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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有想到，再次见到海静时，会是在殡仪馆。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裙子，手里捧着一束百合，一副大墨镜遮住了半张脸，与我握手时，左手摘下了一半眼镜，虽然看着我，眼神却很深远，而且，右眼的一半还在墨镜后面。
告别仪式还没开始，为了表示与死者老姚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站在了队伍的最后。老姚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在给我们发小白花。小白花是用无纺布做的，非常硬朗，据说在这方面殡仪馆有统一的规定，不管死者是谁，都不许用鲜花。小白花的后面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别针，而是一条长长的大头针，用白色的细纱裹着，钝且涩，我戴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花头太重，垂头丧气地倒在胸前。花下面有一条剪裁得很仔细的白色布条，上面用金字写着“奠念”，也许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明的一个词。好几个同学都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海静不知从哪儿又找来几枚大头针，有两根针，就可以把白花固定好了。她给许多人帮忙，看我的白花还垂着，也来给我帮忙。她一边扯起我胸前的衬衫，一边说，连黑衬衫都是巴布瑞的，挺讲究。可不，我说，时不时就得来一趟，得体面点。海静帮我固定好白花，就停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彼此的眼角里，可是，我们都努力把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像黑夜里手电筒的光，是一道可以爬上爬下的柱子，一点都不散，没有任何余光。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姚离开人世的。那天已经是凌晨三点，我闻讯赶到医院时，急救室的门已经敞开，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为老姚擦身体，我看到他的胸前和颈后有几个紫红的印，手垂在床下，像一条咸鱼，伴随着擦拭身体的节奏来回晃动，他的阴茎软耷耷地弯在一边，是灰白的颜色。老姚双眼紧闭，表情平静，就像一次常见的醉酒，然而全身上下仿佛也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灰色。老姚的女同事、一个大姐模样的人在走廊里陪着老姚的太太Lisa，她已经无法站立，那位大姐倒是指挥若定，一边安慰Lisa，一边张罗几个年轻人，联系太平间、入殓的衣服等。我手足无措地立在那儿，连自己都觉得很多余。
告别的队伍开始了缓慢的移动，我们十几个同学站在最后，海静不常回来，几个女同学便围着她小声地问长问短。其实我也感觉到，她们会时不时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我们这一小撮人，就像等待检票上车，又像排队去礼堂开会，会议的内容大家已经知晓，而且，这样的会议以后也越来越多了。
告别厅里，老姚睡在鲜花丛中，我们站在进门的地方，排成两排，从老姚的脚下朝着他的身体和头部眺望，老姚穿着那件我们几天前七手八脚帮他穿上的宽大的蓝西装，也许是化了妆的原因，我觉得他的距离有点遥远了，他的头顶上还戴了一顶圆圆的帽子，看起来有点古怪。司仪还没有发出号令，我已经着急忙慌地鞠了三个躬，不想，三个躬鞠完，司仪才说：“现在请大家向遗体三鞠躬。”我身体晃了一下，站在我旁边的海静像是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我的手。
与Lisa握手拥抱的时候，眼泪突然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我用力地拍了一下她，就逃了出来。海静一直跟在我身后，她一直在啜泣，来到广场上时，突然大哭起来，她抱住我，身体一下下地耸动，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风吹起她柔软的裙角，扫到我的手指上。我们一直抱着，我说，好了，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她哭着点头，越抱越紧，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告诉彼此，我们还都活着。
渐渐地，她僵硬的身体有了一点弹性，我的胸口也热了起来，我们相互试探着放开对方，到完全分开时，她突然很冷地说，送我回去吧，我打车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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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与海静又睡在了一起。说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我大体算是个正经人，在男女问题上一向拘谨。海静与我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儿。分手十五年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完好朋友的葬礼，都悲伤到不能控制眼泪。然而，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与她上了床。大白天的，窗帘也没拉，在酒店里，一切仿佛还都是十五年前的样子，我们熟门熟路地纠缠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拥抱、接吻，一次又一次地把彼此送到过去的时光里。我似乎完全忘记了十五年前的那天，她走进国际出发的匣口，趾高气昂地消失时的情景。那一天，我感觉胸膛里的炸弹，在那一瞬引爆，我被炸得七零八落。过了好久，我积攒了全身的气力，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碎片重新聚拢成人型，一步一顿地走出机场。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几年前，老姚去看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带回了海静的消息，他告诉了我海静的MSN，我没有加。
那时正是我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我刚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业务很忙，还在联系业务的同时，认识了一个卖楼的姑娘小美。那时我的生意有了一点起色，我买了江边的房子，有一览无余的明亮阳台，小美经常露着两条长长的腿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们共用一台电脑，她还经常帮我打理公司的业务。我觉得是不适合与海静再啰嗦些什么。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谈她快乐而空虚的生活？悉尼奥运会？刚分手那会儿，我一想起她的名字，心里就会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又过了些年，痛点就变得有点飘忽不定，有可能在看一个爱情电影时被激发一下，也有可能被中秋前后的桂花激发一下。痛点被激发时，开始会感觉心脏缩成一团，到后來，烈度也渐渐降低，及至认识小美时，痛点的表现已经微小得像小便后的寒颤。
