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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9月26日，由于“中西两医并误”，王国维的大儿子王潜明患伤寒终告不治，病逝于上海，年仅二十七岁。王潜明是王国维的原配莫氏所生。莫氏病殁后，王潜明对继母潘氏不甚服帖，他妻子罗曼华（孝纯）与婆婆也多有龃龉。王国维平日只顾读书写作，对家事很少留心，身居其间，调解乏术，犹如“金人”一个。罗振玉一向视孝纯为掌上明珠，听说爱女在王家受了委屈，心中老大不快，他认为婆媳之所以不和，皆因王国维偏袒潘氏，遂使继室养成雌威。对此指责，王国维隐忍缄默，未置一辩。此外，王国维从日本回国后，赁居上海石库门一所凶宅，风水不好，别人在意，他不在意，及至他北上应聘清华讲席，仍让新婚的长子长媳住在原来那个鬼地方，以至于好端端的儿子暴疾而死。待到丧事完毕，罗振玉恼怒未消，即负气携女儿返回天津，给王家一个老大的难堪。事情闹到这步田地，王国维生气地说：“难道我连媳妇都养不起？”王潜明生前服务于海关，死后获得一笔抚恤金，再加上一个月工资和罗孝纯变卖首饰所付的医药费，合计三千元，王国维将这笔钱寄至天津罗家，作为儿媳的生活用度。罗振玉不肯收，退回来，王国维再寄，并于1926年10月31日写信给罗振玉：“亡儿与令嫒结婚已逾八年，其间恩义未尝不笃。即令不满于舅姑，当无不满于其所夫之理，何以于其遗款如此拒绝？若云退让，则正让所不当让。以当受者而不受，又何以处不当受者？是蔑视他人人格也。蔑视他人人格，于自己人格亦复有损。”连这样愤激的重话都讲了，罗振玉仍旧把钱退回来。太扫人面子，王国维气得不行，便从书房中清理出大叠信件，撕碎后付之一炬。信上分明写着“静安先生亲家有道”、“观堂亲家有道”之类的字样，都是罗振玉的亲笔。长子早丧，儿媳大归，老友中绝，经此变故，王国维伤心之至。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第三十五号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钱门票，即踅进园子。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阙）诗词，可以说，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旧军阀冯玉祥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
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
巨大的精神痛苦使我们对肉体的痛苦感到麻木。我们鄙视肉体的痛苦。不，如果肉体的痛苦超过精神的痛苦，那么它就会分散我们的心思。我们欢迎它，因为它中止了精神的痛苦。正是这种感觉使自杀变得容易。
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就对了，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打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因为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入殓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垅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悫”，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两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酾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称“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无论何时，中国撬翻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折损一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就有些可惜。更何况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学者竟为一个提拎不起的逊帝而牺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国维毅然殉清，投水自尽，事、理、情三者本已极为分明，身后荣辱他也懒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这种死法，为他感到不值，便要寻出他自杀的别种原因，以冲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脑丸、红花油还要冲鼻的遗老气息。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殉清说；二是尸谏说；三是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五是厌世说。
