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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善本身即是社会的一种正能量。但任何一种社会正能量，都不会自然天成，如不精心培育和正确弘扬引导，同样会产生负面影响。本文之所以提出“打造慈善共同体”的概念，是因为近年来在民众中，舆论界常有一些误解，似乎慈善只是慈善公益机构和慈善工作者的事。稍有闪失，便会受到多方指责，甚至躺着也“中枪”。从慈善机构和慈善工作者角度讲，既然你选择了这个职业，从事这个特殊行业，没有理由拒绝批评和监督，只能端正心态，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但公平而论，如果一味求全责备，甚至无端诟病，而忽视客观的正面宣传和引导，久而久之势必对广大民众产生误导，这对全面提升慈善正能量，积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不利。
我们姑且不谈慈善是多么重要的系统工程，至少应该认识到慈善涉及到政府部门、慈善机构、慈善工作者、捐献者、受助者、第三方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等多方面。在实践中，各自又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和职能定位，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慈善事业产生伤害，造成损失。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不就是一个“共同体”吗？在这个共同体里面，没有“旁观者”，都是“当事人”。如果大家都清晰认识，自觉履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那种“艰苦从业者伤心、热情捐赠者寒心、接受捐助人闹心、管理和监督者烦心”的消极被动局面就会得以改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打造一种和谐愉悦的慈善环境，使慈善真正成为人人关心、自觉行动的常规化社会行为，慈善事业的持续与发展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现代慈善在路上，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步履艰辛曲折。主要问题认识——改革——环境还不是解决得很好，慈善共同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合力尚未完全形成。认识，决定慈善实践中的自觉性。中国现代慈善到底怎么搞，中国慈善如何适应中国国情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有待形成共识。政策和法律决定慈善的走向和轨道。如何鼓励创新，鼓励有所作为，也需要积极研究探索。本来活力四射的慈善行业，如果安于保守，不思改革创新，无所作为，畏首畏尾，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那将是慈善的悲哀。任何政策、法律法规其根本职能绝不仅仅是监督、监管，维护、促进、引导使一项事物在正确轨道和方向上不断发展是其宗旨的客观必然要求。环境决定慈善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一项事物，包括现代慈善这样的新生事物，如果没有好的生长环境，很难生存和持续发展。有了这种危机感，才会增加创造发展慈善事业大环境的自觉性。中国现代慈善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要倍加珍惜和维护。而对这样的现状，单靠慈善机构和数量有限的专业工作者显然是不成的，也难承重任。唯有慈善公共体形成合力，现代慈善才会赢得光明前景。
慈善不能包揽一切，但在社会保障大格局中却占有重要地位，不可或缺。纵观世界各国，不分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信仰，不论贫富，都需要慈善。当今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尤为重要和迫切。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自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以来短短六七年时间里，中国民间数以千亿元的剩余财富得到调动和发掘，无论为灾后重建还是日常突发事件的救助都发挥巨大效益，这是史上罕见的壮举，也是对国家实施社会保障的巨大支持和补充。
