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逃国税局局长的“雅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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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涉嫌受贿而畏罪潜逃,后持假护照归国在机场被抓,此人就是备受社会关注的阜阳国税局原局长柴国良。经查,柴国良共利用职务便利,非法收受他人人民币665.36万元、港币1.6万元以及玉牌、木质如意、象牙碗等物品。2016年6月30日,经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柴国良受贿一案作出一审判决。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柴国良有期徒刑十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00万元。一审判决后柴国良没有提出上诉,目前判决已经生效。
  为“雅好”频找企业埋单
  1955年8月出生的柴国良,2001年5月开始担任阜阳市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在阜阳任职八年后,2009年7月柴国良被调往铜陵,任铜陵市国税局党组书记、局长。
  柴国良之所以走上受贿之路,与其“雅好”有着一定的关系。在柴国良的36笔受贿行为中,有六笔与其“雅好”扯上了关系。
  太和县金瑞祥发制品有限公司是一家毛发制品生产企业。2006年,因辖区内的毛发制品企业很少,阜阳市国税局对此类企业涉税情况也不太了解。于是,决定到河南禹州市考察一些毛发制品企业。
  金瑞祥公司法定代表人傅某安排司机开车,带着柴国良和太和县国税局局长吴常安等一起,前往河南禹州考察了两家企业。
  考察结束后,柴国良提出当地的钧瓷比较有名,可以去看看。在两家瓷器店里,柴国良选中了二十余件瓷器。可是选好瓷器后,柴国良却没有付钱的意思,一旁的傅某明白便主动埋了单。
  “当时开去的是辆大越野车,后备箱比较大,装得满满的。回来时,就安排驾驶员拉着瓷器跟着柴国良送回了阜阳。”傅某说,这些瓷器花去他2.2万元。对于自己为何主动“埋单”,傅某说:“付钱主要是想跟柴国良搞好关系,在公司业务发展和涉税征缴及查处等方面得到他的关照。”除此次买瓷器外,2008年、2009年春节前,傅某还两次到柴国良办公室各送去两盒海参和一个装有1万元现金的信封。
  为柴国良的“雅好”埋单的企业老板并非仅有傅某。周某是阜阳星光珠宝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2006年阜阳市国税稽查局在周某经营的珠宝城稽查发现,珠宝城给一些客户开具的是批发发票。把零售做成批发,显然是为了逃避消费税。周某担心被查处,通过颍泉区国税局局长张云魁出面邀请柴国良吃饭。
  得知柴国良喜欢古玩玉器,周某向柴国良表示,将来带其去参观珠宝展,柴国良听后很高兴。不久,周某便邀约柴国良到深圳去看珠宝展。在展会上,柴国良挑选了玉镯、琥珀手串和一些小石头等共计5万余元,而埋单的是周某。
  2007年,周某又陪柴国良去北京潘家园古玩城,这一次周某则事先给柴国良5万元现金,让其喜欢什么自己买,柴国良把钱收下。除为柴国良的“雅好”买单,在2006年至2009年每年春节,周某还会到柴国良的办公室送去1万元“过节费”。“自从跟柴国良处好关系后,稽查局再也没找过我们麻烦。”周某说。
  为柴国良的“雅好”埋单的企业老板们还不少。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柴国良购买了玉牌、铜印、如意、象牙碗等物品,阜阳一家置业公司老板为其埋了单;为购买价值18.6万元的奥运会连体钞纪念币,柴国良打电话给铜陵一家纺织企业负责人让其埋了单。作为回报,柴国良则为这些企业的发票供应、少缴税收等请托事项提供关照。
  为钱财屡收下属贿赂
  在柴国良的受贿行为中,有12名行贿人是其下属,占行贿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在这12名行贿者中,就有因“杀女举报丈夫事件”而备受关注的阜阳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原副局长杨东升。
  为请柴国良在职务升迁方面照顾自己,杨东升不仅在逢年过节时给柴国良送礼,其还抓住柴国良的“雅好”,给其送去了银元、瓷器、瓷瓶、方形铜鼎等物品。2005年,杨东升从界首市国税局城区二分局局长调整为界首市国税局副局长。为表示感谢并希望继续得到提拔,2006年杨东升送给柴国良40万元,第二年杨东升被调整为阜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国税局副局长。但杨东升并没有满足,当上“一把手”才是杨东升的梦想。为此,其又两次到柴国良办公室送去了20万元。
  然而,直到2009年柴国良被调往铜陵,杨东升也没有实现当“正职”的梦想。令人不解的是柴国良在调任铜陵之前,竟分两次将70万元退还给杨东升,其中把杨东升所送的古钱币等物品折合成5万元。