最早提出殉清说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他在王国维自尽当晚即向众人宣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梁启超也力主此说，他认为王国维是古之节士伯夷、叔齐、屈原那样的人物，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为了忠于前朝，明行显志。随着国民革命军不断北进，王国维的复辟梦想宣告破灭，他自觉无法顺应新时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启超在致长女梁令娴的信中特别谈及这个话题：“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认为王国维自杀意在“殉国”。他称赞道：“其气节凛凛足以廉顽立懦，际有清三百年之末运，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99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中那些虎跃鹰扬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贤者凋零殆尽，而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不肖者则窃据军政大权，国事蜩螗，终于不可收拾。王国维曾与陈寅恪谈及时政：中国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如骤行民主，必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国，心系前朝，留恋典章文物，对国家祸乱感受深切，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都是政客们手中的幌子，国计民生何尝有丝毫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他怀念故国前朝，与溥仪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溥仪赐宴时为他挟菜，区区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对家人津津乐道。
取殉清说的还有大学者王力。他是亲炙于王门的弟子，挽诗中亦将恩师视同屈子：“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清华教授吴宓的挽联亦属同调：“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他将王国维的节操比屈原，将王国维的学问比郑玄。在战国时期，屈原怀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投水自尽也是大事件。说到底，他们的自杀都是由于环境恶劣、时势凶险、情绪低落、精神苦闷等多种因素交相煎迫的结果。其所恶有甚于死者，则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毫无疑问，王国维心目中的“仁”、“义”与诸君子所持守的“仁”、“义”大相径庭。在同样的处境下，他毅然寻死，而诸君子则奋然求活，完全由价值取向和精神韧度决定，无所谓谁高尚谁庸常，褒美一个，贬低一群，更无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将王国维列入“忠义传”，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金梁力主尸谏说，此说由殉清说派生而出。他在《殉节记》中写道：“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时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张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当时溥仪蛰居天津张园，郑孝胥等数位亲信环侍左右，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进言献计。逊帝受奸小包围，不顾危险，不谋进取，王国维对这种情形充满忧虑，却又无可如何，便采取尸谏的极端方式去激醒溥仪，这一逻辑推理未免失之简单。
