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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智挽危局、雨夜让房
1934年12月18日，黎平会议决定在川黔边区以遵义为中心建立新的根据地，还决定到达遵义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红军进驻遵义后毛泽东提出，这次会议应扩大范围，除在遵义的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外，军委负责同志和各军团主要领导人都要参会。周恩来认为可行，张闻天建议不一定都来，还是以政治局成员为主。毛泽东说：“那就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各军团的同志能来几个就几个，根据实际情况定。”
20多年后，毛泽东曾回顾说：长征以前，在政治局里我只有一票。后来实在不行了，我首先做了王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观点，又通过他做了张闻天的工作。这样，政治局开会，经常是两种意见，一边是我、王稼祥、张闻天，3票；他们那边是4票：博古、李德，加上另两位。不知开了多少会，一直是3票对4票。后来一点办法也没有了，我就说，我们扩大一下，我把拥护我们主张的下面的人找来，你们把拥护你们主张的下面的人也找来，搞个扩大会议。这样，才有了遵义会议。
1935年3月10日，中央军委纵队进驻苟坝。前敌司令部和军委机关驻扎在苟坝村一个名叫新房子的庄子里。凌晨，朱德接到红一军团首长林彪、聂荣臻发来的急电，“建议野战军应向打鼓新场、三重堰前进，消灭西安寨、新场、三重堰之敌”。觉得打鼓新场（今金沙县城）是通往黔西的必经之路，若打下这个战略要地对红军西进开辟新的根据地极为有利。然毛泽东看电文后摇头劝告朱德不可贸然进攻此地，并建议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认真研究一下。
当天，张闻天在苟坝新房子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林彪、聂荣臻提出的建议。朱德首先发言表示支持，其意见得到众人拥护，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尽管他再三阐述己见，大家还是通过了要攻打打鼓新场的决定，希望以战争的胜利来创造云贵川三省地区根据地，求得生存再图发展。毛泽东着急了，向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你们要我当前敌总指挥，又不听我的，既然如此，我这前敌政委不干了！”说完生气地离开会场。有人提议说：少数服从多数，不干就不干。结果会议通过民主表决免掉了毛泽东的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职务。
会后，毛泽东想了又想还是不放心，觉得这样做会招致不可估量的损失，便半夜提着马灯到周恩来住处想和他再商量商量并连夜找到朱德，一同认真分析进攻打鼓新场的利弊得失，認为不能打固守之敌，应在运动中消灭敌人。
11日一早，中央政治局再次开会，毛泽东、周恩来说服了大家，发出《关于我军不进攻打鼓新场的指令》并恢复毛泽东职务，调回向打鼓新场方向进军的红三、五军团。
12日，毛泽东提议成立了“新三人团”，由周恩来、毛泽东、王稼祥组成，代表中央政治局全权指挥红军军事。
苟坝会议期间，毛泽东审时度势，在自己意见被否决、前敌司令部政治委员被表决掉后仍顾全大局力排众议，从而粉碎了蒋介石妄图把中央红军“聚歼”在鸭溪、枫香一带的阴谋，使中央红军免陷敌重围危险，再次挽救了红军。
4月一个细雨绵绵的夜里，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毛泽东与军团直属队来到乌江边上马场附近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宿营。因国民党反动派长期对群众欺骗宣传，大部分村民都跑光了，村里一片死寂。
部队人员众多，村里能住的房子都挤满人。毛泽东夜里还要办公，部队便打算将村东头一土豪家的房屋留给他。为首长安全，宣传队的张坤柳等人便提前到屋里去查看。当他们收拾完房间正要出去时，毛泽东带着两名警卫员来到屋里。
毛泽东和他们亲热地交谈起来。正聊着，忽听院里人声嘈杂，原来是直属部队的20多个战士进村转了几处都未找到住所，就找到这里来了。毛泽东见屋外的雨越织越密，而战士们却还在为住处犯愁，便提出将部队留给他的房屋分给战士们住，他自己在支着布篷的担架里凑合一夜就行了。