在与海静重逢相拥的那一瞬，我猜想她与我还是有心灵上的共鸣的，因为她抖个不停。我吻她的脸，直到她面部的肌肉松驰下来，开始有了表情。我们彼此把对方紧紧地包裹住，仿佛这样可以给不堪的青春岁月一个交代。继而，我们像两片漂浮在湖面上的树叶，平静地起伏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很自然地，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海静时的场景。那是杭州的九月，一年一度的大一新生报到日。海静穿着白色的衬衣和浅蓝的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小包。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她瞪着两只清澈的眼睛，新奇地左顾右盼。我问，你一个人吗？是的，我不许他们来送我，就这么一点路，再说我也来过好几次杭州了。
行李都在后面的车上，我们负责给新报到的同学派发宿舍的钥匙、新生入学手册以及带领他们去食堂办理粮油关系。浙江省刚刚取消了粮票，所谓办理粮油关系，其实就是告诉他们，直接去窗口买饭票就行了。 海静是从南京来的，她的情况我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听说她是有文艺特长的，每个人都对她有所期待。
我在一堆行李中找到了海静的那只，是一个棕色的大皮箱，二话不说就扔到了三轮车上，然后命令她：上车吧，我带你去六舍。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那样子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是我们都得意洋洋。不是每个新生都能享有坐三轮的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带他们先到宿舍，然后行李攒够了一车，再一起拉过去。
六舍是女生宿舍，这里在1980年代曾作为片场，拍摄过《女大学生宿舍》。那位女导演也因此几次回到我们学校，为她的新电影做首映。我与海静曾去看过，不过那电影不怎么样。六舍建在学校的最高处，平时是不允许男生出入的，这栋令人高山仰止的建筑我也只去过这么一次，因为接新生的原因，此时允许男生出入。
我放下三轮车的车闸，熟练地蹬着，背后就是那口装满了一个小女生全部秘密与憧憬的大箱子，箱子旁边，是扎着马尾辫的十九岁的海静，我的前后左右都是高年级男生的眼神，它们像羽箭一下射向我，而我丝毫不为所动，眼睛盯着海静未来四年的家——六号宿舍楼。
看起来这是一个泡师妹的好办法，而事实上我并不在行，一路上都没说几句话，把行李送到她的宿舍之后，也只是不怎么响亮地说了句：我是九一级的何营营，你有困难可以找我。假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愉快地互扫一下二维码，但是那时啥都没有，我追了一句，我住七舍，303，那儿你们可以随便去。然后就快步地下楼了，好像还有很多师妹等待我去帮忙一样。等我走出六舍，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海静正在阳台上往下张望。
谢谢你，师兄。她在阳台上大方地喊了一句。
据后来海静说，从那一天，她就喜欢上了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因为H大是个理工科大学，女生一向稀缺，像海静这样的漂亮女孩儿，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后来，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得意的事。不过据另外的一些女同学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我那时挺招女孩儿喜欢，说话慢吞吞，长头发，清瘦，像一个失败的艺术家。那会儿的女孩儿都好这口。
海静凡事主动，因为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所以不到一学期，我们就混成了好朋友。她常与闺蜜邓妙到我们宿舍来约我和老姚打网球，我们那所学校在当年是全国少有的网球运动传统学校。许多同学在体育课上选修这门看上去很洋气的运动。大多数人都用木制的球拍，打不了多久，就变形了，假如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拎着两把变形的木头球拍走到室外，也许会被人当成是去护校河里捞鱼。海静的家境不错，所以她用的是Leader球拍，铝合金的，当年要150元一把。我们常到九舍外的水泥场地打混合双打，海静与我一对，老姚与邓妙一对儿，
春天来了，我们也一起去植物园看梅花。有次邓妙过生日，男男女女聚了十多個，我们把蛋糕涂在彼此的脸上，在草坪上跳水兵舞，过往游人围成了圈，对我们的青春年华垂涎不已。但是对我们这一切又再正常不过，这样的场景其实在许多同学的生日Party中都有过。我们经常三五人约在一起，去爬山或者到什么公园去玩一天，有男有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那次在植物园玩到挺晚，走回学校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我们高谈阔论地走着，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其他同学都已经不见了。
当时的我确实就是这么傻，所有同学都断定我在与海静恋爱时，我还觉得我们只是谈得来的好朋友。那天海静大概也是有点不耐烦了，她一下拉住我的手，然后脸朝向我，嘴角全是挑衅的表情。我握住她柔软的手，看到黄昏里一朵朵的云彩从脑后唰唰地飞过，越过了远处的栖霞岭，直奔更远处的之山而去。
我们就开始单独约会了。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假期里还会一起出去玩。回忆起这段校园生活，我对她心怀感激。我经常想，要不是天天陪她去自修，也许我不知该挂多少科。毕不了业也不奇怪。因为我经常在熄灯前从图书馆出来，送她回六舍后，再爬校门出去，找老姚他们喝几杯。
老姚对于我的恋情十分之关心，经常公然地问一些流氓问题，而海静每次来找我时，也会与老姚没头没脑地聊几句。老姚的年龄比我大两岁，在男女问题上显然更加猴急，他曾对海静的闺蜜邓妙发动过攻势，海静也为他出谋划策，但邓妙在大二暑假过后就没回学校，听说是休学去了国外。我们的网球组合三缺一，老姚一直也没想办法把那个缺的一角补上，但这也没什么，至少在我看来，老姚并没有因此与我们疏远。在我与海静闹别扭时，他一般会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他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家是姑娘，你得让着点。紧接着下一句就是：不过究竟还是不是姑娘，可以存疑，对吧老何？如果我与海静的别扭闹得比较严重，到了冷战的级别，通常海静会通过老姚来示弱，所以在邓妙离开之后，老姚似乎也成了海静的闺蜜与卧底。学生时代的友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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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想，也许我不是注定会成为一个爱情中的Loser的，但我算得上是漫不经心，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缺乏准备。我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新的时代。我坐在时代列车的末端，被突如其来的颠簸搞得七荦八素，而海静，早早地就坐到第一排去了。这是物竞天择的规律。35岁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她。