郑孝胥、溥仪、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国维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此说的源头当是郑孝胥。郑孝胥与罗振玉交恶，于是借王国维自杀放出冷箭，不仅令逊帝溥仪深信不疑，还使历史学家郭沫若信以为真。传言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日本时，即合作做过生意，饶有赢利，王国维名下分到一万多元，但他并未收取，存放在罗振玉的账号上，其后罗振玉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王国维的一万多元全打了水漂。王国维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单是偿还利息一项，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国维自感经济上没有出路，便投水自尽。另有传言，绍英曾托王国维变卖清宫流出的字画，罗振玉将这桩美事包揽下来，可是出货之后却将所得款项（一千多元）悉数扣留，作为归还的债款。王国维极爱面子，无法向绍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还有传言，王潜明死后，罗振玉为女儿向王国维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费，使王国维无力招架。逼债说在情理上很难站得住脚。罗振玉识拔王国维于上海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二十二岁，罗振玉三十三岁。罗氏之于王氏，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多有帮助，还解除了王国维在生计方面的窘困。罗振玉经商有道是不错，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颇具素养的学者，不是那种钻进钱眼就出不来的市侩。他研究学术，从来不吝啬银钱，他向王国维逼债，纯属无稽之谈。王国维的幼女王东明曾作证，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王国维从未经商，也没有倒腾过字画古董。王国维自尽后，罗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顺对表兄刘蕙孙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自咎之情溢于言表。
由罗振玉逼债说更衍生出王国维早年为罗振玉捉刀写书说。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断定《殷墟书契考释》的真作者是王国维。陈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罗氏用四百元买断此书的著作权，只因王国维性情厚道，“老实得像香肠一样”，急于报恩，便让罗振玉独享其名。陈寅恪确曾在挽词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乘隙潜入北军，尽诛诸吕，是卖友的典型人物。在陈寅恪眼中，罗氏为人竟如是不堪！王国维死后，古器大出，罗氏却反而搁笔，偶辑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学水平。罗氏晚年学力大退，著书立说，与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学者杨树达疑窦丛生：“一人著书，竟自忘其前说，虽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后，陈梦家购得《殷墟书契考释》的原始手稿，证明作者实为罗振玉，此说才不攻自破，归于平息。
陈寅恪力主王国维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更是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见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王国维饱经忧患，乱世的种种怪象、险象、恶象和凶象使他的厌世思想牢不可拔。脚气病能导致肌肉萎缩、步态失常，还严重影响视神经。王国维的高度近视实乃脚气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数月，染上肺结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为悲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已论及解脱：“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两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惟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王国维既观苦痛，又觉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脱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王国维的同庚好友蒋汝藻一度经商失败，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深感惋惜，致书相慰：“然山河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为情耳。”其后，他又在致蒋氏之子榖孙的书札中强调：“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这说明，勉旃他人则易，宽解自己则难。王国维特别喜欢清人黄仲则的诗，尤其爱赏《绮怀》一首，其中“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读之心有戚戚然。王国维诗词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诸如“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样的名句，都与黄仲则的风格接近。