  柴国良为何将钱财退还给杨东升呢?“杨东升贪心太重,以后必然会出事。”柴国良说。四年后,柴国良的这一判断应验了。
  2013年5月3日,地处阜阳市繁华地段的中央豪景小区发生一起命案:住户应某将13岁的女儿勒死在家中,作案后应某打电话通知其丈夫杨东升。在“妻子杀女举报丈夫”事件后不久,检察机关便对杨东升立案调查。2013年8月,潜逃到浙江温州的杨东升被抓获归案。2015年2月,杨东升因受贿罪、贪污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3万元。
  通过给柴国良送钱,吴常安则实现了其当正职的愿望。“到柴国良那里跑跑关系,看能否升任局长。”2002年底,妻子向吴常安叮嘱道。
  春节前,吴常安与司机开车来到淮南,找到柴国良在淮南的家。出生于淮南的柴国良,虽在外地任职但闲暇之余多住在淮南。
  当天,柴国良本人不在家,吴常安把带来的两大块猪肉和一个装有3万元的信封放在了客厅的桌子上。此后,吴常安打电话给柴国良,请其多多照顾,看能否担任太和县国税局局长一职。柴国良表示,他会尽量帮忙。
  2003年4月,在柴国良的安排下,阜阳市国税局宣布吴常安主持太和县国税局工作。同年10月,吴常安被任命为太和县国税局局长,并报经安徽省国税局备案、同意。此后,每逢过节,吴常安都会给柴国良送去1万元的过节费,前后共计12万元。
  给柴国良送钱的下属还有:颍州区国税局原局长方伟、阜阳市国税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海军、颍泉区国税局原局长张云魁、阜阳市国税局稽查局原局长徐建宝、阜阳市国税局经济技术开发区分局原局长韩卫东、颍东区国税局原局长王若冰、时任临泉县国税局局长姜彩霞、界首市国税局原局长高卫东、界首市国税局光武分局局长杨晓光、界首市国税局税源管理一科副科长孟军等。   这些给柴国良行贿的下属们,多人如同杨东升一样,因自身的贪腐而被查处。被查处的有方伟、海军、韩卫东、王若冰、吴常安等,这也被称为“阜阳国税窝案”。
  为私利屡拿公权交易
  柴国良的多笔受贿行为,也将国税领域存在的利益寻租空间暴露无遗。
  为防止纳税人虚假申报,因此国税部门需开展纳税评估,对纳税人纳税申报的真实性、准确性进行分析。按照国家税务总局印发的《纳税评估管理办法(试行)》,重点税源户要保证每年至少重点评估分析一次。
  常某是阜阳一家著名酒业公司的企管部经理,分管该公司的财务。尽管该公司每年都缴纳几千万元的税款,有时甚至纳税额达到1个亿以上,但常某坦诚地说,如果国税局对其公司进行稽查、纳税评估,公司还需要补缴税款。
  为了请阜阳市国税局少对公司进行纳税评估和稽查,公司安排常某在2006年春节、中秋等过节时,每次给柴国良送去1万元,七次共计7万元。对于给柴国良送钱带来的“成效”,常某说:“给柴国良送钱期间,阜阳市国税局从没有安排对其公司进行稽查,有一次国税部门对公司安排了纳税评估,但在柴国良的关照下,也不了了之。”
  为柴国良在北京嘉德拍卖会上埋单的狄某,是阜阳永胜置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其与柴国良之间的关系往来,则暴露了房地产领域在税务申报中存在的“黑洞”。
  据悉,房地产开发公司企业所得税采取先预缴后决算方法。预缴是按照销售额的4%上缴,最后清盘时国税局才进行决算,决算按照公司的销售额减去成本就是项目的纯利润。作为开发商自然都想在清盘时夸大成本,把一些不该计入成本的开支也计算进去,这样上缴的税款就会少一些。“给柴国良送玉牌等物品,就是想让他在企业所得税最终决算与核算过程中能够关照一下,把不应计入成本的少扒掉一些,柴国良也答应会帮忙。” 狄某说。
  阜阳大亚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主要生产、销售纤维板,因缴纳税收不够规范,曾被国税局行政处罚并补缴税款。2006年春节前的一天,柴国良将8万多元的烟酒等发票,交给大亚装饰材料公司总经理薛某,请其帮助处理一下。尽管这些发票不能在公司入账报销,且后来都被销毁掉,但薛某还是从公司拿了10万元送给了柴国良。
  薛某为何言听计从,给柴国良报销这不能报销的10万元?薛某说:“国税部门对其公司征缴税款,主要是通过目测的方式进行收缴,存在一定的活动尺度,所以公司才给柴国良送钱。”对于此事,柴国良在供述中也坦言,缴纳增值税款额度需要企业自行计算申报和税收管理人员目测确定,自由裁量度较大。
  2013年9月22日,中共阜阳市纪律检查委员会将柴国良涉嫌受贿线索及问题材料移送至阜阳市人民检察院。两天后,检察机关决定对柴国良涉嫌受贿一案立案侦查。
  然而,当检察机关准备将柴国良抓获归案时,听闻自己多名下属被查的柴国良,已经在一个月前以“范明”身份潜逃至马来西亚。2015年6月4日,柴国良使用“范明”护照从加拿大飞抵广州白云机场时被边防警察控制,后被检察机关带回。
  “我深知早晚会有这一天,躲是躲不过去的。回想起在国外逃亡的日子,举目无亲、语言不通、孤独恐惧,整天想念我的小孙子,思念之苦不能言表,不如早点回来接受法律的制裁,这样还能有早日和家人团聚的一天。”对于自己归国的原因,柴国良向办案人员交代道。
  编辑:成韵 chengyunpipi@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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