作为一个强大的女孩，在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替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我们都顺利地拿到了留在杭州的“红卡”，我毕业分配的单位是房管局，我的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房管局有许多下属单位，我第一天报到，就被发到了白蚁防治研究所。这个单位的名字听起来透着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气息，我接到通知时满腹狐疑。
白蚁防治研究所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街上，青砖的二层小楼，门口有一棵表皮溜光的歪脖树，树洞里插满了烟头。沿着嘎吱吱响的木楼梯，上到二楼——那种民国时期的老房子，所长的办公室就楼顶上来第一间。我推开厚重的木门，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小老头，正在专心致致地修剪鼻毛，他举着一面圆镜子，我想他是在这面照妖镜里看到了点头哈腰的我，才停下了手中的剪刀。 你一定是小何，欢迎你。我发现其实他并不老，脸上没有什么皱纹，只是头发全都掉光了。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是学工民建的，我们这儿正需要。我姓刘，你叫我老刘就行。
我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刘所长。
刘所长给了我一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他说，局里要求给新来的同志培训一下，我看就免了，你是学建筑的高材生，这材料看看就明白。他清了清嗓子说，你一定知道这句话，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上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连说知道知道。刘所长说，这是韩非子他老人家在两千年前就指出了我们白蚁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啊！说完他对着走廊大喊：李科长！
三十多岁的李科长，腰里挂着摩托罗拉的BP機，缀着一条细细的金黄色链子，在裤子上来回晃动。他领着我来到工程科，那是我即将入职的部门，靠门的地方有一只空空的写字台，是那种五个抽屉的“一头沉”，桌子是木头的，椅子是木头的，地板是木头的，连墙也是厚厚的木板做的。李科长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办公吗？这里以前闹白蚁，一楼的柱子被啃成了干丝瓜瓤，风一吹，整栋楼就有可能成了木头渣，谁也不要这房子。我很好奇，难道现在这个办公室是用木头渣重新粘成的吗？
刘所长、李科长说起白蚁来都头头是道，让我也对白蚁这种在两亿年前的二叠纪就生活在地球上的神秘生物充满了崇拜与期待。我时常想象它们于暗夜中集结，接受蚁后崇高的使命，睁着闪闪发光的眼睛，成群结队地朝着某栋光鲜的大厦进发，在墙壁里行军，在地板下演练，直到蚁酸涂满整栋建筑，然后就朝下一个目标迈进，大厦化为齑粉时，它们在暗夜里无声地笑了。
我把我的想象讲给海静听，她鄙夷地说，你还真打算在这里待啊？
不久我就发现，海静的鄙夷确实有道理，白蚁防治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蚁患并不常见，而我的工作，不过就是核算新建筑的白蚁防治预算。几乎每位同事来单位时都匆匆忙忙，对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也视若无睹，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常见的，1990年代后期，正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繁华岁月，像杭州这样的南方城市，差不多人人都有生意。
对于未来，我一向不抱太大希望，我觉得，只要消停就好。海静为我在单位与H大中间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一个信佛的老太太郝婆，她每到周末就会给我烧几个菜。她经常去附近的菜场买几条鱼，给我做一条，然后余下的几条养在一个大瓦盆里，她会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把这些刀下余生的鱼带到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放生。我非常不理解郝婆是如何选择哪条鱼杀掉，哪条鱼放生的，我曾试图与她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郝婆满脸是笑，只说一定要天气好的时候去，否则鱼一进放生池就看不见了。我也曾见她做鱼的时候念叨，大意是，今生我吃你，来生你吃我。郝婆还经常用难懂的方言跟我聊一两小时，她称我为“小伢儿”，称海静为“囡囡”，除此之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晓得？”我连连回答，晓得，晓得。海静有时住在学校，有时就住在我这里。海静一直试图推着我往前走，她认为我可以做生意，也可以从政，她常常为我规划未来，而我只觉得无聊而又幸福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它们就像白蚁研究所的民国建筑一样，四处都是厚实的木头，尽管算不上雄伟，但绝不会变成一吹即散的丝瓜瓤。
Andrew的出现是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海静比我毕业晚一年，由于她成绩出色，保送读研了。H大与悉尼大学有一个交流项目，海静加入了一个经济地理的课题组，Andrew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那段时间，海静经常给我提起澳洲人Andrew。他的父亲来自波兰，母亲是英格兰人，他们1967年在保罗·西蒙的伦敦演唱会上相逢，然后老Andrew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1967年，正是达斯汀·霍夫曼演《毕业生》的年份。伦敦姑娘爱上了波兰小伙，这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段时间小Andrew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平时大家都在忙，一到了周末，来自异国他乡的小Andrew无所事事，就一直跟着我们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我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得了少白头，脸型像商店里的那种塑料模特，窄而有纵深感，眼眶是深陷的，棱角分明，高高大大。他喜欢打网球，我们第一次去打球，我就发现我非他的对手，Andrew有一手平击发球的绝技，基本上一发致命，我很少能接到。Andrew这个洋鬼子不懂事，他明知我接不起来，还一个接一个地发，搞得我在海静面前没了面子。但是Andrew似乎并不了解，他还常常约我打球，并且积极地订场地。我们常打球的地方是个游泳馆，网球场算是附设场地，打球的时候常有些刚游完泳的姑娘们站在那里围观。她们头发湿漉漉的，有的还把衬衫淋上了水珠，显露出内衣的颜色，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的穿红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为Andrew叫好，因为他打得确实比我好，大概她们会认为我是被组织上派来照顾外宾的马仔吧。