顾颉刚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任教，他独出新论，认为是国家当时没有研究机构，良好的治学环境难得而易失，使王国维走上了绝路。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他先讲时势：“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的家产没收，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这仍是殉清说的滥调重弹，但顾颉刚真正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王国维之所以成为“遗而不老”的遗老，投到清室的怀抱，以至于骑虎难下，惟有一挺到死，乃是受了罗振玉的影响。“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经济上长期仰仗于罗振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文章结尾，顾颉刚高呼口号：“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绝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乱伦，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当处境变得愈益艰难，诸事均不惬意时，他就会选择自杀，毕竟自杀是一个避免受辱的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求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当代学者杨君实有一持平之论，称“王国维在学术上是新典范的建立者，在政治上是旧典范的坚持者”，这句话颇为中肯，以此为纲，则其他一切均可张目。
1927年6月2日（农历五月初三），这是清华学校放完暑假后的第二天，王国维八点钟去公事室，九点钟向湖南籍助教侯厚培商借二元银洋。对方无零钱，借给他五元纸币。十点钟左右，他雇用校中第三十五号洋车，前往颐和园，购一张六角钱门票，即踅进园子。颐和园与清华园同在西郊，王国维常到这座前清帝后的花园里舒舒眼，散散心，看看风景，想想事情。他以颐和园为题材为背景写过多首（阙）诗词，可以说，对颐和园有很深的依恋。只是今天很奇怪，他并不留意景物，而是径直前往佛香阁排云殿附近的鱼藻轩，兀坐在石舫前，点燃纸烟，于烟雾袅袅腾腾间，陷入沉思。
十年前，张勋复辟，王国维说：“今日情势大变……结果恐不可言，北行诸公只有一死谢国，曲江之哀，猿鹤虫沙之痛，伤哉！”“末日必在今明，乘舆尚可无事，此次负责及受职诸公，如再觍颜南归，真所谓不值一文钱矣！”张勋复辟失败后，向外界宣称“志在必死”，王国维赞叹道：“三百年来，乃得此人，庶足饰此历史，余人亦无从得消息，此等人均须为之表彰，否则天理人道俱绝矣。”1924年，冯玉祥逼宫，溥仪危在旦夕，南书房行走王国维与罗振玉、柯劭忞即有同沉神武门御河的打算。后因形势缓和，逊帝溥仪脱险出走天津，他们才放弃自杀计划，留下性命，以图日后报效。王国维心想，当时死了，倒是好了。眼下，旧军阀冯玉祥摇身一变，成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司令，他又将挥师出潼关，直取京城，一旦与南方的北伐军会合，必定危及流寓天津张园的逊帝。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君辱则臣死”，乃是古之遗训，今日惟有一死，别无选择。王国维早年精研德国哲学，当然还记得叔本华关于自杀的那段话：
一般都会发现，只要生存的恐惧达到了一个地步，以致超过了死亡的恐惧，一个人就会结束他的生命……
巨大的精神痛苦使我们对肉体的痛苦感到麻木。我们鄙视肉体的痛苦。不，如果肉体的痛苦超过精神的痛苦，那么它就会分散我们的心思。我们欢迎它，因为它中止了精神的痛苦。正是这种感觉使自杀变得容易。
王国维曾作《教育小言十则》，其中第八则将国人废学之病归咎于意志薄弱，“而意志薄弱之结果，于废学外，又生三种之疾病，曰运动狂，曰嗜欲狂，曰自杀狂”。患此狂疾，则一生万事皆休。第九则他专论自杀，讲得更透辟：“至自杀之事，吾人姑不论其善恶如何，但自心理学上观之，则非力不足以副其志而入于绝望之域，必其意志之力不能制其一时之感情而后出此也。”这就对了，王国维忠于清室，忠于逊帝，自知复辟难成，大势已去，逊帝行将受辱，他的感情承受不住残酷现实的打击，已经濒于绝望。他还有学问要研究，还有著作要撰写，还有弟子要栽培，还有妻儿要照顾，俗世的一切计虑，只能悉数抛开。他选择颐和园，不为别的，因为三天前他曾对好友金梁透过口风：“今日干净土，惟此一湾水耳！”