战士因惊扰到主席休息已感到很不好意思了，这会儿又听主席说要把房子让出来给他们住更觉得过意不去，纷纷表示不肯入住。负责安排房子的司令部李管理员提出给主席再调一间房。毛泽东一听立马表情严肃语重心长地说：“哪里找房子？还不是把别人挤出去？战士们连一席之地都分不上，我怎么好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呢？小李呀，安排房子可要有群众观念哟！”李管理员见执拗不过，只好吩咐警卫员在担架上加盖了一块雨布，把主席的小马灯挂在蓬顶横杆上，很快建起一间“担架房”。
毛泽东看着战士们进了屋，自己也钻进了“担架房”，调了调小马灯的光亮，把几页稿纸铺在膝前的小箱子上埋头写起字来。
周恩来重申军纪严以反贪
1月9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周恩来住进了国民党第二十五军第二师师长柏辉章的私宅，即后来遵义会议的会址。
警卫员魏国禄等人负责收拾卧室。房里乱糟糟的，家具东倒西歪，让人一看就知道柏辉章逃跑时有多狼狈。这是长征以来首长们第一次住上的好房子，魏国禄想让首长们住得舒服一点，打扫得非常仔细，忽见一个黄澄澄的小圈圈在地上滚动。警卫员们都是放牛娃出身的苦孩子，谁也没见过这东西，于是他拣起翻来覆去看了又看，觉得特别好玩。回到住处后又拿出来给大家看才知是一枚戒指，几经争论鉴定才认定是真金的。
次日晨他给周恩来送洗脸水，周恩来劈头就问他懂不懂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执行得怎么样。他没弄清周恩来的意思就回答说没做什么违反纪律的事。周恩来指着他手上的戒指严肃质问哪里来的、懂不懂打土豪要归公的政策，他这才恍然大悟，赶紧如实说明情况。
知事情由来后周恩来语气温和地说：“房子是军阀柏辉章的，他虽然逃跑了，可他家的一切东西都是剥削劳动人民得来的不义之财，应属贫苦人民。”听完他明白自己违反了纪律，赶紧找到指导员把金戒指交了公。
新中国成立后，魏国禄担任了军委办公厅招待处处长、总参谋部行政经济管理部专家招待处处长、总参谋部管理局副局长等职。
朱德土城亲自上火线
1月下旬，中央纵队开进土城，刚安顿好，前方的部队就与川军接上了火。军委本想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川军主力，一举消灭他们，可28日拂晓战斗在青杠坡打响后，才发现敌人不仅仅是情报估计的四五个团而是八九个团。严峻形势下为消灭和重创敌人，军委果断决定红一、三军团迅速回师增援，再加上军委纵队、干部团，会同红五军团进行战斗。这仗打好了可以打破敌人的如意算盘，保证红军顺利渡过赤水河。紧要关头，朱德决定亲临火线指挥作战。朱总司令要上阵亲征，震动了全军，毛泽东连抽了几支烟都不肯点头。朱德把帽子一脱：“得了，老伙计，不要光考虑个人安危，只要红军胜利，区区一个朱德又有何惜？敌人的枪是打不中朱德的！”毛泽东只得点头同意了。
28日一早，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带着军委纵队200多人在土城街道上列队等候，朱德走进来时，口号声此起彼伏：“欢送朱总司令上前线！消灭川军，北上抗日！打倒蒋介石！打胜仗，创造新苏区！”通过了夹道欢送的队伍后他退后两步回头行了一个军礼，便转身随干部团一道奔赴前线。
朱德上火线后亲率红一、二、三、五军团及干部团分路发起英勇反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阻止了敌人的进攻，为红军西渡赤水河赢得宝贵时间。后来，毛泽东在军情紧急万分的情况下，不顾枪炮的危险带领同志们亲自迎接朱德归队，还亲手向朱德敬茶。二人的深厚革命友谊正如毛泽东所说：“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你我手足情。”
彭德怀扛门板还老乡
1月中旬的一天清晨，红三军团部队在坎坷不平的贵州山地经过一夜急行军后，进驻离遵义20里左右的懒板凳村（今播州区南白镇）宿营。这里的老百姓因受反动派欺骗宣传、对红军政策不了解故红军还没进村庄就跑光了。进村后，警卫班便分头找房子、搭床铺、烧水煮饭。
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虽走了一夜已很劳累了，但仍照老习惯叫侦察排的同志找来几位老乡亲热地攀谈，讲解革命道理，了解当地风俗习惯、人民生活情形和地形等情况。
