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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武周造像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武周造像，正面剔地开龛，龛内起凸雕一佛二僧二菩萨。左右侧面及背面镌刻题记，其中左侧镌刻最为清晰，记述了子女为纪念其先后去世的父母而立石刻佛像的经过。武周造像可辨析的字共一百四十七言，其中共有“则天新字”九个，如“得（人）之欢”“三（年）四（月）四 （日）薨于家”“泣血三（年）”“四（年）七（月）二 （日）”“六（日）”等。
二、“则天新字”相关背景及记载
武则天造字时尚未称帝，仍称武后，颁布新字后不久即登基，后代史书及学者对武后造字一事多有记载。如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卷五》记载：“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长正主为圣，一忠为臣，一生为人，一人大吉为君。’然尝考之，但、、、四字合，‘证’作‘’‘圣’作‘’‘君’作‘’，皆与《正论》所言不同。今大理国文书至广右者，犹书“国”作，亦武后所改。”《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四卷》记载：“天授元年十一月……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记载：“载初中……作曌（照）、（天）、（地）、（日）、囝（月）、〇（星）、 （君）、（臣）、（初）、（載）、（年）、（正）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自以‘曌’字为名……九月九日壬午……改元为天授。”
三、其他武周石刻及其“则天新字”
同时期碑文大多含有“则天新字”，如《王仁求碑》《造船大师墓志》《大周故郢州刺史杨府君之碑》《升仙太子碑》，其中《升仙太子碑》是由武则天亲笔题写的。这些石碑墓志中出现的“则天新字”，部分与记载吻合，仍有部分与后世记载略有出入。
如《王仁求碑》部分碑文（录自《新纂云南通志五》）记载：“新昌县开（国）子”“（初）以将求宠于大（国）”“发卒至于残伤，可同（日）论哉”“（圣）历元（年）（正）（月）拾柒（日）葬，其（年）拾（月）拾（日）立……”
碑文中（初）、（月）两字，与记载差异较大， （圣）、（年）、（正）、（日）皆与记载吻合。但“粤咸享五年八月十五日寝疾而终，春秋卌四” 中，年、月、日三字均用了“则天新字”。全文“君讳”“莫大于先君之业”“君有运理群物之才”等处，“君”全部使用原型，而没有使用。
又如《造船大师墓志》部分墓志铭：“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与后夫人合葬于京师东南”“（天）下名流争赴哀于陈宅……”
全文中“君子邦之司职”“惟君怀”等处的“君”字，也用原字而未用“ ”，且全文中“童子对（日），贤人应〇（星）”“北海人也”等处“人”并未写作“”。
《升仙太子碑》为武则天亲笔撰写，其中包含的“则天新字”较为全面，也更有参考价值。部分碑文包括“朕闻（天）（地）权舆，混元黄于元气”“（圣）考兴源，幼表灵髭之相”“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上连（日）（月）”“百谷喜于丰（年）”“（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六（月）甲申玥十九（日）壬寅建”“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千（载）方传，尚纪仙（人）之祀”“（年）（载）超忽，庭宇凋疏”。
武则天所书“载”为“”而非“”。该新字与载字原本的草书十分相似，但从王羲之所书草书，到时期相近的孙过庭，再到稍后的怀素，草书的载字，右侧的“戈”必出头，且历代“载”字草书中，“土”下方的“車”字也没有写作“升”字形的。由此推断，此处的“载”为“则天新字”，且与后世记载不同。此外，碑文中“管中灵药，方演术于封君”，其中“君”字，也未采用史书记载的武则天所造之字。
四、关于“则天新字”的讨论
综上可知，武则天的确在公元690年左右推出了新字，而此时推出的新字共有12个，基本都在同时期本文中有所出现。又根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大圣天后（武则天）编撰过《字海》一百卷。武周时期，各处新增石刻均书写新字，武则天本人也用新字，足以证明武则天确实试图、推行新字。
另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武周造像，从其记录日期出现“四年”字样，推知其雕刻时间应在长安末年（公元704年）。《造船大师墓志》据其墓志，可知刻于万岁通天末年（公元697年）。《王仁求碑》有明确表述，立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升仙太子碑》也有明确记载，立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由其各自时间年限及相关记载可推知，“”字未在《造船大师墓志》上出现，可能由于当时尚未创造出“”来代替“人”字。又由石刻中出现了两种“月”的新字，即“”和“”，且“”的出现要早于“”，而“”的字形更接近于史书中记载的“囝 ”。由此推断，在万岁通天末年（公元697年）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之间，极有可能又有新字创出，并得以推广，其中包含“”和“”。
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处出现了“君”字的石刻中，均未发现“”出现，连武则天本人书写时也未采用后世记载的新字。因此，“君”字的新字“”极有可能并未出现，而是为后人杜撰，或有可能出现极晚，以至于难以寻觅。
综上所述，史上必定存在的“则天新字”是（天）、（地）、（日）、（月）、〇（星）、（臣）、（初）、（载）、（年）、（正），稍晚后有（月）、（人）出现，而“君”字所对应的新字并未出现。
参考文献：
[1]王丹.真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5.
[2]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二十四史·新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中华书局，1956.