王国维扔下快要燃尽的烟蒂，踱到昆明湖边。他不再迟疑，纵身跃入水中。一位园工正在距离他十余步远的地方打扫路面，看见有人投湖，立刻奔过去施救，前后不到两分钟，由于投水者头部插入淤泥，口鼻堵塞，遭到窒息，仓促间即已气绝。再说同来的车夫，一直在园外静等，迟至午后三点多，仍不见王国维出园，他前去门房打听，才知一位拖辫子的老先生投湖自尽了，这一惊非同小可，他赶紧跑回清华学校报告噩耗。
可悲的是，尽管清华校长曹云祥亲自出面交涉，但由于警局尚未验尸，不得移动。王国维湿漉漉的尸身上覆盖着一床芦席，芦席的四角镇以青砖。就这样，死者面目紫胀，四肢拳曲，仰卧在鱼藻轩中，足足横陈了二十多个小时，令人惨不忍睹。当时警方办事效率之低，由此可见一斑。法警验尸时，从衣袋中找到银洋四元四角，还有一份死者于自杀前一天草拟的遗嘱，遗书背面写明“送西院十八号王贞明先生收”。王贞明是王国维的第三个儿子。纸面虽已湿透，字迹完好无损。全文如下：
五十之年，只欠一死。经此世变，义无再辱。我死后，当草草棺敛，即行蒿葬于清华茔地。汝等不能南归，亦可暂于城内居住。汝兄亦不必奔丧，因道路不通，渠又不曾出门故也。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家人自有人料理，必不至不能南归。我虽无财产分文遗汝等，然苟谨慎勤俭，亦必不至饿死也。
五月初二日父字
入殓之后，众亲友弟子扶柩停灵于校南的刚秉庙。当天到场送殡的，除了亲属和研究院部分学生，还有清华学校教授梅贻琦、陈寅恪、梁漱溟、吴宓、陈达和北京大学教授马衡、燕京大学教授容庚。1927年7月17日，家属遵照遗命，将王国维营葬于清华园东二里西柳村七间房的麦垅中。送葬者，自曹云祥校长以下数十人，多为学界名流。
王国维自杀后，最感到愧疚和后悔的要数罗振玉，他失去的不只是一位学术上的畏友和政治上的盟友，还永远失去了一个与密友和亲家消释嫌隙的机会。出于补救心理，罗振玉画蛇添足，伪造了一份王国维转呈逊帝溥仪的遗折，通篇皆是孤臣孽子的口吻声气，不乏忠谏之词，溥仪读后大为感动，遂颁下“上谕”，加恩“谥予忠悫”，并赏赐给王国维家属陀罗经被一床，治丧费两千元。
1927年8月25日，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导师梁启超手持鲜花，带领学生数十人前往王国维墓地酾酒祭拜。他的悼词充分肯定王国维不降其志、不辱其身的精神，称“违心苟活，比自杀还更苦；一死明志，较偷生还更乐”。悼词中分析了王国维的死因：“他对于社会，因为有冷静的头脑，所以能看得很清楚；有和平的脾气，所以不能取激烈的反抗；有浓厚的情感，所以常常发生莫名的悲愤。积日既久，只有自杀这一途。”梁启超对王国维的学术成就评价极高：“我们看王先生的《观堂集林》，几乎篇篇都有新发明，只因他能用最科学而合理的方法，所以他的成就极大。此外的著作，亦无不能找出新问题，而得好结果。其辨证最准确而态度最温和，完全是大学者的气象。他为学的方法和道德，实在有过人的地方。”
用公正的眼光去看，无论何时，中国撬翻一个居于九五之尊的皇帝，根本算不了什么，折损一位正当盛年的学者，就有些可惜。更何况一位正当盛年的大学者竟为一个提拎不起的逊帝而牺牲性命，那就更是折本到家的生意。王国维毅然殉清，投水自尽，事、理、情三者本已极为分明，身后荣辱他也懒得去管，只是大家惋惜他这种死法，为他感到不值，便要寻出他自杀的别种原因，以冲淡他身上那股子比樟脑丸、红花油还要冲鼻的遗老气息。较有代表性的有五种说法：一是殉清说；二是尸谏说；三是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四是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五是厌世说。
最早提出殉清说的是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他在王国维自尽当晚即向众人宣布：“顷闻同乡王静安先生自沉颐和园昆明池，盖先生与清室关系甚深也。”梁启超也力主此说，他认为王国维是古之节士伯夷、叔齐、屈原那样的人物，在颐和园投湖自尽，正为了忠于前朝，明行显志。随着国民革命军不断北进，王国维的复辟梦想宣告破灭，他自觉无法顺应新时代，倒不如一死了之。梁启超在致长女梁令娴的信中特别谈及这个话题：“他平日对于时局的悲观，本极深刻。最近的刺激，则由两湖学者叶德辉、王葆心之被枪毙。叶平日为人本不自爱（学问却甚好），也还可说是有自取之道；王葆心是七十岁的老先生，在乡里德望甚重，只因通信有‘此间是地狱’一语，被暴徒拽出，极端箠辱，卒致之死地。静公深痛之，故效屈子沉渊，一瞑不复视。”日本人川田瑞穗也认为王国维自杀意在“殉国”。他称赞道：“其气节凛凛足以廉顽立懦，际有清三百年之末运，能明此意以捐其身者，公一人而已。”王国维早年赞同康有为的变法维新主张。戊戌政变后，六君子喋血菜市口，康、梁逃亡日本，后党嚣张，国家元气大丧，王国维深感悲愤失望。1998年9月26日，他在致许家惺的信中写道：“今日出，闻吾邑士人论时事者蔽罪亡人，不遗余力，实堪气杀，危亡在旦夕，尚不知病，并仇视医者，欲不死得乎？”他视保守派为“病人”，视维新变法的志士为“医者”，这种思想在当时够激进的了。王国维的头脑中不太在乎满汉夷夏之辨，对民族革命素来不抱同情，他对中国同盟会中那些虎跃鹰扬的少年始终缺乏好感。王国维游学日本时，曾在复罗振玉的信里预卜革命党的前途：“诸生骛于血气，结党奔走，如燎方扬，不可遏止。料其将来，贤者以殒其身，不肖者以便其私，万一果发难，国是不可问矣。”日后的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宋教仁、陈其美被袁世凯暗杀，黄兴、蔡锷未获中寿，贤者凋零殆尽，而汪精卫、蒋介石这样的不肖者则窃据军政大权，国事蜩螗，终于不可收拾。王国维曾与陈寅恪谈及时政：中国民智未开，教育落后，如骤行民主，必为野心家所乘。他身在民国，心系前朝，留恋典章文物，对国家祸乱感受深切，君主立宪也好，民主共和也罢，都是政客们手中的幌子，国计民生何尝有丝毫改善？反而更趋恶化。他怀念故国前朝，与溥仪既有君臣之名，复有师生之谊。溥仪赐宴时为他挟菜，区区小事，他尚且念念不忘，对家人津津乐道。
