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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力量，是世界第一宝贵资源。
几年前，就在人口专家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高峰出现在2017年还是2018年而争论时，并没有预见人口下降的逆流之势，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初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人口出生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创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值。
达雷尔·布里克和约翰·易碧森在《空荡荡的星球》一书中早已预言，大约到2050年前后，人类出生率低于死亡率、老龄化持续加剧、人口红利的潮汐退却，将是整个世界的宿命。
火车站站前广场上南来北往的旅客步履匆匆，许多小孩子和家人一起准备乘坐火车回家。
难道，这股潮汐我们真的无法改变吗？
改变人口潮汐的宿命，似乎举步维艰。《人类的潮汐》一书中无不在佐证这个观点：不均衡人口结构转变势必带来不稳定局势。
在中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为何预想中的生育高峰不仅没有出现，反而迎来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的双降？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追根溯源在于人口结构的转变。
出生率持续低位徘徊，首先是结婚率上不去，经济发展带来生活高质量追求，也间接推高了单身人士比例，更何况，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特别是房价，使得结婚不再成为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结婚率只是人口红利退却的第一步，结婚率下降直接导致出生率下降，但在2002年之后出生率下降更多是因为不想生。养育成本及生活压力的提升促使人们“不生”的选择。
一方面，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61.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意味着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大;另一方面，双职工家庭存在看护小孩的尴尬现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博弈，令更多父母陷入两难。
32岁的沐沐，在上海某设计院工作，家有刚满2岁半的男宝宝，由于朝九晚五、出差频繁、无法顾及家庭，只能请奶奶来帮忙，一个月纯花销一两万元不说，为了孩子上幼儿园，把120平方米的新房也置换成70平方米的学区房了。“一个孩子就够我们忙的了，两个真的不敢想。”在沐沐看来，一年两三万元的育兒成本，加上月供一万多元的房贷，养育孩子这个选项已然成了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长远来看，结婚率、出生率如果持续低迷，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具体来讲，中国在2000年起就面临老龄化挑战，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7%，抚养比则从2000年的10%上升至2017年的近16%，这意味着之前10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目前变成了6个。而养老支出的增加，不仅挤压家庭消费，还加重财政负担。
而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大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强劲消费需求，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弱。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认为，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超过5个百分点。而如果当前出生率不能提升，那么等到目前占比超过17%的40-49岁年龄段人口步入老年，我国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减退。因此，结婚率和出生率双低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棘手。
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1929年提出的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起初，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随着农业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随后也开始下降。虽说人口总量增加，但相对于成年人口，儿童数量较少，需要照顾的退休人口增多，而一个劳动力强国的变老，才刚刚开始。
那么，如何遏止国家变老的速度？从现代女性视角分析，独立女性想要获得社会价值的期望越高，就越会对生育意愿造成挤压。
按照日本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政府就通过延长育儿假、增加保育设施以及奖励那些提倡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公司来设法拉平M曲线（注：M曲线指日本女性劳参率在20多岁时到达顶峰，30多岁生育后急剧下降，之后50多岁时再次上升。）御茶水女子大学经济学家Nobuko Nagase表示，这些举措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纵观国际措施，德国建23万个托儿所，韩国给产妇90天带薪假期，俄罗斯实施“母亲基金”项目，日本一次性奖励42万日元“生育金”，本质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招数，有观点指出，实际上，政府在改变人们生几个孩子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即便中国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也只是让原本就会发生的出生率下降加速发生而已。