从理论上分析，在物质属性上，慈善有形捐赠必然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补充。一个为国民负责任的政府自然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主体。但因经济发展、制度构成以及社会群体、个体自然历史差异、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非但存在差别，也难以在短期内达到高水平的全覆盖，做到尽善尽美。民间自发自觉社会保障补充作用的发挥自然不可或缺。在精神方面，释放爱心，民帮民，发扬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任何一个和谐社会永远需要的，而她恰恰也是慈善的属性之一。我们通过慈善活动，帮助人们树立一种阳光、友善、健康、向上的道德、伦理和风气，使社会核心价值观更加丰富多彩，这又是物质分配、占有所无法取代的。在社会生态上，贫富之间不是永恒定式，是会转化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质量、状况总会存在变化和不可预知性。中国古语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千条河流东归海，门前流水尚能西”，说不定你今天慈善了别人，明天你也会被别人所慈善，慈善的品格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
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每年捐赠总额大约在3000亿美元，超过葡萄牙、荷兰、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私人基金会和企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均有平均超过1000美元的捐赠，一半以上的美国公民每年提供志愿者服务在50小时左右。从数据上看，美国的现代慈善较为发达，也有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由此就妄自菲薄，把中国慈善讲得一无是处，甚至得出一些偏颇结论则是不当的，也是有害的。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完整的全国性统计，但从一些捐赠大户的慈善机构所了解的情况看，捐赠绝对值企业占大头，有的甚至超过90%，其中民营企业家80%～90%均有捐赠，国有企业因体制原因以对口支援等形式捐赠，贡献也很大。民众的低值捐赠虽然绝对值不占优势，城市家庭特别是非常态化救灾募捐中普遍都有所表现。因国情不同，经济、环境差异，所以不能简单类比，更不能由此而得出“中国人不慈善”“中国富人为富不仁”等错误结论。把美国慈善吹得完美无缺的人不要忘记，那里不是照样也有流浪汉横卧街头，不是照样也有人们不愿光顾的贫民窟吗？
我国的情况较为复杂。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慈善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通常情况下是以剩余财富为前提的。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捐赠的个案毕竟不是通例。改革开放后，大家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但整体上看，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况且，自建国以来，政府对国民事务包揽过多，社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们已经习惯有困难找政府，长期形成一种依赖心理。其次，就是“穷怕了”，形成一种生活安全恐惧症，当给自己 “留家育儿”的思维被强化以后，助人捐赠很容易“费思量”，同时，“救急不救贫”的传统思维定式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影响。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广泛，但从质量标准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面对困难多发、变故无常、角落偏隅等实际国情，尤为需要慈善共同体展示综合能力，调度广泛的慈善资源，中国的现代慈善在社会保障补充作用的发挥上无疑是世界上最好模式之一。 共同营造优良慈善环境，善待企业家，维护捐赠者的荣誉和尊严，是慈善共同体的崇高责任。
