汇阁》，并‘东壁流辉’扁。”
虽然天宁寺行宫是在寺院花园里已有的建筑上扩建的，可是，这座行宫的改造还是给乾隆惹出了一些麻烦。这和我们在这枚出“大观堂宝”玉玺上读到的第一首诗《大观堂六韵》有关：“行馆天宁侧，文槐额大观。省方协中正，设教戒游盘。式展九歌义，匪求一已安。增华稍踵事，为愧不因欢。民力虽无藉，商财讵可殚。舜巡知弗逮，禹德继诚难。”写诗的时间是壬午暮春月，即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这里的缘由是，扬州地方官为了翻修改善皇帝的行宫，兴师动众，花费巨大，引起了社会和部分朝臣的议论。乾隆为了保持明君的形象，也对此事加以责问。他为这首诗专门写了一条注：“去岁在京闻维扬行馆视前巡颇有增葺，召盐政高恒入京面饬，则称建置已成，不能更罢。今来驻跸，实觉过华，不为喜也。”
关于乾隆南巡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朝廷正式的说法是视察河海的工程，洞察民情，改善民生。可是每次巡视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难免朝野非议。所以乾隆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摆出一副亲民节俭的模样。从文献中看，乾隆本人对过度的奢华是不赞同的。他给各地封疆大臣发圣旨，强调不要花费民资，搞排场。
玉玺上刻的第二首诗《大观堂叠旧作韵》，是两年之后乾隆第四次南巡时所写，用了上一首诗的韵脚，内容也几乎一致：“南巡重莅止，宁为恣娱观。展也必由义，乐兮敢涉盘。何来此有觉，恧若未遑安。益励甄心戒，深防适已欢。余闲聊可弃，精蕴亦因殚。在上思羲象，夔夔祗见难。”
到了他第五次南巡时，时间又过了十五年，乾隆皇帝这时已步入暮年，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早些年单纯的自责自戒，开始有了很强的天下为吾家、万民为吾民的君权思想，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修养甚为自得。这些都反映在另外两首刻在玉玺上的诗。其一是《题大观堂》：“大观玩象羲经示，设教省方义最该。必有休民敷政化，宁因适已事徘徊。神心契处忘今昔，天下为家那去来。理万几余得清暇，拈毫也觉畅吟材。”其二是《再题大观堂》：“渡江北上此维舟，信宿仍教两日留。花事南邦未云谢，树阴夏院已加稠。观民观我中心忖，日旦日明逝水流。一再题吟泐斋壁，自思结习可忘不。”这两首诗都作于庚子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给自己写的诗加了说明：“近诗有观民观我生之句，意以民心向背，民风善恶，民生治乱，皆应观已之所行，有以致之，是为君民一体，详见前按”；“予意九五为君象，君与民原一体。民之治乱，系君之得失休戚本相关，未有民失其生而君得安其生者，详见昨题大观堂诗按语。”
从“大观堂宝”玉玺的制作特征和上面选刻的御制诗，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枚玉玺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在第五次南巡之后不久；可能就是扬州当地的玉工名师特意精心刻制而成。印文篆书圆润流畅，印台上的御题诗为工整楷体，笔划纤细秀雅，中填赤金。从印文出现的少见程度判断，这枚印刻制好后，应该是留在天宁寺行宫大观堂内保存。