傍晚，部队又要出发了。队伍集合好后彭德怀却不见了。原来，他回到部队白天住过的地方，发现搭铺的笨重门板还放在那里，也不知它从哪家借来，就扛起它挨家挨户地去询问。一连跑了许多家才找到主人。等警卫员找到彭德怀时他已把门板重新装好，正和老乡们亲热地交谈着。
警卫员因失职站在那里等待批评，彭德怀看到后并未责怪反而耐心解释说：“这里是新区，老百姓还很不了解我们红军政策，还把我们和国民党军队一样地看待。越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越要特别注意遵守群众纪律。老百姓的东西哪怕是一针一线，怎么借来的就要怎么归还。别看这是块门板，它直接影响红军的声誉。以后一定要养成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能严格遵守群众纪律的好习惯……”
遵义期间彭德怀一心为民、艰苦朴素、身先士卒的故事还有许多，这些模范行动成为了鼓舞广大指战员前进的力量。
徐特立“保卫”书籍
1月12日，红军总政治部在老城第三中学操场上召开盛况空前的群众大会，成立了长征中首个县级革命政权组织——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罗梓铭、邓云山分任正副主席。时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教育部长徐特立兼任其文教委员。他不仅团结进步知识分子，耐心向他们解释党的文化教育政策，还动员他们出面抢救被黔军溃兵随意践踏的遵义图书馆的文物书籍。
一天，徐特立漫步在遵义老城街头，见当地书法家王石珊的堂屋内火光闪烁，走过去一瞧，原来几个红军为取暖将屋里各类书籍当木柴焚烧。一向慈祥的他见状非常气愤，立即严厉地制止。一名战士不解地问：“这些老古董保存起来有何用？”他恢复了平日的和蔼坐到战士们身边说：“怎么没用？我们红军每到一处就应保护好书籍和文物，因为我们今天知道的东西，很多都是从书本上得来的。”他们在徐的耐心教育下认识到了错误，将剩下的书全集中保管起来。
这次焚书事件引起徐特立注意，立即以遵义县革命委员会的名义把城内各主要藏书处都打封条封存起来，分散的图书也集中到《续遵义府志》的撰写人赵乃康家中请其代为保管。他还专门向红军总政治部反映了这一情况，建议加强对红军战士的教育宣传。红军总政治部高度重视，迅速通知各部队书写标语，采取措施，严禁损坏书籍和文物。从此长征途中出现了醒目的保护书籍和文物的标语，遵义会议会址内朱德的居室里也有一条“保卫书籍”的红军标语。这条标语保存至今，见证了当年那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邓萍血洒遵义城
2月25日，红军攻占娄山关。红三军团参谋长邓萍带领部隊乘胜向遵义方向追击，一鼓作气抢占了遵义新城及城边村落。
为尽快攻占老城，2月27日，邓萍身先士卒与红十一团政委张爱萍、团参谋长蓝国清一起率领部队，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前进至老城北门外前沿阵地，匍匐在湘江左岸一个小土墩的草丛中隐蔽举望远镜观察地形及敌守城布防，部署夜间战斗。
富有作战经验的他，很快发现一条便于部队前进的通道，于是指挥三营过河接近城墙。接着，张爱萍建议让侦察排也过河警戒。这时，邓萍发现三营好像有一部分人正在爬城墙。他着急地说：“哪个要他们去爬城墙，接近城墙隐蔽起来就行嘛。”正在张爱萍想办法命令三营停止爬墙时，忽然发现他们一个个又爬了回来。不久，一名战士跑过来说：“报告首长，我们营长说是两堵城墙，三营爬进去一连多人又出来了。”邓萍关切地问道：“你是谁？”战士立正回答：“我是三营通信员。”邓萍从随身携带的小本上撕下一张纸简短写了几行后交给通信员并叮嘱道：“把这信带去。告诉你们营长，队伍不要撤回来。”蓝国清补充道：“准备今晚爬城墙啊。”通信员行军礼后飞跑而去。邓萍又对张爱萍、蓝国清说：“你们先钳制守城之敌，待军团主力到达后今夜发起总攻，一定要在明天拂晓前拿下遵义……”话未说完，由于刚刚离开的通信员引起了城墙上敌军的注意，敌人乱枪扫射，一发子弹正中邓萍头部，他倒在张爱萍的右臂上，鲜血染红了张的衣襟。此时，邓萍年仅27岁，是长征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红军将领。 与邓萍7年戎马相伴的彭德怀接到噩耗后，手拿着电话筒怒吼：“拿下遵义城，为参谋长报仇！”28日拂晓，遵义老城终于被红军攻下。战后，张爱萍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写下挽诗一首：
长夜沉沉何时旦？黄埔习武求经典。
北伐讨贼冒弹雨，平江起义助烽烟。
“围剿”粉碎苦运筹，长征转战肩重担。