热心捐赠的企业家，先富起来的社会名人是慈善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中国企业家和一些社会名人成为慈善捐赠的带头人和主力军。这些捐赠“大户”自身应当认识到，之所以能致富，除个人才智和艰苦奋斗外，没有政策、环境保障，没有社会支持，一切都很难实现。先富起来，带头捐赠，以爱心回报社会当在情理之中。何况这种行为和贡献已经获得政府肯定，民众欢迎，受捐者更是永记在心头。一些有见识的企业家，已渐渐将慈善融入企业，成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无企业不公益”已渐渐形成一种时代风尚和潮流。企业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着眼发展，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企业文化的凸显，将在企业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慈善共同体的其他组成部分，应当给予这些捐赠带头人更多关怀、鼓励和支持，多在让人“快乐捐赠”“舒心付出”上做文章，下工夫。企业家、名人慷慨解囊勇于捐赠，这是事物的主流，在具体行动上存在差异，甚至有不太规范的地方，但毕竟属于支流。我们应当从爱护出发，善意批评，积极引导，而不要冷嘲热讽，一棍子打死。尽最大努力减少负面影响，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对企业，不能因凑政绩为一时之利，搞野蛮开发，倡导有计划持续捐赠，不提倡裸捐，更不能“杀富济贫吃大户”搞强捐，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所谓慈善禁区，积极探索慈善与企业发展双赢之路也应提上日程。
正确使用监督武器，积极提升慈善正能量。这无疑是慈善共同体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慈善离不开社会监督，慈善欢迎社会监督，这已成为人们常识性话题。公开透明是慈善所必须，但不是慈善表现的全部。它具有更多、更丰富、更多彩的内容。
实现对慈善的监督，使之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大局有利、有效、有益，使慈善共同体形成凝聚力，至少应当突破以下几个误区：
——非善意的求全责备。一个裁判员的无意错判，可能暂时会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如果是有意为之，伤害的不只是局部，可能是整个事业。这一浅显的道理，对慈善事业同样适用。慈善事业本是一项圣洁事业，人们对其期望值和要求自然很高。但人们也必须了解，事业高尚，不等于从事这一事业的机构和人员都尽善尽美，完美无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也会有失误，也会有缺点和不足。甚至也会有腐败现象。后者自当别论，已超出了一般监督的性质。但对大多数而言，当事者应当欢迎批评监督，积极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监督批评者应当慎用武器，善意批评和引导，绝不为吸引受众眼球，罔顾客观事实，做出有失职业操守和道德之事。
——无区别地混同慈善专业工作者和志愿者。就专业的慈善工作者，他们选择这一职业，首先应当有爱心，热爱这项崇高事业。但他们不是志愿者，也需要挣工资，养家糊口，也需要在一个适合的环境下受到尊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智慧。人们常说，这是哭笑最多的行业之一。看到受捐者得到救助，重新唤起人生希望，这种满足感自然会让人感到无比快乐；看到那渴望帮助的眼神，辛苦中受到不应有的委屈，他们也会泪洒心头。
——将慈善机构与政府行为和职能混同。简单地讲，政府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全体国民做事，而慈善机构是募集捐赠人的钱并按捐赠人的要求做事。慈善机构的行为既不能取代政府，同样也不能要求慈善机构具有政府相同的职能和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的着力点是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慈善机构主要是实现社会道义，并不具有公民普惠和均等色彩。混淆了这种职能，往往在监督上就会剑走偏锋。
——忽视非政府拨款的慈善机构建设与成本需求。慈善机构作为慈善捐赠人与受助者之间搭梁的特殊“中介”机构，必须要有维持正常运转的消费成本。当我们反复强调，公开透明和诚信是这些机构的生命线时，往往对其建设成本忽视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政府不拨款支持，管理费不依法提取，这个机构又如何运转，这些专业人员又如何能留住和培养，机构不能生存，这项社会工作又怎能做大做强？
任何排斥监督的事业都是没有前途的。慈善作为一项阳光事业要习惯在多种监督下成长，让圣洁的事业不负人们期待，这是唯一的选择。相信只要破除一些误区，科学正确地使用监督武器，慈善正能量实现最大化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系中华慈善总会顾问）