乾隆第五次南巡是他所有南巡之中最重要的、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当属在途中接到留京大臣驰报皇曾孙奕纯得五代元孙之喜，还有就是扬州大观堂御书楼文汇阁的建成。 满清入关，一项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中华文化的正宗继承者，为此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康熙和雍正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在位期间一项很重大的文化工程就是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由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召集了三千六百多文人学者，还有三千八百抄写人员，费时九年方成。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乾隆还建造了七座皇家御书楼：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北四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合称“南三阁”。开始，御书楼中贮分颁《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七部，七座御书楼于是各藏抄本一部。
在大观堂文汇阁中贮放《四库全书》，对乾隆来说意义重大。他亲自给大观堂和御书楼题书匾额对联，还对放置书籍的架子加以过问，并写下了《文汇阁》《文汇阁迭庚子韵》《再题文汇阁》等诗。
作为江南的经济和文化重镇，扬州的中国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文人和艺术家的集聚之地。《四库全书》中的不少抄本都是扬州的文人雅士给朝廷提供的。所以在文汇阁放置一套《四库全书》，一是要表示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同时也是清王朝对南方文治的威慑力的象征。乾隆皇帝对扬州的喜爱，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应该还含有个人的成分。乾隆对江南风景的爱恋无时不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每日写下的诗章里。可是，在乾隆完成了他第六次南巡之后，决定不再巡幸扬州。他在扬州行宫的快乐时光，连同这枚“大观堂宝”玉玺，一起被封存入常年闲置的高阁。更为悲剧的是，六十年后，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陷扬州，大观堂和文汇阁毁于一旦。御书楼里的万卷藏书大都化为灰烬，皇家行宫玉玺也不知所终。当年的江南繁华都市与人文胜景成为断壁残垣。国家动乱，文物遭殃。哀哉！
跟乾隆皇帝南巡有关的文物本应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却十分罕见。现在，当我们有幸重新发现这枚流落海外而得以幸存的“大观堂宝”，手捧玉玺，看着印面上依稀可见的朱砂印泥，细读印台四面錾刻的乾隆皇帝御题诗，感叹之佘，也唤醒了那段沉睡的历史记忆。
（责任编辑：李珍萍）
乾隆在位期间，效仿其祖父康熙帝在位期间曾六次巡视江南，也南巡了六次：乾隆十六年（1751年）第一次，二十二年（1757年）第二次，二十七年（1762年）第三次，三十年（1765年）第四次，四十五年（1780年）第五次，最后一次是四十九年（1784年）。他每次南巡一般都要沿着运河到扬州府、苏州府、杭州府、江宁府（今南京）、山东泰山，后面四次还巡幸了浙江的海宁。所到之处，巡视水利、恩赏官吏和士绅、祭陵阅兵，同时也观赏沿途名胜。这些都详细地记载在《钦定南巡盛典》一书中。乾隆每日的活动也写到了自己的诗里。