而从另一个侧面分析，用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虽必要但效果有限，毕竟按照现有调整至少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影响，另外，这一目标的达成也存在制度缺口——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应该清楚，老龄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或者说是“慢备快老”。
伍海霞解释道，等于说干活的人少了，需要干活的人来养活的人多了，这样就出现了养老与发展的二元困境。
《空荡荡的星球》一书指出，人口结构的转变正在加速，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面对人口红利退潮，什么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呢？首要解决出生率的问题，而解决的路径，必须跳脱出现代化的“牢笼”，令人的本性回归到“人口再生产”的需求当中来。
按照刘汶蓉的观点，解决方案的成熟，应首先树立“男女平等”的文化观念，单靠个人力量是行不通的。上海市妇联在本次两会中关于“家庭生育假”的提案，就提出父亲是平衡两性在“工作—家庭”中的关键角色，为了消解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建议增设夫妻共享生育假，138天的产假除第一阶段产妇必休的98天产假外，剩余40天由夫妻双方共享商议承担，而双方的津贴来源，则建议由生育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平衡承担。
这一观点并非首创，早在2009年的日本，政府就提出“女性经济学”政策，使幼儿母亲的劳参率，从2009年的40%升至2015年的50%。为了帮助新手妈妈重返职场，雇员要求提供6小时工作日，雇主必须同意;为了平衡女性在职业上的晋升及建树，政府迫使企业转变观念，减少加班时间，并在董事会中增加女性成员，当然也包括延长父亲的陪产假。
2018年6月1日，六一儿童节是孩子们的节日，也是商家的“狂欢节”。无论是百货商场专柜还是品牌专卖店，都在忙活儿童商品促销的活动。
Nagase研究机构发现，这一措施效果显著，尽管2017年新生儿父亲请假比例仅为5.2%，但依然有所上升，这意味着父亲们比原来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刘汶蓉教授补充道，不能再按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期待去择偶，新的婚姻制度必须适应新的性别结构。
而養老问题的解决，也需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之一，超过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中至少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空巢比例为34.83%，在养老服务领域，上海始终坚持“9073”养老服务格局和“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探索完善超大型城市养老服务的“上海模式”，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提供融合助餐、日托、全托、医养结合等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在伍海霞看来，养老与发展并不完全是一种困境，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还要根据老年人特定的消费与追求，扭转社会对老年人“负累”的定位，形成“最美还是夕阳红”的老年繁荣产业，进而达成“人力资本发掘”与“经济繁荣输出”的另一种代际平等的状态。
日本家族企业Ohara专门招聘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工作经验丰富，知道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公司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从不迟到，甚至做南瓜酱这种重复工作，都特别乐意。”现年70岁的Kataoka就是其中之一，65岁时，他从一家医疗制造企业退休，但还想工作，养老金足够他维持生活，但支撑不了多少休闲开销。
因此，站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重新审视老龄化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应对老龄化不是一种应急策略，而是社会短期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另外，还应看到，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同样也是社会财富产出的重要途径，从这个层面讲，养老与发展实际上是齐头并进，并不会形成真正的困境。
但需要提升的方面仍然存在，在传统制度框架大多通过干预人口发展让“人口变化适应制度发展”，实际上，这一操作空间已越来越小，挑战本质上更多源于制度的“相对滞后”。出生率、结婚率、老龄化，今天的人口结构转变，已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必须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以整体、动态的视角重新思考战略布局。
在过去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实现双赢。人口结构的“动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无法逃避现实，但它也不完全是宿命。
几年前，就在人口专家为全面两孩政策实施后的生育高峰出现在2017年还是2018年而争论时，并没有预见人口下降的逆流之势，国家统计局在2019年初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2018年全年出生人口1523万，人口出生率仅为10.94‰，人口出生规模连续第二年出现萎缩，创1949年以来历史最低值。
达雷尔·布里克和约翰·易碧森在《空荡荡的星球》一书中早已预言，大约到2050年前后，人类出生率低于死亡率、老龄化持续加剧、人口红利的潮汐退却，将是整个世界的宿命。
难道，这股潮汐我们真的无法改变吗？