我们姑且不谈慈善是多么重要的系统工程，至少应该认识到慈善涉及到政府部门、慈善机构、慈善工作者、捐献者、受助者、第三方社会监督（包括舆论监督）等多方面。在实践中，各自又有不同的角色分工和职能定位，任何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会对慈善事业产生伤害，造成损失。从这一意义上讲，这不就是一个“共同体”吗？在这个共同体里面，没有“旁观者”，都是“当事人”。如果大家都清晰认识，自觉履行共同的责任和义务，那种“艰苦从业者伤心、热情捐赠者寒心、接受捐助人闹心、管理和监督者烦心”的消极被动局面就会得以改变。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努力打造一种和谐愉悦的慈善环境，使慈善真正成为人人关心、自觉行动的常规化社会行为，慈善事业的持续与发展才不会成为一句空话。
中国现代慈善在路上，发展速度并不慢但步履艰辛曲折。主要问题认识——改革——环境还不是解决得很好，慈善共同体的潜力还没有充分释放，合力尚未完全形成。认识，决定慈善实践中的自觉性。中国现代慈善到底怎么搞，中国慈善如何适应中国国情等一系列重大课题都有待形成共识。政策和法律决定慈善的走向和轨道。如何鼓励创新，鼓励有所作为，也需要积极研究探索。本来活力四射的慈善行业，如果安于保守，不思改革创新，无所作为，畏首畏尾，不求无功，但求无过，那将是慈善的悲哀。任何政策、法律法规其根本职能绝不仅仅是监督、监管，维护、促进、引导使一项事物在正确轨道和方向上不断发展是其宗旨的客观必然要求。环境决定慈善的生存和持续发展。一项事物，包括现代慈善这样的新生事物，如果没有好的生长环境，很难生存和持续发展。有了这种危机感，才会增加创造发展慈善事业大环境的自觉性。中国现代慈善脆弱的生态环境更要倍加珍惜和维护。而对这样的现状，单靠慈善机构和数量有限的专业工作者显然是不成的，也难承重任。唯有慈善公共体形成合力，现代慈善才会赢得光明前景。
慈善不能包揽一切，但在社会保障大格局中却占有重要地位，不可或缺。纵观世界各国，不分政治制度、民族和宗教信仰，不论贫富，都需要慈善。当今正处于发展中的中国，大力发展慈善事业尤为重要和迫切。不妨简要回顾一下，自2008年四川发生大地震以来短短六七年时间里，中国民间数以千亿元的剩余财富得到调动和发掘，无论为灾后重建还是日常突发事件的救助都发挥巨大效益，这是史上罕见的壮举，也是对国家实施社会保障的巨大支持和补充。
从理论上分析，在物质属性上，慈善有形捐赠必然是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补充。一个为国民负责任的政府自然是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的主体。但因经济发展、制度构成以及社会群体、个体自然历史差异、福利待遇、社会保障非但存在差别，也难以在短期内达到高水平的全覆盖，做到尽善尽美。民间自发自觉社会保障补充作用的发挥自然不可或缺。在精神方面，释放爱心，民帮民，发扬利他主义和人道主义精神，这是任何一个和谐社会永远需要的，而她恰恰也是慈善的属性之一。我们通过慈善活动，帮助人们树立一种阳光、友善、健康、向上的道德、伦理和风气，使社会核心价值观更加丰富多彩，这又是物质分配、占有所无法取代的。在社会生态上，贫富之间不是永恒定式，是会转化的。个体和群体的生活质量、状况总会存在变化和不可预知性。中国古语讲：“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千条河流东归海，门前流水尚能西”，说不定你今天慈善了别人，明天你也会被别人所慈善，慈善的品格不是单向的而是双向互动的。
据有关资料统计，美国每年捐赠总额大约在3000亿美元，超过葡萄牙、荷兰、秘鲁等国的GDP，其中3/4来自私人捐款、1/4来自公司，私人基金会和企业。70%～80%的美国家庭，每年均有平均超过1000美元的捐赠，一半以上的美国公民每年提供志愿者服务在50小时左右。从数据上看，美国的现代慈善较为发达，也有我们学习借鉴之处。但由此就妄自菲薄，把中国慈善讲得一无是处，甚至得出一些偏颇结论则是不当的，也是有害的。目前，我们虽然还没有完整的全国性统计，但从一些捐赠大户的慈善机构所了解的情况看，捐赠绝对值企业占大头，有的甚至超过90%，其中民营企业家80%～90%均有捐赠，国有企业因体制原因以对口支援等形式捐赠，贡献也很大。民众的低值捐赠虽然绝对值不占优势，城市家庭特别是非常态化救灾募捐中普遍都有所表现。因国情不同，经济、环境差异，所以不能简单类比，更不能由此而得出“中国人不慈善”“中国富人为富不仁”等错误结论。把美国慈善吹得完美无缺的人不要忘记，那里不是照样也有流浪汉横卧街头，不是照样也有人们不愿光顾的贫民窟吗？
我国的情况较为复杂。无论如何我们都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慈善离不开一定的物质条件，通常情况下是以剩余财富为前提的。自己不吃不喝也要捐赠的个案毕竟不是通例。改革开放后，大家的日子好过了许多，但整体上看，经济基础仍然比较薄弱。况且，自建国以来，政府对国民事务包揽过多，社会功能没有得到充分发挥，人们已经习惯有困难找政府，长期形成一种依赖心理。其次，就是“穷怕了”，形成一种生活安全恐惧症，当给自己 “留家育儿”的思维被强化以后，助人捐赠很容易“费思量”，同时，“救急不救贫”的传统思维定式也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影响。