那时候，杭州街头上的老外并不多，所以我、海静还有Andrew一起逛街时，会引来一些好奇的眼神。说实话，我们都有点小小的得意，好像初中时我拥有了第一双Nike鞋，穿上它去上学的感觉一样。在1990年代中期，有个洋人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我把Andrew当成我生活中的一朵奇异的小浪花，所以尽管网球打不过他，也不以为意。我们去太子湾公园野餐，他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海静，喝了几瓶啤酒后，兴奋得搂住我们，我看见他握海静的手挺紧，也没太在意，我想也许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吧。
总之，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爱人搞丢了。
所有的相遇都是漫不经心，所有的分离都是蓄谋已久。事到如今，我再回首这桩爱情时，发现它破绽百出，然而23岁的我，Too Young Too Simple。
我从机场返回宿舍的路好像走了一年多。出租车上播放的那首歌相当应景，一个哭腔女子在在反复地唱“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初夏的杭州风景已经老去，熟绿而肥大的柳叶挂在枝头，再不是拂堤醉春风的模样。这里到处都没有爱情，我的青春岁月里布满了白蚁，但我还必须看着它，变成干丝瓜瓤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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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正在我为失恋度日如年的时候，老姚却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他毕业时依靠一个神通广大的老乡，顺利去了电信局，这是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是老姚并没有做多久。因为他成功地把上司的女朋友给撬了，他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就辞职走人了。老姚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打的并不是一场毫无准备之架，第二天他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开了一个168信息台。 每个刚刚诞生的行业在赚钱方面都有些荒诞不经。老姚只有一间破办公室和几台旧机器，就开始了第一轮创业。一般的信息台赚钱的路子是在报纸中缝里登一两个报花，配上清凉美女的图，再加上几句“午夜悄悄话”“绝对隐私”之类暖昧的话，然后招几个声音比较甜的话务员，录几段从《知音》里抄来的故事，就可以坐收高额话费了。普通电话的通迅费为每3分钟3毛钱，而信息台的话费是1分钟1块钱，收费不透明，话费的数额就更不好说。打这些电话的人，多是用公费电话，老姚在电信局工作时就瞅准了这个生财之道，所以一开张就赚了钱。
老姚公司一年多就已经上了规模，他拥有好几十个号码，除了性知识咨询、午夜悄悄话，他又作通了招生部门、劳动部门的工作，查高考分数、劳动保险等全部都由他来做。老姚一下租下了世贸大厦的一层，几百平米的办公室，数十位年轻漂亮的话务员姑娘，全都穿着武藤兰式的制服。他耀武扬威地坐在大班台后面，头发油光锃亮，完全能滑倒苍蝇。
虽然我在失恋后万分悲伤，但是看到如此喜感的场面，还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怎么样？哥们，我这事业飞黄腾啊！”我们在一起常玩一个游戏，就是省去四字成语的最后一字，老姚许多年一直爱好这种说话的方式。
“岂止飞黄腾，简直蒸蒸日，如日中……”
“别日过来日过去的，我知道你憋得难受，咱们现在就去喝两杯。”说完他抓起手中的电话：“Lisa你过来一下。”
一个披着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儿应声而来。
“给我安排一下圣地亚哥，今晚有重要客人，你也一起，再叫上Ella。”
听着这些英文名，我又有点上头，于是就到走廊里抽烟。
圣地亚哥是杭州当时最高端的酒店之一，老姚这顿饭搞得无比之复杂，完全是暴发户的状态。北极甜虾、神户牛肉、法国生蚝一应俱全，一瓶XO很快被我们喝光，每次举杯老姚都要祝我失恋快乐。他先说：“始乱终弃啊！来，干一杯。”又说：“八国联军里也有澳大利亚，那是我们跟他们打的第一仗，你这是第二仗，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中国人都败了，而且，东西都被人抢了。”又说：“伤心小箭啊！来干一杯。”我失恋了，他却这么兴高采烈，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包房里的灯光暗了，我们开始唱歌。《当年情》《一生何求》，等唱到《相思风雨中》的时候，老姚已经与Lisa抱成了一团。我酒酣耳热，与那个叫Ella的安徽姑娘跳贴面舞，我觉得自己堕落极了。
我又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等到桌子上堆满瓶子的时候，老姚已经不行了，他与Lisa像一双筷子一样，一会儿这个倒，一会儿那个倒。
我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难受，从头顶到脚底，冰冷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老姚说，兄弟，回家吧。我说，我哪有家。老姚说，有你哥在，你永远都有家，不仅有家，还有伴儿。
Ella送我去了一家美爵酒店，那是我第一次去五星酒店，大堂里的吊灯有几千个水晶坠，每一个都让我想起海静的水晶耳坠。那是我送她唯一一个像样的礼物，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戴着，或者，已经被当成了垃圾，丢到了太平洋里。Ella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一颗一颗地摘大堂里一棵盆栽的果子，那大概是某种热带植物吧，果子的汁水搞得我一手粘。等她登记完，我已经差不多把那棵树薅秃了，不知为什么，服务生并没有制止我。
到房间时，Ella脱了外衣，露出两条光溜溜的手臂，我也脱去外衣。这时，一阵天旋地转，我一头栽倒床上。
早晨我离开时发现，房间里的电话机一直通着，我挂掉后，再按重播，听到话务员柔媚的声音：“您好，欢迎致电午夜悄悄告诉你……”
海静虽然走了，但是我感觉杭州处处都是她的痕迹。走过湖边的长椅，想起大二那年我们曾在这里计时接吻，结果不到两分钟就让对方的鼻息烘得满脸是汗，停下来笑个不停;少年宫前面的草坪，让我想起她春天穿的方格裙子，那裙子是毛线织的，一不小心就沾上些草叶树枝，她不停地问我，老何我的衣服上是不是沾了树叶？
我这么一路走着，过去的时光就像放电影一样涌现出来。我走着，走着，无论从哪里出发，终点都是海静提出要与我分手的那个夜晚，这座城市像是有无数的入口，无一例外地通向痛苦的彼岸。
我的青春岁月肯定也曾经意气风发，但是我现在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老姚说我天生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说，我都把姑娘送到你眼前了，你居然让人家回家了。老姚对我的指责让我羞愧万分。我说，要不再来一次试试？老姚不理我了。他说，你当人家是什么人。
那几年我常跟老姚一起混，他经常在一家餐馆张罗好几桌饭局。左Lisa，右Ella，老姚无往而不胜。等到我也准备停薪留职时，老姚名下已经有了十个左右的公司，跨四五个行业，互相不挨着。老姚做生意的方式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他当年拉着我去义乌贩卖明星招贴一样，看见什么赚钱就搞什么。