玉玺的印文为“大观堂宝”。大观堂是乾隆皇帝在扬州的行宫之一。由于它建造在著名的禅寺天宁寺的花园内，所以也叫做天宁寺行宫。扬州有八刹：天宁寺、重宁寺、建隆寺、慧因寺、法净寺、高曼寺、静慧寺、福缘寺，而天宁寺为其首。乾隆皇帝第一次南巡时已经在天宁寺驻跸，十分欢喜，曾作诗咏唱：“春风行馆憩天宁，早见平山黛色青；便进湖船漾新碧，且看夹岸画为屏。”看到皇帝很喜欢这个地方，当地驻疆大臣在乾隆第二次南巡之前，大兴土木，将一座普通别馆改建为奢华的行官。《钦定南巡盛典》这样记载：“在扬州府拱宸门外。旧为晋大傅谢安别墅，义熙间梵僧译《华严经》于此，褚叔度请于谢琰，遂合为寺，名谢司空寺。宋政和间改今名。乾隆二十一年，于寺之右恭建行殿数重。自后恭逢圣驾南巡，俱邀驻跸，行庆施惠，渥典重申，而寺益永光不朽矣。”
乾隆年间李斗撰写的《扬州画舫录》中对这所行宫有更加详细的描写：“天宁寺右建大宫门，门前建牌楼，下甃白玉石，围石阑杆。甬道上大宫门、二宫门、前殿、寝殿、右宫门、戏台、前殿、垂花门、寝殿、西殿、内殿、御花园。门前左右朝房及茶膳房。两边为护卫房。最后为后门，通重宁寺。御赐扁二，为‘大观堂’、‘静吟轩’。联六：为‘窗意延山趣，春工鬯物情’一；‘树将暖旭轻笼牖，花与香风并入帘’二；‘丽日和风春淡荡，花香鸟语物昭苏’三；‘钧陶锦绣化工鬯，松竹笙簧仙籁谐’四；‘成阴乔木天然爽，过雨闲花自在香’五；‘窗虚会爽籁，坐静接朝岚’六。玉井绮阑，铅砌银光，交疏对溜，云石龙础，莫可殚究。驾过后，各门皆档木棚，游人不敢入。后宫门在重宁寺旁，多隙地，平时为艺花人所居。南巡时，诸有司居之。门为进膳房。外一层为营造局、牲口房。又一层为官厅堆房、兵房，以居守街、泼水、点更、提铃之属。墙后通龙光寺。左掖门通天宁寺西廊，为便门。右掖门通御花园。园本天宁寺西园枝上村旧址，起造楼阁，点缀水石。造铁塔高丈许，仿正觉寺式，结房塔顶，黄绿琉璃宝珠，塔灯、覆盂、仰盂，诸天韦驮，四门佛像皆合。后人大内。晋树围入园中西南角，其让圃之半，今归杏园。御书楼在御花园中。园之正殿名大观堂，楼在大观堂之旁，恭贮颁定《图书集成》全部，赐名《文汇阁》，并‘东壁流辉’扁。”
虽然天宁寺行宫是在寺院花园里已有的建筑上扩建的，可是，这座行宫的改造还是给乾隆惹出了一些麻烦。这和我们在这枚出“大观堂宝”玉玺上读到的第一首诗《大观堂六韵》有关：“行馆天宁侧，文槐额大观。省方协中正，设教戒游盘。式展九歌义，匪求一已安。增华稍踵事，为愧不因欢。民力虽无藉，商财讵可殚。舜巡知弗逮，禹德继诚难。”写诗的时间是壬午暮春月，即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之时。这里的缘由是，扬州地方官为了翻修改善皇帝的行宫，兴师动众，花费巨大，引起了社会和部分朝臣的议论。乾隆为了保持明君的形象，也对此事加以责问。他为这首诗专门写了一条注：“去岁在京闻维扬行馆视前巡颇有增葺，召盐政高恒入京面饬，则称建置已成，不能更罢。今来驻跸，实觉过华，不为喜也。”
关于乾隆南巡的原因，有许多不同的说法。朝廷正式的说法是视察河海的工程，洞察民情，改善民生。可是每次巡视都要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难免朝野非议。所以乾隆皇帝的一举一动都要摆出一副亲民节俭的模样。从文献中看，乾隆本人对过度的奢华是不赞同的。他给各地封疆大臣发圣旨，强调不要花费民资，搞排场。
玉玺上刻的第二首诗《大观堂叠旧作韵》，是两年之后乾隆第四次南巡时所写，用了上一首诗的韵脚，内容也几乎一致：“南巡重莅止，宁为恣娱观。展也必由义，乐兮敢涉盘。何来此有觉，恧若未遑安。益励甄心戒，深防适已欢。余闲聊可弃，精蕴亦因殚。在上思羲象，夔夔祗见难。”