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覆盖面广泛，但从质量标准上看，与发达国家相比仍有较大差距。面对困难多发、变故无常、角落偏隅等实际国情，尤为需要慈善共同体展示综合能力，调度广泛的慈善资源，中国的现代慈善在社会保障补充作用的发挥上无疑是世界上最好模式之一。 共同营造优良慈善环境，善待企业家，维护捐赠者的荣誉和尊严，是慈善共同体的崇高责任。
热心捐赠的企业家，先富起来的社会名人是慈善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特殊国情，是中国企业家和一些社会名人成为慈善捐赠的带头人和主力军。这些捐赠“大户”自身应当认识到，之所以能致富，除个人才智和艰苦奋斗外，没有政策、环境保障，没有社会支持，一切都很难实现。先富起来，带头捐赠，以爱心回报社会当在情理之中。何况这种行为和贡献已经获得政府肯定，民众欢迎，受捐者更是永记在心头。一些有见识的企业家，已渐渐将慈善融入企业，成为企业文化的组成部分，“无企业不公益”已渐渐形成一种时代风尚和潮流。企业家们越来越意识到，着眼发展，企业家的人格魅力，企业文化的凸显，将在企业竞争中占有重要地位。
慈善共同体的其他组成部分，应当给予这些捐赠带头人更多关怀、鼓励和支持，多在让人“快乐捐赠”“舒心付出”上做文章，下工夫。企业家、名人慷慨解囊勇于捐赠，这是事物的主流，在具体行动上存在差异，甚至有不太规范的地方，但毕竟属于支流。我们应当从爱护出发，善意批评，积极引导，而不要冷嘲热讽，一棍子打死。尽最大努力减少负面影响，保护他们的积极性。对企业，不能因凑政绩为一时之利，搞野蛮开发，倡导有计划持续捐赠，不提倡裸捐，更不能“杀富济贫吃大户”搞强捐，解放思想，突破某些所谓慈善禁区，积极探索慈善与企业发展双赢之路也应提上日程。
正确使用监督武器，积极提升慈善正能量。这无疑是慈善共同体所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慈善离不开社会监督，慈善欢迎社会监督，这已成为人们常识性话题。公开透明是慈善所必须，但不是慈善表现的全部。它具有更多、更丰富、更多彩的内容。
实现对慈善的监督，使之对慈善事业发展的大局有利、有效、有益，使慈善共同体形成凝聚力，至少应当突破以下几个误区：
——非善意的求全责备。一个裁判员的无意错判，可能暂时会伤害某一方的利益，如果是有意为之，伤害的不只是局部，可能是整个事业。这一浅显的道理，对慈善事业同样适用。慈善事业本是一项圣洁事业，人们对其期望值和要求自然很高。但人们也必须了解，事业高尚，不等于从事这一事业的机构和人员都尽善尽美，完美无缺。这同其他行业一样，也会有失误，也会有缺点和不足。甚至也会有腐败现象。后者自当别论，已超出了一般监督的性质。但对大多数而言，当事者应当欢迎批评监督，积极纠正错误，改进工作；监督批评者应当慎用武器，善意批评和引导，绝不为吸引受众眼球，罔顾客观事实，做出有失职业操守和道德之事。
——无区别地混同慈善专业工作者和志愿者。就专业的慈善工作者，他们选择这一职业，首先应当有爱心，热爱这项崇高事业。但他们不是志愿者，也需要挣工资，养家糊口，也需要在一个适合的环境下受到尊重，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与智慧。人们常说，这是哭笑最多的行业之一。看到受捐者得到救助，重新唤起人生希望，这种满足感自然会让人感到无比快乐；看到那渴望帮助的眼神，辛苦中受到不应有的委屈，他们也会泪洒心头。
——将慈善机构与政府行为和职能混同。简单地讲，政府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为全体国民做事，而慈善机构是募集捐赠人的钱并按捐赠人的要求做事。慈善机构的行为既不能取代政府，同样也不能要求慈善机构具有政府相同的职能和责任。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政府的着力点是努力实现社会公平与正义，而慈善机构主要是实现社会道义，并不具有公民普惠和均等色彩。混淆了这种职能，往往在监督上就会剑走偏锋。
——忽视非政府拨款的慈善机构建设与成本需求。慈善机构作为慈善捐赠人与受助者之间搭梁的特殊“中介”机构，必须要有维持正常运转的消费成本。当我们反复强调，公开透明和诚信是这些机构的生命线时，往往对其建设成本忽视了。“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果政府不拨款支持，管理费不依法提取，这个机构又如何运转，这些专业人员又如何能留住和培养，机构不能生存，这项社会工作又怎能做大做强？
任何排斥监督的事业都是没有前途的。慈善作为一项阳光事业要习惯在多种监督下成长，让圣洁的事业不负人们期待，这是唯一的选择。相信只要破除一些误区，科学正确地使用监督武器，慈善正能量实现最大化指日可待。
（本文作者系中华慈善总会顾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