取殉清说的还有大学者王力。他是亲炙于王门的弟子，挽诗中亦将恩师视同屈子：“竟把昆明当汨罗，长辞亲友赴清波。取义舍生欣所得，不顾人间唤奈何！”清华教授吴宓的挽联亦属同调：“离宫犹是前朝，主辱臣忧，汨罗异代沉屈子。浩劫正逢今日，人亡国瘁，海宇同声哭郑君。”他将王国维的节操比屈原，将王国维的学问比郑玄。在战国时期，屈原怀沙自沉是大事件，在民国时期，王国维投水自尽也是大事件。说到底，他们的自杀都是由于环境恶劣、时势凶险、情绪低落、精神苦闷等多种因素交相煎迫的结果。其所恶有甚于死者，则杀身以成仁，舍生以取义。毫无疑问，王国维心目中的“仁”、“义”与诸君子所持守的“仁”、“义”大相径庭。在同样的处境下，他毅然寻死，而诸君子则奋然求活，完全由价值取向和精神韧度决定，无所谓谁高尚谁庸常，褒美一个，贬低一群，更无必要。《清史稿》的作者将王国维列入“忠义传”，而不是“儒林”或“文苑”，自有深意存焉。
金梁力主尸谏说，此说由殉清说派生而出。他在《殉节记》中写道：“公殉节前三日，余访之校舍，公平居静默，是日忧愤异常时，既以时变日亟，事不可为，又念张园可虑，切陈左右请迁移，竟不为代达，愤激几泣下……”当时溥仪蛰居天津张园，郑孝胥等数位亲信环侍左右，罗振玉、王国维等遗老根本无法接近，更别说进言献计。逊帝受奸小包围，不顾危险，不谋进取，王国维对这种情形充满忧虑，却又无可如何，便采取尸谏的极端方式去激醒溥仪，这一逻辑推理未免失之简单。
郑孝胥、溥仪、郭沫若等人力主王国维受罗振玉逼迫而死说。此说的源头当是郑孝胥。郑孝胥与罗振玉交恶，于是借王国维自杀放出冷箭，不仅令逊帝溥仪深信不疑，还使历史学家郭沫若信以为真。传言说，罗振玉与王国维同在日本时，即合作做过生意，饶有赢利，王国维名下分到一万多元，但他并未收取，存放在罗振玉的账号上，其后罗振玉做投机生意，大折其本，王国维的一万多元全打了水漂。王国维还欠下一屁股债务，单是偿还利息一项，就差不多要耗去他在清华国学研究院的四百元月薪。王国维自感经济上没有出路，便投水自尽。另有传言，绍英曾托王国维变卖清宫流出的字画，罗振玉将这桩美事包揽下来，可是出货之后却将所得款项（一千多元）悉数扣留，作为归还的债款。王国维极爱面子，无法向绍英交待，索性跳了昆明湖。此外还有传言，王潜明死后，罗振玉为女儿向王国维索要每年二千元生活费，使王国维无力招架。逼债说在情理上很难站得住脚。罗振玉识拔王国维于上海东文学社，当时王国维二十二岁，罗振玉三十三岁。罗氏之于王氏，犹如伯乐之于千里马，他对王国维的学术研究多有帮助，还解除了王国维在生计方面的窘困。罗振玉经商有道是不错，但总体而言，他是一位颇具素养的学者，不是那种钻进钱眼就出不来的市侩。他研究学术，从来不吝啬银钱，他向王国维逼债，纯属无稽之谈。王国维的幼女王东明曾作证，罗振玉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债务纠纷，王国维从未经商，也没有倒腾过字画古董。王国维自尽后，罗振玉追悔莫及，他曾在旅顺对表兄刘蕙孙说，“我负静安，静安不负我”，自咎之情溢于言表。
由罗振玉逼债说更衍生出王国维早年为罗振玉捉刀写书说。郭沫若、傅斯年等人断定《殷墟书契考释》的真作者是王国维。陈寅恪曾向傅斯年透露罗氏用四百元买断此书的著作权，只因王国维性情厚道，“老实得像香肠一样”，急于报恩，便让罗振玉独享其名。陈寅恪确曾在挽词中有所暗示，“以朋友之纪言之，友为郦寄，亦待之以鲍叔”。郦寄骗吕禄出游，使周勃乘隙潜入北军，尽诛诸吕，是卖友的典型人物。在陈寅恪眼中，罗氏为人竟如是不堪！王国维死后，古器大出，罗氏却反而搁笔，偶辑大令尊，居然不及初学水平。罗氏晚年学力大退，著书立说，与早年自相矛盾，令大学者杨树达疑窦丛生：“一人著书，竟自忘其前说，虽善忘不至如此。”多年后，陈梦家购得《殷墟书契考释》的原始手稿，证明作者实为罗振玉，此说才不攻自破，归于平息。
陈寅恪力主王国维为求思想自由、精神独立而死说。应该看到，他的观点前后有不小的变化，起初他在悼诗中认为王国维之死旨在殉清：“敢将私谊哭斯人，文化神州丧一身。越甲未应公独耻，湘累宁与俗同尘？吾侪所学关天意，并世相知妒道真。赢得大清干净水，年年呜咽说灵均。”其后深入思量，他认为殉清一说太窄狭，不足以彰显王国维的精神境界，于是改造前说，作出新的推断。王国维素以学术为性命，他的死旨在殉中华传统文化。陈寅恪在《王观堂先生挽词序》中写道：“凡一种文化值衰落之时，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现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则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达极深之度，殆非出于自杀无以求一己之心安而义尽也。