遵义城下洒热血，三军征途哭奇男。
新中国成立后，遵义市人民政府在小龙山上修建了红军烈士陵园（也叫红军山），把邓萍的遗骸迁入安葬。
胡耀邦土城巧改标语
1月24日，红一军团先头部队攻占了土城古镇。当时，红军每到一处都要向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和红军的纪律，揭穿国民党散播的谣言。
一天，红一军团某连搞宣传工作的汪森林提着小灰桶上街刷标语，抬头看见墙上一条标语写着：“共产党来了杀人如割草，不管穷人富人一个跑不了。”他气愤地拿起刷子准备抹掉，正巧团中央书记处副书记王盛荣和团中央秘书处秘书长胡耀邦等从这里经过，王盛荣说：“小鬼，先别抹，你是做青年工作的嘛，见了反动派标语光生气不行啦。你说土城为什么这么难打？要动脑筋想一想，要学会和敌人的反动宣传作争锋相对的斗争。”话音刚落，胡耀邦马上从地上拣起一个土块指着那标语风趣地说：“你看，反动派这标语只写对了一半，应该给他改一改。就改成‘共产党来了，穷人翻身得解放，土豪劣绅一个跑不了。’”他边说边往墙上改。这么一改整句话的意思就完全颠覆了，真是有的放矢击中要害。
红军在土城的宣传活动，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掀起了“为保护穷人而参军”的热潮。据汪森林回忆，当时全团在土城扩兵300多人，分到他们连的有20人。《青年参军歌》唱道：“父送子，妻送郎，大家都来把军参，翻身不忘共产党，打败国民党野心狼。”这首歌至今仍在土城民间传唱。
红军卫生员舍身为群众看病
1月，红军第一次占领遵义。因缺医少药当地许多村民疾病缠身、无钱医治，一名红军卫生员就走村串户为农民治病。一天下午，一个农民从20多里远的地方找到部队驻地，请卫生员为他父亲看病，经部队首长批准便前去为其诊病给药，缓解了病人的病痛。翌日晨当他要归队时，门前聚满前来求医问药的群众，见此情景他毅然留下来为群众看病。看完病后已是下午，匆忙赶回部队驻地时房东刘大伯告诉他部队已于当日晨离开了，临走前首长留话让他去追赶部队，他即沿部队离开的方向赶去。过了不久从他跑去的方向传来一阵枪声，刘大伯预感不妙即和几位村民沿枪声方向跑去，赶到桑木垭口时见他已躺在血泊里，胸膛中了3枪。红军卫生员牺牲后，当地群众感恩他对村民们的帮助，将遗体埋葬在桑木垭路边山坡前的松树林里，因不知姓名，就在墓碑上刻了“红军坟”3个字以缅怀他。此后，虽国民党反动派几次前来挖“红军坟”，可在村民们保护下还是较完整保存了下来。
1953年，遵义市人民政府修建红军烈士陵园时，将其迁入。之后，还铸造了一尊铜像安放在墓前，因故事中主人公被称为“小红”，后人误将铜像塑成女卫生员形象。1965年，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军医大学原校长、老红军钟有煌及遵义党史部门多方考证下最终确认“红军坟”里长眠的正是他的战友龙思泉：男，中共党员，广西百色人，1929年参加百色起义，1935年1月19日在遵义牺牲时年仅18岁。
长征中救护红军伤病员最多的人
1935年红军长征时，在赤水河中游川黔边区的赤水、习水、仁怀、古蔺等县境内反复来回渡河运动作战，盘桓达两月之久。红军四渡赤水期间，由于时间长，战斗多，行军急，使川黔边区诸县留下众多红军伤病员。他们有的惨遭国民党反动军队、地方反动武装的杀害，有的被病死甚至饿死。
赤水县第七区区长刘纯武闻讯后，以治安为由布告辖区内各地严禁杀害红军、警告杀人要償命并派人在淋滩（今属习水县）一带寻找流落的红军伤病员，找到后把他们接到自己家中，由刘纯武协助其叔刘伴元进行医治，这些人都集中安排刘家手工业作坊中食宿。在近两年的时间内先后到刘家养伤治病的红军达百余人。有的红军战士因伤病很重，长时间待在刘家受到精心照顾。
伤病员恢复后，对愿意返回原籍的，刘纯武资助银元一块作路费，临走时都好好招待一顿饭。返回原籍的红军有六七十人，许多人曾写信回来表示感谢。选择留下来的红军40多人他则助其安置就业。
10月，赤水县县长陈廷刚到淋滩巡视工作，对刘纯武收治红军伤病员的行为十分肯定。当时淋滩至茅台前后几十里地荒无人烟、土匪横行，他就向陈廷刚提出让这批红军加入区保商队维持地方治安。陈廷刚当即表示同意。红军战士加入保商队后成为专业队伍，就由区属升格为几县所属的联防队。经他训练管理联防队战斗力增强、保护商旅安全、击溃土匪，维护了地区安宁。
参加保商队的红军中，有中共党员数人。地下党员熊少阳、王国风得知刘纯武救助红军伤病员的事迹后，于1938年5月召集保商队的党员成立了红军地下党支部。这个支部一直坚持开展工作，直至全国解放。
（责编 孟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