老姚的生意虽然做得很Low，但是他有一些奇特的爱好，让他看起来与一般的生意人不太一样。比如他后来又喜欢上了骑哈雷摩托和潜水，他经常把哈雷摩托托运到一个鲜有人知的国度，骑上十天半个月，回来时，就与我们分享他的旅途所得。而且，老姚很快就去了一所著名商学院读了EMBA。
现在必须承认，是海静与老姚联手，为我搞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1998年的那场失恋折磨了我一年多。海静给了我当头一棒，老姚则为我订制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头盔。到新世纪的钟声就要响起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老姚像个先知一样地说，是人都得来这么一下。要不你也枉在世上走这一遭。他说，其实你也不丢人，毕竟你的對手很强大，就像个外星人。
海静后来并没有嫁给Andrew，她在悉尼读了三年书，就又去了美国。在1998年，我像一件旧外套一样被她甩掉了，我被揉成一团乱七八糟的样子，甚至都不能幻想着她在大洋彼岸的洋洋得意。其实海静或许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面对的是房租学费和异国他乡。但是她势必会杀出一条血路。我确信，这个世界就是为海静这样的人而设，她能够很快调整自己的姿势，尖叫着，喘息着，她与这个世界就一起嗨了。 5
海静醒了。她穿上衣服，连外套上的腰带都束好了，用酒店的法压咖啡壶煮了两杯咖啡。我还陷在床垫的重围里，窗户里洒进来的太阳光给海静的轮廓镀了一圈金边，我仰望着光芒万丈的她，感觉自己正在不断地萎缩。我的嘴唇上还留有她口红的味道，这让人羞愧不已。
假如一部电影里发生了上述的情景，男女主角在开始讲话时，都会很黯淡吧？但是海静真的没有，她兴致勃勃。
她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
我鬼鬼祟祟地捡拾着散落在床头和床边的衣服，裤腿拧成了麻花，穿的时候差点把自己绊倒。海静的眼睛里闪着我熟悉的光亮，她语速并没有因为我的萎缩而变慢。
澳洲虽然好，但是未免太无聊。我在那里晒了好几年的太阳，也有点厌烦了。我刚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就在硅谷。不过我可不做什么高科技，我还是老本行，倒腾房子。给我干活的都是“老墨”。
硅谷我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还去过两次，在那传说遍地的世界之谷，每天都在产生一个新的波浪，然后被放大，变形，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焦躁的理由，在我们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就常在深夜的酒吧里传送这些故事。而我不曾想过，已经奔四张的海静，居然还在这些故事里。
有一个五个人的小公司，做了一个软件，突然被Google收了，五位股东共得19亿美元，海静说，你说他们该怎么分呢？我就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房子又要涨钱了，哈。
有一天，打开窗户，发现窗外停一排奔驰，海静说，这一定又是有公司被收了。
海静以比我快1.5倍的语速，讲了许多段子，信息量巨大，我好几次都想把录音打开，以免漏掉什么重要的信息。海静说，现在去硅谷的中国人，都要去Jobs的故居，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财富呢？那一定是能够颠覆现有生活的人，比如Jobs，他改变的不只是手机，而是人的生活，几年前，我们不还是用那种键盘手机吗？Jobs逝世那天，我带着大儿子去了他的故居，好多好多鲜花啊，我真的很感动，他的房子那儿是一个Corner，现在全涨钱了。
可是，海静说，人真要好好活着，即使活成了Legend（传奇）又有什么用？
她说，老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这一下没了，算怎么回事？这几年我经常想起我们上学的日子，也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回来看看你们。
她沉默了几分钟。她说的“你们”，显然包括老姚，在我们相恋时，老姚就是我与海静最亲近的人。
空气有点凝固，我正想找个话题说说，海静就抬起头来，她看着我。没头没脑地冒了句：你应该多要几个孩子。
海静说活从来没有起承转合，急停急转，都是硬切。以前也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不会在谈话里夹杂这么多的英文。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次重逢算什么。我穿戴整齐，坐在那个带着高硬靠背的沙发里，接过海静递过的咖啡时，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偷情的老手。海静喜欢硬而高的沙发，她最讨厌我没有人形地倒进“懒人”椅的样子，这是我们最初的区别。
我也马马虎虎地说了一些我的近况。不过我着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开过一阵子公司，曾经满世界地跑，现在已经没有生意可做，我重新回到了年轻时憎恶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每天准时上班，其实不过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老姚认为我这种生活是完全的混吃等死。他倒是没等死，却在殡仪馆等着我們。
我与海静浅浅地拥抱，道别。我重新坐回车里，看到驾驶室里留下的几朵白色的花瓣，头有点轻微而顽固的疼。我望着汽车天窗外的蓝天，已是正午，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没有一丝云彩，郝婆假如还在世，她会认为，今天真是一个适合放生的天气。
我没有想到，再次见到海静时，会是在殡仪馆。那天她穿着一条黑裙子，手里捧着一束百合，一副大墨镜遮住了半张脸，与我握手时，左手摘下了一半眼镜，虽然看着我，眼神却很深远，而且，右眼的一半还在墨镜后面。
告别仪式还没开始，为了表示与死者老姚的关系非同一般，我们这些老同学都站在了队伍的最后。老姚一位年轻的同事正在给我们发小白花。小白花是用无纺布做的，非常硬朗，据说在这方面殡仪馆有统一的规定，不管死者是谁，都不许用鲜花。小白花的后面并不是常见的那种别针，而是一条长长的大头针，用白色的细纱裹着，钝且涩，我戴了好几次，都不成功，花头太重，垂头丧气地倒在胸前。花下面有一条剪裁得很仔细的白色布条，上面用金字写着“奠念”，也许这是殡仪馆的工作人员发明的一个词。好几个同学都遇到了我同样的问题，海静不知从哪儿又找来几枚大头针，有两根针，就可以把白花固定好了。她给许多人帮忙，看我的白花还垂着，也来给我帮忙。她一边扯起我胸前的衬衫，一边说，连黑衬衫都是巴布瑞的，挺讲究。可不，我说，时不时就得来一趟，得体面点。海静帮我固定好白花，就停在离我很近的地方。我们都站在彼此的眼角里，可是，我们都努力把眼睛瞪得溜圆，目光像黑夜里手电筒的光，是一道可以爬上爬下的柱子，一点都不散，没有任何余光。
我是眼睁睁地看着老姚离开人世的。那天已经是凌晨三点，我闻讯赶到医院时，急救室的门已经敞开，几个人正在手忙脚乱地为老姚擦身体，我看到他的胸前和颈后有几个紫红的印，手垂在床下，像一条咸鱼，伴随着擦拭身体的节奏来回晃动，他的阴茎软耷耷地弯在一边，是灰白的颜色。老姚双眼紧闭，表情平静，就像一次常见的醉酒，然而全身上下仿佛也都笼罩着一层神秘的灰色。老姚的女同事、一个大姐模样的人在走廊里陪着老姚的太太Lisa，她已经无法站立，那位大姐倒是指挥若定，一边安慰Lisa，一边张罗几个年轻人，联系太平间、入殓的衣服等。我手足无措地立在那儿，连自己都觉得很多余。