……盖今日之赤县神州值数千年未有之巨劫奇变；劫尽变穷，则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与之共命而同尽？此观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为天下后世所极哀而深惜者也。”其所谓“一死从容殉大伦，千秋怅望悲遗志”，“大伦”之意除指君臣之伦，已有更宽广的外延。陈寅恪在《清华学校王观堂先生纪念碑铭》中更是迈进了一大步，彻底颠覆殉清说。他判定王国维并非为殉清而死，“非所论于一人之恩怨、一姓之兴亡”，乃是为确保“其独立自由之意志”不遭践踏而死。从精神深处分析王国维自尽的根源——“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陈寅恪颇得要领。应该说，这一通识颇有见地。王国维屡经世变，眼看诗书弃如土苴，冠裳沦为禽兽，却无力振颓流于万一，展抱负于少顷，思想不得自由，精神无法独立，于是愤而投水，毅然断绝外缘的纷扰和威胁。王国维自杀七年后，陈寅恪在《王静安遗书序》一文中重申前说，对故友投水自尽深表同情，认为这是极少数人才能理解的壮举：“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无辙迹之可寻。……寅恪以谓古今中外志士仁人，往往憔悴忧伤，继之以死，其所伤之事，所死之故，不止局于一时间一地域而已，盖别有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存焉。而此超越时间、地域之理性，必非其同时间、地域之众人所能共喻。”王国维在遗书中嘱咐陈寅恪为他整理遗稿，委托之重，信任之深，非比寻常。事实上，也确乎只有陈寅恪这位大智者堪称他心印神契的知己。
周作人、萧艾等人力主王国维悲观厌世说。周作人在《偶感之二》中写道：“王君以头脑清晰的学者而去做遗老弄经学，结果是思想的冲突与精神的苦闷，这或者是自杀——至少也是悲观的主因。……以王君这样理知发达的人，不会不发见自己生活的矛盾与工作的偏颇，或者简直这都与他的趣味倾向相反而感到一种苦闷……徒以情势牵连，莫能解脱，终至进退维谷，不能不出于破灭这一途了。”王国维体质瘦弱，面部苍黄，鼻架玳瑁眼镜，乍一看去，就像是六七十岁的衰翁。他早年患有严重的脚气病，肺部也有纰漏。1904年，二十七岁时，他写《红楼梦评论》，深受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影响，已露出厌世的端倪，视人生之全过程无时无处不有苦痛：“生活之本质何？欲而已矣。欲之为性无厌，而其原生于不足。不足之状态，苦痛是也。既偿一欲，则此欲以终。然欲之被偿者一，而不偿者什佰，一欲既终，他欲随之，故终竟之慰藉，终不可得也。即使吾人之欲悉偿，而更无所欲之对象，倦厌之情即起而乘之，于是吾人自己之生活，若负之而不胜其重，故人生者，如钟表之摆，实往复于苦痛与倦厌之间者也。夫倦厌固可视为苦痛之一种，有能除去此二者，吾人谓之为快乐。然当其求快乐也，吾人于固有之苦痛外，又不得不加以努力，而努力亦苦痛之一也。且快乐之后，其感苦痛也弥深……又此苦痛与世界文化俱增，而不由之而减。何则？文化愈进，其知识弥广，其所欲弥多，又其感苦痛亦弥甚故也……”王国维饱经忧患，乱世的种种怪象、险象、恶象和凶象使他的厌世思想牢不可拔。脚气病能导致肌肉萎缩、步态失常，还严重影响视神经。王国维的高度近视实乃脚气病暗中作祟所致。他死前数月，染上肺结核，一度咯血。疾病的折磨，使他更为悲观。在《红楼梦评论》中，王国维已论及解脱：“而解脱之中，又自有两种之别：一存于观他人之苦痛，一存于觉自己之苦痛。然前者之解脱，惟非常之人为能，其高百倍于后者，而其难亦百倍。但由其成功观之，则二者一也。通常之人，其解脱由于苦痛之阅历，而不由于苦痛之知识。惟非常之人，由非常之知力而洞观宇宙人生之本质，始知生活与苦痛之不能相离，由是求绝其生活之欲而得解脱之道。”王国维既观苦痛，又觉苦痛，自然更要求取解脱之方。
事情也不是那么简单和绝对。王国维的同庚好友蒋汝藻一度经商失败，藏书抵押殆尽。王国维深感惋惜，致书相慰：“然山河尚有变移，不过当局者难为情耳。”其后，他又在致蒋氏之子榖孙的书札中强调：“天道剥而必复，人事愤而后发。”这说明，勉旃他人则易，宽解自己则难。王国维特别喜欢清人黄仲则的诗，尤其爱赏《绮怀》一首，其中“茫茫来日愁如海，寄语羲和快着鞭”，读之心有戚戚然。王国维诗词俱佳，他“往往以沉重之心情，不得已之笔墨，透露宇宙悠悠、人生飘忽、悲欢无据之意境，亦即无可免之悲剧”，诸如“已恨年华留不住，争知恨里年华去”、“最是人间留不住，朱颜辞镜花辞树”这样的名句，都与黄仲则的风格接近。
