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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早在2005年即指出,“优秀的总经理不好找,优秀的董事、董事长更难找,这是我们搞董事会快不起来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5年之后,当央企董事会试点已从首批7家扩充至24家、成果广受认同之时,董事、尤其是外部董事依旧缺乏,制约着董事会试点的推行。问题的症结究竟在哪?从某种意义上说,破解董事缺乏的难题,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解放思想、突破局限,更坚定地加快推进侧重市场化操作的多元化选聘方式。
选聘视野、方式需更开放
目前董事会试点央企的外部董事选聘,主要还是集中在退休的央企老总,这是国资委熟悉、掌握的,还有一部分是法律、财务方面的专业人士,另外也在尝试选一批有中文能力的国际知名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出任外部董事的,仅有春兰集团董事长陶建幸一例(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外部董事),对此,长期跟踪研究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北京求是管理咨询公司总裁安林表示“这是非常好的尝试”。
“为什么到现在还说董事选聘方面有难度?难道是狭义的高素质人才缺了吗?肯定不是。倒不如说手法应该更加大胆一些。”安林透露,他早期参加过国资委关于董事选聘机制的一个课题的论证,该报告明确董事选聘渠道应该更多元一些,而且视野应该更广阔、开放一点。渠道多元就是国企、民企、国内、国外、实体公司、中介公司均可,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元化地去选聘。安林直言,现在虽然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还不够好,而一些地方的董事会试点国企,基本是在当地的圈子、国资系统里面去选董事。而董事应该是多元化的,这是为了保证董事会决策的民主、科学,董事会试点之前的国企董事会,其一大弊病正是董事不多元。“不仅仅是利益的不多元,文化、认知上也不多元,怎么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一言堂一方面是屈服于权威,另一方面是大家都在一个知识面上、一个思维下面,这不是好事。”安林说。
首批董事会试点央企、中国诚通集团的董事长马正武同样不讳言外部董事选聘视野、方式的局限性。“为什么国资委认为选优秀的人才比较困难?因为是要优中选优,优秀的概念就是奇缺。现在国内真正比较理解公司治理、有董事工作经验的人还是缺乏的。另外,董事会试点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过程,优秀的人才也有一个聚集的过程。前期很多人还不熟悉国资委董事会试点工作。随着试点工作的展开,优秀人才也会聚集过来的。”
他觉得,董事选择的方式也会改变。“目前选择的方式多是在现有的干部体系中选,将来可能渠道更多,比如公开招聘董事,猎头式选聘董事。”他特别强调,试点企业外部董事可以兼任其他企业的董事,内部董事可以做其他央企的外部董事,董秘、社会上的企业家都可以作为外部董事的人选去考虑。
马正武感言,在现行各类分析企业的指标中,真正对企业家的跟踪较少,对企业家的跟踪往往是通过大事件来体现的,但是真正拿这些企业家作为背景、市场方式去研究、去猎头发现和评价的,比较欠缺,这些方面如果能解决,董事队伍的建立、产生,视野就会更宽了,对企业来说,应该更加市场化选聘人才。
薪酬激励之辩
对于董事而言,薪酬既是对其履职劳动的回报,更是勤勉尽责的价值评判,意义不言而喻。据了解,一些董事会试点央企外部董事的年薪大约数万元,另有少量的董事会会议津贴。对此,安林直言:“这不足以吸引一个真正想做职业董事的人贡献精力。国资委现在是找系统内的、认识的、可靠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并不很在乎这些工资,他们都退休了,把出任董事看作是种荣誉。但如果现在的薪酬机制不改变,这样,观念左右了你,金钱又左右了你,怎么能寻到高级人才呢?”
在安林看来,要想让外部董事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该给予相应的报酬,国资委现在的操作有点简单,应该出台一个系统、前瞻的政策。“放开思维、观念,愿意花钱,应该会有很多人去应聘外部董事。”
不过马正武并不认为薪酬问题是目前央企吸引外部董事的主要矛盾,他相信即便按现在的薪酬,民营企业家、国外的专家也能请到。当然,薪酬和激励问题肯定要作为董事选择的一个机制来考虑。“薪酬激励的核心不是请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不断地去比较在状态的尽职。现在我们很多外部董事,实际上‘名誉’的成分更多,大家看得很重。”他说,从外部董事的收入来看,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平均薪酬差不多,而我国独立董事薪酬低于国外,这和经理人薪酬低于国外一样。而在整个国企领导人的薪酬层面,激励制度并未到位。
请来董事的下一步
请来董事只是央企董事会建设的一步,如何保证董事作用的发挥,进而促进董事会独立性和效率的提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董事会选聘经理层这一职权一直没落实,这个影响了董事会试点的真正成效。” 安林认为,“中国人做事喜欢逐步落实,这本身没错,但这个‘步’是多长时间?把‘步’变成一个断代史,那就太长了。你脚翘起来没落下来,等于没跨。”