告别的队伍开始了缓慢的移动，我们十几个同学站在最后，海静不常回来，几个女同学便围着她小声地问长问短。其实我也感觉到，她们会时不时地把目光移到我身上。我们这一小撮人，就像等待检票上车，又像排队去礼堂开会，会议的内容大家已经知晓，而且，这样的会议以后也越来越多了。
告别厅里，老姚睡在鲜花丛中，我们站在进门的地方，排成两排，从老姚的脚下朝着他的身体和头部眺望，老姚穿着那件我们几天前七手八脚帮他穿上的宽大的蓝西装，也许是化了妆的原因，我觉得他的距离有点遥远了，他的头顶上还戴了一顶圆圆的帽子，看起来有点古怪。司仪还没有发出号令，我已经着急忙慌地鞠了三个躬，不想，三个躬鞠完，司仪才说：“现在请大家向遗体三鞠躬。”我身体晃了一下，站在我旁边的海静像是下意识地拉了一下我的手。
与Lisa握手拥抱的时候，眼泪突然涌出来，止也止不住，我用力地拍了一下她，就逃了出来。海静一直跟在我身后，她一直在啜泣，来到广场上时，突然大哭起来，她抱住我，身体一下下地耸动，我轻轻地拍着她的肩头，风吹起她柔软的裙角，扫到我的手指上。我们一直抱着，我说，好了，好了，一切都会好的，她哭着点头，越抱越紧，好像只有这样，才能告诉彼此，我们还都活着。
渐渐地，她僵硬的身体有了一点弹性，我的胸口也热了起来，我们相互试探着放开对方，到完全分开时，她突然很冷地说，送我回去吧，我打车来的。
2
时隔十五年之后，我与海静又睡在了一起。说起来真是匪夷所思，我大体算是个正经人，在男女问题上一向拘谨。海静与我之间曾有过那么一段儿。分手十五年后，我们一起去参加完好朋友的葬礼，都悲伤到不能控制眼泪。然而，仅仅是一个小时之后，我就与她上了床。大白天的，窗帘也没拉，在酒店里，一切仿佛还都是十五年前的样子，我们熟门熟路地纠缠在一起，一遍又一遍地拥抱、接吻，一次又一次地把彼此送到过去的时光里。我似乎完全忘记了十五年前的那天，她走进国际出发的匣口，趾高气昂地消失时的情景。那一天，我感觉胸膛里的炸弹，在那一瞬引爆，我被炸得七零八落。过了好久，我积攒了全身的气力，好不容易，才把那些碎片重新聚拢成人型，一步一顿地走出机场。从此之后，我们再也没有联络。
几年前，老姚去看完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带回了海静的消息，他告诉了我海静的MSN，我没有加。
那时正是我生活最热闹的时候，我刚注册了一家新公司，业务很忙，还在联系业务的同时，认识了一个卖楼的姑娘小美。那时我的生意有了一点起色，我买了江边的房子，有一览无余的明亮阳台，小美经常露着两条长长的腿在那里跳来跳去。我们共用一台电脑，她还经常帮我打理公司的业务。我觉得是不适合与海静再啰嗦些什么。更主要的是，我们还能谈些什么呢？谈她快乐而空虚的生活？悉尼奥运会？刚分手那会儿，我一想起她的名字，心里就会像被针扎了一样难受，又过了些年，痛点就变得有点飘忽不定，有可能在看一个爱情电影时被激发一下，也有可能被中秋前后的桂花激发一下。痛点被激发时，开始会感觉心脏缩成一团，到后來，烈度也渐渐降低，及至认识小美时，痛点的表现已经微小得像小便后的寒颤。
在与海静重逢相拥的那一瞬，我猜想她与我还是有心灵上的共鸣的，因为她抖个不停。我吻她的脸，直到她面部的肌肉松驰下来，开始有了表情。我们彼此把对方紧紧地包裹住，仿佛这样可以给不堪的青春岁月一个交代。继而，我们像两片漂浮在湖面上的树叶，平静地起伏着，一会儿东，一会儿西。
很自然地，我想起了第一次见到海静时的场景。那是杭州的九月，一年一度的大一新生报到日。海静穿着白色的衬衣和浅蓝的牛仔裤，背着一个双肩小包。像所有的新生一样，她瞪着两只清澈的眼睛，新奇地左顾右盼。我问，你一个人吗？是的，我不许他们来送我，就这么一点路，再说我也来过好几次杭州了。
行李都在后面的车上，我们负责给新报到的同学派发宿舍的钥匙、新生入学手册以及带领他们去食堂办理粮油关系。浙江省刚刚取消了粮票，所谓办理粮油关系，其实就是告诉他们，直接去窗口买饭票就行了。 海静是从南京来的，她的情况我们早就摸得一清二楚，听说她是有文艺特长的，每个人都对她有所期待。
我在一堆行李中找到了海静的那只，是一个棕色的大皮箱，二话不说就扔到了三轮车上，然后命令她：上车吧，我带你去六舍。海静听话地坐到了三轮车上，那样子说起来有点滑稽，但是我们都得意洋洋。不是每个新生都能享有坐三轮的待遇，一般情况下，我们会带他们先到宿舍，然后行李攒够了一车，再一起拉过去。
六舍是女生宿舍，这里在1980年代曾作为片场，拍摄过《女大学生宿舍》。那位女导演也因此几次回到我们学校，为她的新电影做首映。我与海静曾去看过，不过那电影不怎么样。六舍建在学校的最高处，平时是不允许男生出入的，这栋令人高山仰止的建筑我也只去过这么一次，因为接新生的原因，此时允许男生出入。
我放下三轮车的车闸，熟练地蹬着，背后就是那口装满了一个小女生全部秘密与憧憬的大箱子，箱子旁边，是扎着马尾辫的十九岁的海静，我的前后左右都是高年级男生的眼神，它们像羽箭一下射向我，而我丝毫不为所动，眼睛盯着海静未来四年的家——六号宿舍楼。
看起来这是一个泡师妹的好办法，而事实上我并不在行，一路上都没说几句话，把行李送到她的宿舍之后，也只是不怎么响亮地说了句：我是九一级的何营营，你有困难可以找我。假如同样的情况发生在今天，我们会愉快地互扫一下二维码，但是那时啥都没有，我追了一句，我住七舍，303，那儿你们可以随便去。然后就快步地下楼了，好像还有很多师妹等待我去帮忙一样。等我走出六舍，回头看了一眼，发现海静正在阳台上往下张望。
谢谢你，师兄。她在阳台上大方地喊了一句。
据后来海静说，从那一天，她就喜欢上了我。这让我感到很荣幸，因为H大是个理工科大学，女生一向稀缺，像海静这样的漂亮女孩儿，更是凤毛麟角。即使是后来，她把我的生活搞得一团糟的时候，我也还是觉得这是一件令人得意的事。不过据另外的一些女同学说，其实这也不算什么，因为我那时挺招女孩儿喜欢，说话慢吞吞，长头发，清瘦，像一个失败的艺术家。那会儿的女孩儿都好这口。
海静凡事主动，因为她第一眼就喜欢上了我，所以不到一学期，我们就混成了好朋友。她常与闺蜜邓妙到我们宿舍来约我和老姚打网球，我们那所学校在当年是全国少有的网球运动传统学校。许多同学在体育课上选修这门看上去很洋气的运动。大多数人都用木制的球拍，打不了多久，就变形了，假如两个衣衫不整的人，拎着两把变形的木头球拍走到室外，也许会被人当成是去护校河里捞鱼。海静的家境不错，所以她用的是Leader球拍，铝合金的，当年要150元一把。我们常到九舍外的水泥场地打混合双打，海静与我一对，老姚与邓妙一对儿，
春天来了，我们也一起去植物园看梅花。有次邓妙过生日，男男女女聚了十多個，我们把蛋糕涂在彼此的脸上，在草坪上跳水兵舞，过往游人围成了圈，对我们的青春年华垂涎不已。但是对我们这一切又再正常不过，这样的场景其实在许多同学的生日Party中都有过。我们经常三五人约在一起，去爬山或者到什么公园去玩一天，有男有女，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关系。不过那次在植物园玩到挺晚，走回学校的时候，天已经有点黑了，我们高谈阔论地走着，走着走着，我就发现其他同学都已经不见了。
当时的我确实就是这么傻，所有同学都断定我在与海静恋爱时，我还觉得我们只是谈得来的好朋友。那天海静大概也是有点不耐烦了，她一下拉住我的手，然后脸朝向我，嘴角全是挑衅的表情。我握住她柔软的手，看到黄昏里一朵朵的云彩从脑后唰唰地飞过，越过了远处的栖霞岭，直奔更远处的之山而去。
我们就开始单独约会了。一起吃饭，一起去图书馆，假期里还会一起出去玩。回忆起这段校园生活，我对她心怀感激。我经常想，要不是天天陪她去自修，也许我不知该挂多少科。毕不了业也不奇怪。因为我经常在熄灯前从图书馆出来，送她回六舍后，再爬校门出去，找老姚他们喝几杯。
老姚对于我的恋情十分之关心，经常公然地问一些流氓问题，而海静每次来找我时，也会与老姚没头没脑地聊几句。老姚的年龄比我大两岁，在男女问题上显然更加猴急，他曾对海静的闺蜜邓妙发动过攻势，海静也为他出谋划策，但邓妙在大二暑假过后就没回学校，听说是休学去了国外。我们的网球组合三缺一，老姚一直也没想办法把那个缺的一角补上，但这也没什么，至少在我看来，老姚并没有因此与我们疏远。在我与海静闹别扭时，他一般会充当调停人的角色。他经常给我说的一句话就是：人家是姑娘，你得让着点。紧接着下一句就是：不过究竟还是不是姑娘，可以存疑，对吧老何？如果我与海静的别扭闹得比较严重，到了冷战的级别，通常海静会通过老姚来示弱，所以在邓妙离开之后，老姚似乎也成了海静的闺蜜与卧底。学生时代的友谊，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3