（笔者系北京八中高三六班学生）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武周造像，正面剔地开龛，龛内起凸雕一佛二僧二菩萨。左右侧面及背面镌刻题记，其中左侧镌刻最为清晰，记述了子女为纪念其先后去世的父母而立石刻佛像的经过。武周造像可辨析的字共一百四十七言，其中共有“则天新字”九个，如“得（人）之欢”“三（年）四（月）四 （日）薨于家”“泣血三（年）”“四（年）七（月）二 （日）”“六（日）”等。
二、“则天新字”相关背景及记载
武则天造字时尚未称帝，仍称武后，颁布新字后不久即登基，后代史书及学者对武后造字一事多有记载。如宋人赵与时在《宾退录·卷五》记载：“唐《君臣正论》载：‘武后改易新字，如以山水土为地，千千万万为年，永主久王为证，长正主为圣，一忠为臣，一生为人，一人大吉为君。’然尝考之，但、、、四字合，‘证’作‘’‘圣’作‘’‘君’作‘’，皆与《正论》所言不同。今大理国文书至广右者，犹书“国”作，亦武后所改。”《资治通鉴·第二百零四卷》记载：“天授元年十一月……凤阁侍郎河东宗秦客，改造‘天’‘地’等十二字以献，丁亥，行之，太后自名‘曌’。”《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记载：“载初中……作曌（照）、（天）、（地）、（日）、囝（月）、〇（星）、 （君）、（臣）、（初）、（載）、（年）、（正）十有二文。太后自名‘曌’。”《旧唐书·则天皇后本纪》记载：“载初元年春正月……神皇自以‘曌’字为名……九月九日壬午……改元为天授。”
三、其他武周石刻及其“则天新字”
同时期碑文大多含有“则天新字”，如《王仁求碑》《造船大师墓志》《大周故郢州刺史杨府君之碑》《升仙太子碑》，其中《升仙太子碑》是由武则天亲笔题写的。这些石碑墓志中出现的“则天新字”，部分与记载吻合，仍有部分与后世记载略有出入。
如《王仁求碑》部分碑文（录自《新纂云南通志五》）记载：“新昌县开（国）子”“（初）以将求宠于大（国）”“发卒至于残伤，可同（日）论哉”“（圣）历元（年）（正）（月）拾柒（日）葬，其（年）拾（月）拾（日）立……”
碑文中（初）、（月）两字，与记载差异较大， （圣）、（年）、（正）、（日）皆与记载吻合。但“粤咸享五年八月十五日寝疾而终，春秋卌四” 中，年、月、日三字均用了“则天新字”。全文“君讳”“莫大于先君之业”“君有运理群物之才”等处，“君”全部使用原型，而没有使用。
又如《造船大师墓志》部分墓志铭：“万岁通（天）二（年）三（月）六（日）与后夫人合葬于京师东南”“（天）下名流争赴哀于陈宅……”
全文中“君子邦之司职”“惟君怀”等处的“君”字，也用原字而未用“ ”，且全文中“童子对（日），贤人应〇（星）”“北海人也”等处“人”并未写作“”。
《升仙太子碑》为武则天亲笔撰写，其中包含的“则天新字”较为全面，也更有参考价值。部分碑文包括“朕闻（天）（地）权舆，混元黄于元气”“（圣）考兴源，幼表灵髭之相”“我（国）家先天纂业，辟（地）裁基，（正）八柱于乾纲，纽四维于坤载”“上连（日）（月）”“百谷喜于丰（年）”“（圣）历二（年）岁次己亥六（月）甲申玥十九（日）壬寅建”“大周（天）册金轮（圣）神皇帝”“千（载）方传，尚纪仙（人）之祀”“（年）（载）超忽，庭宇凋疏”。
武则天所书“载”为“”而非“”。该新字与载字原本的草书十分相似，但从王羲之所书草书，到时期相近的孙过庭，再到稍后的怀素，草书的载字，右侧的“戈”必出头，且历代“载”字草书中，“土”下方的“車”字也没有写作“升”字形的。由此推断，此处的“载”为“则天新字”，且与后世记载不同。此外，碑文中“管中灵药，方演术于封君”，其中“君”字，也未采用史书记载的武则天所造之字。
四、关于“则天新字”的讨论
综上可知，武则天的确在公元690年左右推出了新字，而此时推出的新字共有12个，基本都在同时期本文中有所出现。又根据《旧唐书·经籍志》记载，大圣天后（武则天）编撰过《字海》一百卷。武周时期，各处新增石刻均书写新字，武则天本人也用新字，足以证明武则天确实试图、推行新字。
另外，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藏武周造像，从其记录日期出现“四年”字样，推知其雕刻时间应在长安末年（公元704年）。《造船大师墓志》据其墓志，可知刻于万岁通天末年（公元697年）。《王仁求碑》有明确表述，立于圣历元年（公元698年）。《升仙太子碑》也有明确记载，立于圣历二年（公元699年）。由其各自时间年限及相关记载可推知，“”字未在《造船大师墓志》上出现，可能由于当时尚未创造出“”来代替“人”字。又由石刻中出现了两种“月”的新字，即“”和“”，且“”的出现要早于“”，而“”的字形更接近于史书中记载的“囝 ”。由此推断，在万岁通天末年（公元697年）到圣历元年（公元698年）之间，极有可能又有新字创出，并得以推广，其中包含“”和“”。
最引人注目的是，三处出现了“君”字的石刻中，均未发现“”出现，连武则天本人书写时也未采用后世记载的新字。因此，“君”字的新字“”极有可能并未出现，而是为后人杜撰，或有可能出现极晚，以至于难以寻觅。
综上所述，史上必定存在的“则天新字”是（天）、（地）、（日）、（月）、〇（星）、（臣）、（初）、（载）、（年）、（正），稍晚后有（月）、（人）出现，而“君”字所对应的新字并未出现。
参考文献：
[1]王丹.真石永固——北京石刻艺术历史文化[M].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2015.
[2]刘昫.二十四史·旧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
[3]欧阳修，宋祁.二十四史·新唐书[M].上海：中华书局，1975.
[4]司马光.资治通鉴[M].上海：中华书局，1956.
（笔者系北京八中高三六班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