“董事会试点5年,总体上说是非常健康的,非常顺利的,这和国资委的主导、循序渐进很有关系,现在24家,占央企的近六分之一,我想,对于试点,下一步会逐步趋于正常。现在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下一步的重点我认为是需要强调董事会的个性运作。因为规范的制度建立以后,不能代替企业各具特点的运作——企业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行业,有各自发展规律,有了指引性文件后,各个企业能不能根据自己更适合的运作方式、制度安排来运作,这是董事会试点要突出的一个重点,董事会如何念这本经,要深入研究。”马正武表示。
选聘视野、方式需更开放
目前董事会试点央企的外部董事选聘,主要还是集中在退休的央企老总,这是国资委熟悉、掌握的,还有一部分是法律、财务方面的专业人士,另外也在尝试选一批有中文能力的国际知名企业家。民营企业家出任外部董事的,仅有春兰集团董事长陶建幸一例(中国机械工业集团外部董事),对此,长期跟踪研究央企董事会试点的北京求是管理咨询公司总裁安林表示“这是非常好的尝试”。
“为什么到现在还说董事选聘方面有难度?难道是狭义的高素质人才缺了吗?肯定不是。倒不如说手法应该更加大胆一些。”安林透露,他早期参加过国资委关于董事选聘机制的一个课题的论证,该报告明确董事选聘渠道应该更多元一些,而且视野应该更广阔、开放一点。渠道多元就是国企、民企、国内、国外、实体公司、中介公司均可,应该是全方位、多角度、多元化地去选聘。安林直言,现在虽然做出了一些尝试,但还不够好,而一些地方的董事会试点国企,基本是在当地的圈子、国资系统里面去选董事。而董事应该是多元化的,这是为了保证董事会决策的民主、科学,董事会试点之前的国企董事会,其一大弊病正是董事不多元。“不仅仅是利益的不多元,文化、认知上也不多元,怎么保证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一言堂一方面是屈服于权威,另一方面是大家都在一个知识面上、一个思维下面,这不是好事。”安林说。
首批董事会试点央企、中国诚通集团的董事长马正武同样不讳言外部董事选聘视野、方式的局限性。“为什么国资委认为选优秀的人才比较困难?因为是要优中选优,优秀的概念就是奇缺。现在国内真正比较理解公司治理、有董事工作经验的人还是缺乏的。另外,董事会试点是一个正在探索的过程,优秀的人才也有一个聚集的过程。前期很多人还不熟悉国资委董事会试点工作。随着试点工作的展开,优秀人才也会聚集过来的。”
他觉得,董事选择的方式也会改变。“目前选择的方式多是在现有的干部体系中选,将来可能渠道更多,比如公开招聘董事,猎头式选聘董事。”他特别强调,试点企业外部董事可以兼任其他企业的董事,内部董事可以做其他央企的外部董事,董秘、社会上的企业家都可以作为外部董事的人选去考虑。
马正武感言,在现行各类分析企业的指标中,真正对企业家的跟踪较少,对企业家的跟踪往往是通过大事件来体现的,但是真正拿这些企业家作为背景、市场方式去研究、去猎头发现和评价的,比较欠缺,这些方面如果能解决,董事队伍的建立、产生,视野就会更宽了,对企业来说,应该更加市场化选聘人才。
薪酬激励之辩
对于董事而言,薪酬既是对其履职劳动的回报,更是勤勉尽责的价值评判,意义不言而喻。据了解,一些董事会试点央企外部董事的年薪大约数万元,另有少量的董事会会议津贴。对此,安林直言:“这不足以吸引一个真正想做职业董事的人贡献精力。国资委现在是找系统内的、认识的、可靠的老同志,这些老同志并不很在乎这些工资,他们都退休了,把出任董事看作是种荣誉。但如果现在的薪酬机制不改变,这样,观念左右了你,金钱又左右了你,怎么能寻到高级人才呢?”
在安林看来,要想让外部董事真正发挥应有的作用,就应该给予相应的报酬,国资委现在的操作有点简单,应该出台一个系统、前瞻的政策。“放开思维、观念,愿意花钱,应该会有很多人去应聘外部董事。”
不过马正武并不认为薪酬问题是目前央企吸引外部董事的主要矛盾,他相信即便按现在的薪酬,民营企业家、国外的专家也能请到。当然,薪酬和激励问题肯定要作为董事选择的一个机制来考虑。“薪酬激励的核心不是请来,更重要的是让他们能不断地去比较在状态的尽职。现在我们很多外部董事,实际上‘名誉’的成分更多,大家看得很重。”他说,从外部董事的收入来看,和上市公司独立董事的平均薪酬差不多,而我国独立董事薪酬低于国外,这和经理人薪酬低于国外一样。而在整个国企领导人的薪酬层面,激励制度并未到位。
请来董事的下一步
请来董事只是央企董事会建设的一步,如何保证董事作用的发挥,进而促进董事会独立性和效率的提升,这才是问题的关键。
“董事会选聘经理层这一职权一直没落实,这个影响了董事会试点的真正成效。” 安林认为,“中国人做事喜欢逐步落实,这本身没错,但这个‘步’是多长时间?把‘步’变成一个断代史,那就太长了。你脚翘起来没落下来,等于没跨。”
“董事会试点5年,总体上说是非常健康的,非常顺利的,这和国资委的主导、循序渐进很有关系,现在24家,占央企的近六分之一,我想,对于试点,下一步会逐步趋于正常。现在制度框架基本建立起来了,下一步的重点我认为是需要强调董事会的个性运作。因为规范的制度建立以后,不能代替企业各具特点的运作——企业各自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行业,有各自发展规律,有了指引性文件后,各个企业能不能根据自己更适合的运作方式、制度安排来运作,这是董事会试点要突出的一个重点,董事会如何念这本经,要深入研究。”马正武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