到了他第五次南巡时，时间又过了十五年，乾隆皇帝这时已步入暮年，思想也发生了变化。从早些年单纯的自责自戒，开始有了很强的天下为吾家、万民为吾民的君权思想，同时对自己的文化修养甚为自得。这些都反映在另外两首刻在玉玺上的诗。其一是《题大观堂》：“大观玩象羲经示，设教省方义最该。必有休民敷政化，宁因适已事徘徊。神心契处忘今昔，天下为家那去来。理万几余得清暇，拈毫也觉畅吟材。”其二是《再题大观堂》：“渡江北上此维舟，信宿仍教两日留。花事南邦未云谢，树阴夏院已加稠。观民观我中心忖，日旦日明逝水流。一再题吟泐斋壁，自思结习可忘不。”这两首诗都作于庚子年，也就是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给自己写的诗加了说明：“近诗有观民观我生之句，意以民心向背，民风善恶，民生治乱，皆应观已之所行，有以致之，是为君民一体，详见前按”；“予意九五为君象，君与民原一体。民之治乱，系君之得失休戚本相关，未有民失其生而君得安其生者，详见昨题大观堂诗按语。”
从“大观堂宝”玉玺的制作特征和上面选刻的御制诗，我们可以大致推断，这枚玉玺的制作时间应该是在第五次南巡之后不久；可能就是扬州当地的玉工名师特意精心刻制而成。印文篆书圆润流畅，印台上的御题诗为工整楷体，笔划纤细秀雅，中填赤金。从印文出现的少见程度判断，这枚印刻制好后，应该是留在天宁寺行宫大观堂内保存。
乾隆第五次南巡是他所有南巡之中最重要的、也是时间最长的一次。其中发生的重要事件当属在途中接到留京大臣驰报皇曾孙奕纯得五代元孙之喜，还有就是扬州大观堂御书楼文汇阁的建成。 满清入关，一项不可缺少的统治工具就是把自己塑造成中华文化的正宗继承者，为此实行了一系列的文化政策。康熙和雍正时编纂了《古今图书集成》。乾隆在位期间一项很重大的文化工程就是下令编纂《四库全书》。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开始，由著名学者纪昀为总纂官，召集了三千六百多文人学者，还有三千八百抄写人员，费时九年方成。整套书分为经、史、子、集四部，44类，共收书3503种，79337卷，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部丛书。
乾隆还建造了七座皇家御书楼：北京紫禁城皇宫文渊阁、京郊圆明园文源阁、奉天故宫（今沈阳）文溯阁，承德避暑山庄文津阁，合称“北四阁”；镇江金山寺文宗阁、扬州大观堂文汇阁、杭州西湖行宫孤山圣因寺文澜阁，合称“南三阁”。开始，御书楼中贮分颁《古今图书集成》；到了乾隆四十九年（1784年）《四库全书》陆续完成，全书共抄七部，七座御书楼于是各藏抄本一部。
在大观堂文汇阁中贮放《四库全书》，对乾隆来说意义重大。他亲自给大观堂和御书楼题书匾额对联，还对放置书籍的架子加以过问，并写下了《文汇阁》《文汇阁迭庚子韵》《再题文汇阁》等诗。
作为江南的经济和文化重镇，扬州的中国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是文人和艺术家的集聚之地。《四库全书》中的不少抄本都是扬州的文人雅士给朝廷提供的。所以在文汇阁放置一套《四库全书》，一是要表示乾隆对中国文化的推崇，同时也是清王朝对南方文治的威慑力的象征。乾隆皇帝对扬州的喜爱，除了政治上的因素外，应该还含有个人的成分。乾隆对江南风景的爱恋无时不反映在他南巡途中每日写下的诗章里。可是，在乾隆完成了他第六次南巡之后，决定不再巡幸扬州。他在扬州行宫的快乐时光，连同这枚“大观堂宝”玉玺，一起被封存入常年闲置的高阁。更为悲剧的是，六十年后，咸丰四年（1854年），太平军攻陷扬州，大观堂和文汇阁毁于一旦。御书楼里的万卷藏书大都化为灰烬，皇家行宫玉玺也不知所终。当年的江南繁华都市与人文胜景成为断壁残垣。国家动乱，文物遭殃。哀哉！
跟乾隆皇帝南巡有关的文物本应不少，但流传下来的却十分罕见。现在，当我们有幸重新发现这枚流落海外而得以幸存的“大观堂宝”，手捧玉玺，看着印面上依稀可见的朱砂印泥，细读印台四面錾刻的乾隆皇帝御题诗，感叹之佘，也唤醒了那段沉睡的历史记忆。
（责任编辑：李珍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