顾颉刚和王国维同在清华学校任教，他独出新论，认为是国家当时没有研究机构，良好的治学环境难得而易失，使王国维走上了绝路。在《悼王静安先生》一文中，他先讲时势：“湖南政府把叶德辉枪毙，浙江政府把章炳麟的家产没收，在我们看来，觉得他们是罪有应得，并不诧异。但是这种事情或者深深地刺中了静安先生的心，以为党军既敢用这样的辣手对付学者，他们到了北京，也会把他如法炮制，办他一个‘复辟派’的罪名的。与其到那时受辱，不如趁党军未来时，索性做了清室的忠臣，到清室的花园里死了，倒落一个千载流芳。”这仍是殉清说的滥调重弹，但顾颉刚真正要表达的是另一层意思：王国维之所以成为“遗而不老”的遗老，投到清室的怀抱，以至于骑虎难下，惟有一挺到死，乃是受了罗振玉的影响。“罗氏喜欢矫情饰智，欺世盗名，有意借了遗老一块牌子来图自己的名利。”王国维在经济上长期仰仗于罗振玉，因此才能不问外事，专心读书，积累精湛的学问。这样一来，其思想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受到罗氏的羁绊，与逊帝溥仪生出瓜葛，因而难以自脱。顾颉刚的结论是：“倘使中国早有了研究学问的机关，凡是有志研究的人到里边去，可以恣意满足他的知识欲，而又无衣食之忧，那么静安先生何必去靠罗氏，更何必因靠罗氏之故而成为遗老？”顾颉刚还谈到王国维的辫子，认为“这是他不肯自居于民众，故意立异，装腔作势，以鸣其高傲，以维持其士大夫阶级的尊严的确据”。在文章结尾，顾颉刚高呼口号：“国家没有专门研究学问的机关害死了王国维！”“士大夫阶级的架子害死了王国维！”
除了以上几种说法，刘雨的王国维受梁启超排挤说、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都是后起的。前者纯属无稽之谈，不值一驳。梁启超自身为天纵之才，他心理健康，没有嫉妒天才的毛病，绝不是作伪欺世的小人。吴其昌（清华国学院首届高材生）在《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的演讲稿中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时任公先生在野，从事学术工作，执教于南开、东南两大学。清华研究院院务本是请梁任公先生主持的。梁先生虽应约前来，同时却深自谦抑，向校方推荐先生（引者按：指王国维）为首席导师，自愿退居先生之后。”王国维潜心治学，不愿受俗务牵累，院务遂由吴宓教授主持。梁启超衷心佩服王国维的学问，每遇不易解答的疑难，他总是对弟子说：“可问王先生。”王国维遽然谢世后，梁启超即前往外交部（清华学校当时属外交部管辖）为王家争取抚恤金。此后，他还带学生去墓地追思，扶病撰写《王静安先生纪念专号序》，对王国维的学问推崇备至：“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先生没齿仅五十有一耳，精力尚弥满，兴味飙发曾不减少年时，使更假以十年或二十年，其所以靖献于学者云胡可量？一朝嫉俗，自湛于渊，实全国乃至全世界学术上不可恢复之损失，岂直我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同学失所宗仰而已！”这已充分说明，梁启超与王国维之间没有任何嫌隙。至于商承祚的衅由中冓说，倒是有些线索可寻。据陈鸿祥的《王国维年谱》透露：王国维的续弦潘夫人是原配莫夫人的姨侄女（姊姊的女儿），姑侄同嫁一夫在旧社会也属乱伦，固为禁忌。王国维的续娶乃是依从了莫夫人临终的遗言，他与年轻的潘夫人结缡后，伉俪情深。但他的儿辈很难做人，昔日的表姐摇身一变成了继母，不仅感情上不服帖，就是称呼上也难办。潘夫人耳根软，容易受仆媪挑拨，长子王潜明的娇妻罗孝纯与婆婆处不好关系，即在情理之中。商承祚撰文暗示，正是婆媳不和，导致罗振玉携女大归，罗、王友情一朝破裂，成为王国维自杀的导火索。
当然，还有一个重要因素不可忽略，那就是性格。王国维幼女王东明在《先父王公国维自沉前后》一文中写道：“先父生性内向耿介，待人诚信不贰，甚至被人利用，亦不置疑。在他眼中，似乎没有坏人。因此对朋友，对初入仕途所事奉的长官和元首，一经投入，终生不渝。”王国维深沉质朴，性情“于冷静之中固有热烈”，凡事以不违心为基本原则。费行简在《观堂先生别传》中赞叹道：“心所不以为是者，欲求其一领颔许可而不可得。”王国维自视甚高，但他对时事不轻置可否，对时人不轻加毁誉，平日拙于交游，终日不出户，相对无一言，而意气相感，自觉亲切。他与人交流，多采用书信方式，笔端意气洋洋，又颇似性情中人。王国维在1898年6月18日致许家惺的信中说：“大抵‘合群’二字，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他平时很少展露笑颜，又不大开口讲话，给外人的印象便是严肃冷峻。清华学校国学研究院教授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性格开朗，嗓门大，到哪儿都是未见其人，先闻其声，但每次见了王国维就会立刻噤若寒蝉。王国维五十寿诞时，办了三桌酒席，杨步伟硬是避让着不肯与寿星公同桌，她是爱笑爱说爱热闹的，寿星公那一桌只知闷头闷脑喝酒吃菜，她受不了。这些当然都只是皮相。叶嘉莹教授作过更高层次的分析，将王国维的性格特点归纳为三：“第一乃是由知与情兼胜的秉赋所造成的在现实生活中经常有着感情与理智相矛盾的心理；第二乃是由于忧郁悲观之天性所形成的缺乏积极行动的精神，但求退而自保，且易陷于悲观绝望的消极的心理；第三则是追求完美之理想的执著精神所形成的既无法与自己所不满的现实妥协，更无法放松自己所持守之尺寸，乃时时感到现实与理想相冲击的痛苦心理。”当处境变得愈益艰难，诸事均不惬意时，他就会选择自杀，毕竟自杀是一个避免受辱的最彻底的解决方式。
死者已逝，生者的种种臆测无法求证，可谓瞎子摸象，各得一偏。有道是，可爱者不可信，可信者不可爱。王国维身在民国，心存清室，这是一个实际的矛盾，也是他精神痛苦的主要根源。当代学者杨君实有一持平之论，称“王国维在学术上是新典范的建立者，在政治上是旧典范的坚持者”，这句话颇为中肯，以此为纲，则其他一切均可张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