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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多年前，当知道我即将回国任教时，我的日本导师森田洋司先生曾对我说：“中国现在是世界上最有意思的社会学田野呀。”而研究室里另一位即将退休的教授矶部先生在听了我的研究设想（那时脑子里好像有一个又一个的研究计划，我如今都记不清说了些什么了）后，则缓缓地讲：“一个学者的一辈子，其实是研究不了几个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