后来我想，也许我不是注定会成为一个爱情中的Loser的，但我算得上是漫不经心，对即将到来的一切缺乏准备。我没有准备好去迎接新的时代。我坐在时代列车的末端，被突如其来的颠簸搞得七荦八素，而海静，早早地就坐到第一排去了。这是物竞天择的规律。35岁之后的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我认为我应该原谅她。
作为一个强大的女孩，在我刚毕业工作的时候她已经替我安排好所有的事。我们都顺利地拿到了留在杭州的“红卡”，我毕业分配的单位是房管局，我的专业是“工业与民用建筑”，房管局有许多下属单位，我第一天报到，就被发到了白蚁防治研究所。这个单位的名字听起来透着一股后现代主义的气息，我接到通知时满腹狐疑。
白蚁防治研究所在一条人迹罕至的小街上，青砖的二层小楼，门口有一棵表皮溜光的歪脖树，树洞里插满了烟头。沿着嘎吱吱响的木楼梯，上到二楼——那种民国时期的老房子，所长的办公室就楼顶上来第一间。我推开厚重的木门，看到一位精神矍铄的小老头，正在专心致致地修剪鼻毛，他举着一面圆镜子，我想他是在这面照妖镜里看到了点头哈腰的我，才停下了手中的剪刀。 你一定是小何，欢迎你。我发现其实他并不老，脸上没有什么皱纹，只是头发全都掉光了。我看了你的档案，你是学工民建的，我们这儿正需要。我姓刘，你叫我老刘就行。
我毕恭毕敬地叫了一声刘所长。
刘所长给了我一堆事先准备好的材料，他说，局里要求给新来的同志培训一下，我看就免了，你是学建筑的高材生，这材料看看就明白。他清了清嗓子说，你一定知道这句话，他指了指墙上的一幅书法作品，上写“千里之堤，溃于蚁穴”。我连说知道知道。刘所长说，这是韩非子他老人家在两千年前就指出了我们白蚁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啊！说完他对着走廊大喊：李科长！
三十多岁的李科长，腰里挂着摩托罗拉的BP機，缀着一条细细的金黄色链子，在裤子上来回晃动。他领着我来到工程科，那是我即将入职的部门，靠门的地方有一只空空的写字台，是那种五个抽屉的“一头沉”，桌子是木头的，椅子是木头的，地板是木头的，连墙也是厚厚的木板做的。李科长说，知道我们为什么在这里办公吗？这里以前闹白蚁，一楼的柱子被啃成了干丝瓜瓤，风一吹，整栋楼就有可能成了木头渣，谁也不要这房子。我很好奇，难道现在这个办公室是用木头渣重新粘成的吗？
刘所长、李科长说起白蚁来都头头是道，让我也对白蚁这种在两亿年前的二叠纪就生活在地球上的神秘生物充满了崇拜与期待。我时常想象它们于暗夜中集结，接受蚁后崇高的使命，睁着闪闪发光的眼睛，成群结队地朝着某栋光鲜的大厦进发，在墙壁里行军，在地板下演练，直到蚁酸涂满整栋建筑，然后就朝下一个目标迈进，大厦化为齑粉时，它们在暗夜里无声地笑了。
我把我的想象讲给海静听，她鄙夷地说，你还真打算在这里待啊？
不久我就发现，海静的鄙夷确实有道理，白蚁防治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蚁患并不常见，而我的工作，不过就是核算新建筑的白蚁防治预算。几乎每位同事来单位时都匆匆忙忙，对我这个新来的大学生也视若无睹，这在那个年代是很常见的，1990年代后期，正是“东方风来满眼春”的繁华岁月，像杭州这样的南方城市，差不多人人都有生意。
对于未来，我一向不抱太大希望，我觉得，只要消停就好。海静为我在单位与H大中间租了一间一居室的房子，房东是一个信佛的老太太郝婆，她每到周末就会给我烧几个菜。她经常去附近的菜场买几条鱼，给我做一条，然后余下的几条养在一个大瓦盆里，她会挑一个风和日丽的天气，把这些刀下余生的鱼带到附近的一个寺院里放生。我非常不理解郝婆是如何选择哪条鱼杀掉，哪条鱼放生的，我曾试图与她探讨这个问题，但是郝婆满脸是笑，只说一定要天气好的时候去，否则鱼一进放生池就看不见了。我也曾见她做鱼的时候念叨，大意是，今生我吃你，来生你吃我。郝婆还经常用难懂的方言跟我聊一两小时，她称我为“小伢儿”，称海静为“囡囡”，除此之外，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你晓得？”我连连回答，晓得，晓得。海静有时住在学校，有时就住在我这里。海静一直试图推着我往前走，她认为我可以做生意，也可以从政，她常常为我规划未来，而我只觉得无聊而又幸福的生活仿佛触手可及，它们就像白蚁研究所的民国建筑一样，四处都是厚实的木头，尽管算不上雄伟，但绝不会变成一吹即散的丝瓜瓤。
Andrew的出现是在我工作两年之后。海静比我毕业晚一年，由于她成绩出色，保送读研了。H大与悉尼大学有一个交流项目，海静加入了一个经济地理的课题组，Andrew也是这个课题组的成员。那段时间，海静经常给我提起澳洲人Andrew。他的父亲来自波兰，母亲是英格兰人，他们1967年在保罗·西蒙的伦敦演唱会上相逢，然后老Andrew投入了帝国主义的怀抱。1967年，正是达斯汀·霍夫曼演《毕业生》的年份。伦敦姑娘爱上了波兰小伙，这听起来很有意思。那段时间小Andrew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中心，平时大家都在忙，一到了周末，来自异国他乡的小Andrew无所事事，就一直跟着我们混。他的头发是灰白的，我不知道是天生如此，还是得了少白头，脸型像商店里的那种塑料模特，窄而有纵深感，眼眶是深陷的，棱角分明，高高大大。他喜欢打网球，我们第一次去打球，我就发现我非他的对手，Andrew有一手平击发球的绝技，基本上一发致命，我很少能接到。Andrew这个洋鬼子不懂事，他明知我接不起来，还一个接一个地发，搞得我在海静面前没了面子。但是Andrew似乎并不了解，他还常常约我打球，并且积极地订场地。我们常打球的地方是个游泳馆，网球场算是附设场地，打球的时候常有些刚游完泳的姑娘们站在那里围观。她们头发湿漉漉的，有的还把衬衫淋上了水珠，显露出内衣的颜色，大部分是白色的，也有的穿红的。姑娘们无一例外地为Andrew叫好，因为他打得确实比我好，大概她们会认为我是被组织上派来照顾外宾的马仔吧。
那时候，杭州街头上的老外并不多，所以我、海静还有Andrew一起逛街时，会引来一些好奇的眼神。说实话，我们都有点小小的得意，好像初中时我拥有了第一双Nike鞋，穿上它去上学的感觉一样。在1990年代中期，有个洋人朋友是值得骄傲的，我把Andrew当成我生活中的一朵奇异的小浪花，所以尽管网球打不过他，也不以为意。我们去太子湾公园野餐，他左手拉着我，右手拉着海静，喝了几瓶啤酒后，兴奋得搂住我们，我看见他握海静的手挺紧，也没太在意，我想也许他们就是这样表达自己的情感吧。
总之，我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把爱人搞丢了。
所有的相遇都是漫不经心，所有的分离都是蓄谋已久。事到如今，我再回首这桩爱情时，发现它破绽百出，然而23岁的我，Too Young Too Simple。
我从机场返回宿舍的路好像走了一年多。出租车上播放的那首歌相当应景，一个哭腔女子在在反复地唱“带我到没有爱情的地方”。初夏的杭州风景已经老去，熟绿而肥大的柳叶挂在枝头，再不是拂堤醉春风的模样。这里到处都没有爱情，我的青春岁月里布满了白蚁，但我还必须看着它，变成干丝瓜瓤的样子。
4
1998年，正在我为失恋度日如年的时候，老姚却已经挖到了第一桶金。他毕业时依靠一个神通广大的老乡，顺利去了电信局，这是一份人人羡慕的工作，但是老姚并没有做多久。因为他成功地把上司的女朋友给撬了，他痛痛快快地打了一架，就辞职走人了。老姚后来的经历证明，他打的并不是一场毫无准备之架，第二天他就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开了一个168信息台。 每个刚刚诞生的行业在赚钱方面都有些荒诞不经。老姚只有一间破办公室和几台旧机器，就开始了第一轮创业。一般的信息台赚钱的路子是在报纸中缝里登一两个报花，配上清凉美女的图，再加上几句“午夜悄悄话”“绝对隐私”之类暖昧的话，然后招几个声音比较甜的话务员，录几段从《知音》里抄来的故事，就可以坐收高额话费了。普通电话的通迅费为每3分钟3毛钱，而信息台的话费是1分钟1块钱，收费不透明，话费的数额就更不好说。打这些电话的人，多是用公费电话，老姚在电信局工作时就瞅准了这个生财之道，所以一开张就赚了钱。
老姚公司一年多就已经上了规模，他拥有好几十个号码，除了性知识咨询、午夜悄悄话，他又作通了招生部门、劳动部门的工作，查高考分数、劳动保险等全部都由他来做。老姚一下租下了世贸大厦的一层，几百平米的办公室，数十位年轻漂亮的话务员姑娘，全都穿着武藤兰式的制服。他耀武扬威地坐在大班台后面，头发油光锃亮，完全能滑倒苍蝇。
虽然我在失恋后万分悲伤，但是看到如此喜感的场面，还是禁不住哈哈大笑。
“怎么样？哥们，我这事业飞黄腾啊！”我们在一起常玩一个游戏，就是省去四字成语的最后一字，老姚许多年一直爱好这种说话的方式。
“岂止飞黄腾，简直蒸蒸日，如日中……”
“别日过来日过去的，我知道你憋得难受，咱们现在就去喝两杯。”说完他抓起手中的电话：“Lisa你过来一下。”
一个披着长头发，身材高挑的女孩儿应声而来。
“给我安排一下圣地亚哥，今晚有重要客人，你也一起，再叫上Ella。”
听着这些英文名，我又有点上头，于是就到走廊里抽烟。
圣地亚哥是杭州当时最高端的酒店之一，老姚这顿饭搞得无比之复杂，完全是暴发户的状态。北极甜虾、神户牛肉、法国生蚝一应俱全，一瓶XO很快被我们喝光，每次举杯老姚都要祝我失恋快乐。他先说：“始乱终弃啊！来，干一杯。”又说：“八国联军里也有澳大利亚，那是我们跟他们打的第一仗，你这是第二仗，虽然性质不一样，但是结果是一样的，中国人都败了，而且，东西都被人抢了。”又说：“伤心小箭啊！来干一杯。”我失恋了，他却这么兴高采烈，这让我感到很轻松，这是一种奇特的感受。
包房里的灯光暗了，我们开始唱歌。《当年情》《一生何求》，等唱到《相思风雨中》的时候，老姚已经与Lisa抱成了一团。我酒酣耳热，与那个叫Ella的安徽姑娘跳贴面舞，我觉得自己堕落极了。
我又一瓶接一瓶地喝啤酒。等到桌子上堆满瓶子的时候，老姚已经不行了，他与Lisa像一双筷子一样，一会儿这个倒，一会儿那个倒。
我越喝越清醒，越喝越难受，从头顶到脚底，冰冷的感觉一波接着一波。老姚说，兄弟，回家吧。我说，我哪有家。老姚说，有你哥在，你永远都有家，不仅有家，还有伴儿。
Ella送我去了一家美爵酒店，那是我第一次去五星酒店，大堂里的吊灯有几千个水晶坠，每一个都让我想起海静的水晶耳坠。那是我送她唯一一个像样的礼物，也不知道她是否还戴着，或者，已经被当成了垃圾，丢到了太平洋里。Ella在前台登记的时候，我晃晃悠悠地站在那里，一颗一颗地摘大堂里一棵盆栽的果子，那大概是某种热带植物吧，果子的汁水搞得我一手粘。等她登记完，我已经差不多把那棵树薅秃了，不知为什么，服务生并没有制止我。
到房间时，Ella脱了外衣，露出两条光溜溜的手臂，我也脱去外衣。这时，一阵天旋地转，我一头栽倒床上。
早晨我离开时发现，房间里的电话机一直通着，我挂掉后，再按重播，听到话务员柔媚的声音：“您好，欢迎致电午夜悄悄告诉你……”
海静虽然走了，但是我感觉杭州处处都是她的痕迹。走过湖边的长椅，想起大二那年我们曾在这里计时接吻，结果不到两分钟就让对方的鼻息烘得满脸是汗，停下来笑个不停;少年宫前面的草坪，让我想起她春天穿的方格裙子，那裙子是毛线织的，一不小心就沾上些草叶树枝，她不停地问我，老何我的衣服上是不是沾了树叶？
我这么一路走着，过去的时光就像放电影一样涌现出来。我走着，走着，无论从哪里出发，终点都是海静提出要与我分手的那个夜晚，这座城市像是有无数的入口，无一例外地通向痛苦的彼岸。
我的青春岁月肯定也曾经意气风发，但是我现在居然一点也想不起来。老姚说我天生缺乏对生活的热情，他说，我都把姑娘送到你眼前了，你居然让人家回家了。老姚对我的指责让我羞愧万分。我说，要不再来一次试试？老姚不理我了。他说，你当人家是什么人。
那几年我常跟老姚一起混，他经常在一家餐馆张罗好几桌饭局。左Lisa，右Ella，老姚无往而不胜。等到我也准备停薪留职时，老姚名下已经有了十个左右的公司，跨四五个行业，互相不挨着。老姚做生意的方式在我看来并没有什么技术含量。与他当年拉着我去义乌贩卖明星招贴一样，看见什么赚钱就搞什么。
老姚的生意虽然做得很Low，但是他有一些奇特的爱好，让他看起来与一般的生意人不太一样。比如他后来又喜欢上了骑哈雷摩托和潜水，他经常把哈雷摩托托运到一个鲜有人知的国度，骑上十天半个月，回来时，就与我们分享他的旅途所得。而且，老姚很快就去了一所著名商学院读了EMBA。
现在必须承认，是海静与老姚联手，为我搞了一场盛大的成人礼。1998年的那场失恋折磨了我一年多。海静给了我当头一棒，老姚则为我订制了一个大小适宜的头盔。到新世纪的钟声就要响起的时候，我差不多已经练成了金刚不坏之体。老姚像个先知一样地说，是人都得来这么一下。要不你也枉在世上走这一遭。他说，其实你也不丢人，毕竟你的對手很强大，就像个外星人。
海静后来并没有嫁给Andrew，她在悉尼读了三年书，就又去了美国。在1998年，我像一件旧外套一样被她甩掉了，我被揉成一团乱七八糟的样子，甚至都不能幻想着她在大洋彼岸的洋洋得意。其实海静或许比我也好不了多少。她面对的是房租学费和异国他乡。但是她势必会杀出一条血路。我确信，这个世界就是为海静这样的人而设，她能够很快调整自己的姿势，尖叫着，喘息着，她与这个世界就一起嗨了。 5
海静醒了。她穿上衣服，连外套上的腰带都束好了，用酒店的法压咖啡壶煮了两杯咖啡。我还陷在床垫的重围里，窗户里洒进来的太阳光给海静的轮廓镀了一圈金边，我仰望着光芒万丈的她，感觉自己正在不断地萎缩。我的嘴唇上还留有她口红的味道，这让人羞愧不已。
假如一部电影里发生了上述的情景，男女主角在开始讲话时，都会很黯淡吧？但是海静真的没有，她兴致勃勃。
她说，你知道吗？我这几年一直在美国。
我鬼鬼祟祟地捡拾着散落在床头和床边的衣服，裤腿拧成了麻花，穿的时候差点把自己绊倒。海静的眼睛里闪着我熟悉的光亮，她语速并没有因为我的萎缩而变慢。
澳洲虽然好，但是未免太无聊。我在那里晒了好几年的太阳，也有点厌烦了。我刚在美国注册了一个新公司，就在硅谷。不过我可不做什么高科技，我还是老本行，倒腾房子。给我干活的都是“老墨”。
硅谷我是知道的，不仅知道，还去过两次，在那传说遍地的世界之谷，每天都在产生一个新的波浪，然后被放大，变形，成为人们的谈资和焦躁的理由，在我们二十郎当岁的时候，就常在深夜的酒吧里传送这些故事。而我不曾想过，已经奔四张的海静，居然还在这些故事里。
有一个五个人的小公司，做了一个软件，突然被Google收了，五位股东共得19亿美元，海静说，你说他们该怎么分呢？我就知道，这意味着，我们的房子又要涨钱了，哈。
有一天，打开窗户，发现窗外停一排奔驰，海静说，这一定又是有公司被收了。
海静以比我快1.5倍的语速，讲了许多段子，信息量巨大，我好几次都想把录音打开，以免漏掉什么重要的信息。海静说，现在去硅谷的中国人，都要去Jobs的故居，什么样的人能够创造财富呢？那一定是能够颠覆现有生活的人，比如Jobs，他改变的不只是手机，而是人的生活，几年前，我们不还是用那种键盘手机吗？Jobs逝世那天，我带着大儿子去了他的故居，好多好多鲜花啊，我真的很感动，他的房子那儿是一个Corner，现在全涨钱了。
可是，海静说，人真要好好活着，即使活成了Legend（传奇）又有什么用？
她说，老姚生意做得红红火火的，这一下没了，算怎么回事？这几年我经常想起我们上学的日子，也想找个合适的时机回来看看你们。
她沉默了几分钟。她说的“你们”，显然包括老姚，在我们相恋时，老姚就是我与海静最亲近的人。
空气有点凝固，我正想找个话题说说，海静就抬起头来，她看着我。没头没脑地冒了句：你应该多要几个孩子。
海静说活从来没有起承转合，急停急转，都是硬切。以前也是这样，不过那时候不会在谈话里夹杂这么多的英文。
我不知道我们的这次重逢算什么。我穿戴整齐，坐在那个带着高硬靠背的沙发里，接过海静递过的咖啡时，感觉自己完全像一个偷情的老手。海静喜欢硬而高的沙发，她最讨厌我没有人形地倒进“懒人”椅的样子，这是我们最初的区别。
我也马马虎虎地说了一些我的近况。不过我着实没有太多可说的。我开过一阵子公司，曾经满世界地跑，现在已经没有生意可做，我重新回到了年轻时憎恶的白蚁防治研究所，每天准时上班，其实不过是打发无所事事的时间。老姚认为我这种生活是完全的混吃等死。他倒是没等死，却在殡仪馆等着我們。
我与海静浅浅地拥抱，道别。我重新坐回车里，看到驾驶室里留下的几朵白色的花瓣，头有点轻微而顽固的疼。我望着汽车天窗外的蓝天，已是正午，太阳白花花地照着，没有一丝云彩，郝婆假如还在世，她会认为，今天真是一个适合放生的天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