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超过5个百分点。如果当前出生率不能提升，我国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减退。结婚率和出生率双低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棘手。
红利退潮 人口结构改变
改变人口潮汐的宿命，似乎举步维艰。《人类的潮汐》一书中无不在佐证这个观点：不均衡人口结构转变势必带来不稳定局势。
在中国全面两孩政策实施第二年，为何预想中的生育高峰不仅没有出现，反而迎来出生人口数量和出生率的双降？上海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汶蓉认为，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追根溯源在于人口结构的转变。
出生率持续低位徘徊，首先是结婚率上不去，经济发展带来生活高质量追求，也间接推高了单身人士比例，更何况，越来越高的结婚成本，特别是房价，使得结婚不再成为一件容易的事。
当然，结婚率只是人口红利退却的第一步，结婚率下降直接导致出生率下降，但在2002年之后出生率下降更多是因为不想生。养育成本及生活压力的提升促使人们“不生”的选择。
一方面，根据2017年世界银行统计数据，中国女性劳动参与率61.5%，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意味着女性生育机会成本较大;另一方面，双职工家庭存在看护小孩的尴尬现状，工作与家庭之间的博弈，令更多父母陷入两难。
32岁的沐沐，在上海某设计院工作，家有刚满2岁半的男宝宝，由于朝九晚五、出差频繁、无法顾及家庭，只能请奶奶来帮忙，一个月纯花销一两万元不说，为了孩子上幼儿园，把120平方米的新房也置换成70平方米的学区房了。“一个孩子就够我们忙的了，两个真的不敢想。”在沐沐看来，一年两三万元的育兒成本，加上月供一万多元的房贷，养育孩子这个选项已然成了 “生命中无法承受之重”。
长远来看，结婚率、出生率如果持续低迷，将导致人口年龄结构改变，对经济发展影响深远。具体来讲，中国在2000年起就面临老龄化挑战，65岁以上老年人占比达到7%，抚养比则从2000年的10%上升至2017年的近16%，这意味着之前10个劳动力负担一个老人，目前变成了6个。而养老支出的增加，不仅挤压家庭消费，还加重财政负担。
而过去30多年经济高速发展很大一方面，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了大量廉价劳动力和强劲消费需求，人口红利的减少意味着我国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减弱。
中国社科院人口研究所副研究员伍海霞认为，到2030年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占比可能会进一步下滑超过5个百分点。而如果当前出生率不能提升，那么等到目前占比超过17%的40-49岁年龄段人口步入老年，我国人口红利还会进一步减退。因此，结婚率和出生率双低问题实际上已经非常棘手。
如何遏止变老的速度？
美国人口学家沃伦·汤普森，1929年提出的人口结构转变理论：起初，国家的出生率和死亡率都很高，随着农业发展和医疗卫生水平的改善，死亡率下降，出生率在一段时间内保持高位，随后也开始下降。虽说人口总量增加，但相对于成年人口，儿童数量较少，需要照顾的退休人口增多，而一个劳动力强国的变老，才刚刚开始。
那么，如何遏止国家变老的速度？从现代女性视角分析，独立女性想要获得社会价值的期望越高，就越会对生育意愿造成挤压。
按照日本的经验，20世纪90年代，政府就通过延长育儿假、增加保育设施以及奖励那些提倡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公司来设法拉平M曲线（注：M曲线指日本女性劳参率在20多岁时到达顶峰，30多岁生育后急剧下降，之后50多岁时再次上升。）御茶水女子大学经济学家Nobuko Nagase表示，这些举措并未起到什么作用。
纵观国际措施，德国建23万个托儿所，韩国给产妇90天带薪假期，俄罗斯实施“母亲基金”项目，日本一次性奖励42万日元“生育金”，本质上都是“治标不治本”的招数，有观点指出，实际上，政府在改变人们生几个孩子方面几乎无能为力，即便中国于1979年开始实行的独生子女政策可能也只是让原本就会发生的出生率下降加速发生而已。
而从另一个侧面分析，用生育政策，应对老龄化虽必要但效果有限，毕竟按照现有调整至少要到2030年前后才会对老年抚养比产生有限影响，另外，这一目标的达成也存在制度缺口——缺乏结构化和系统性的反应及适应，应该清楚，老龄化的主要障碍不是“未富先老”，而是“未备先老”或者说是“慢备快老”。
伍海霞解释道，等于说干活的人少了，需要干活的人来养活的人多了，这样就出现了养老与发展的二元困境。
“中国式思考”的答卷
《空荡荡的星球》一书指出，人口结构的转变正在加速，但这并不是一件好事。面对人口红利退潮，什么才是有效的解决方法呢？首要解决出生率的问题，而解决的路径，必须跳脱出现代化的“牢笼”，令人的本性回归到“人口再生产”的需求当中来。
按照刘汶蓉的观点，解决方案的成熟，应首先树立“男女平等”的文化观念，单靠个人力量是行不通的。上海市妇联在本次两会中关于“家庭生育假”的提案，就提出父亲是平衡两性在“工作—家庭”中的关键角色，为了消解女性因生育带来的负面连锁反应，建议增设夫妻共享生育假，138天的产假除第一阶段产妇必休的98天产假外，剩余40天由夫妻双方共享商议承担，而双方的津贴来源，则建议由生育保险基金和用人单位平衡承担。
这一观点并非首创，早在2009年的日本，政府就提出“女性经济学”政策，使幼儿母亲的劳参率，从2009年的40%升至2015年的50%。为了帮助新手妈妈重返职场，雇员要求提供6小时工作日，雇主必须同意;为了平衡女性在职业上的晋升及建树，政府迫使企业转变观念，减少加班时间，并在董事会中增加女性成员，当然也包括延长父亲的陪产假。
Nagase研究机构发现，这一措施效果显著，尽管2017年新生儿父亲请假比例仅为5.2%，但依然有所上升，这意味着父亲们比原来承担了更多的育儿责任。刘汶蓉教授补充道，不能再按照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期待去择偶，新的婚姻制度必须适应新的性别结构。
在过去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实现双赢。
而養老问题的解决，也需以人为本，因地制宜。上海作为中国最早进入老龄化的地区之一，超过三分之一的上海家庭中至少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人，空巢比例为34.83%，在养老服务领域，上海始终坚持“9073”养老服务格局和“五位一体”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持续探索完善超大型城市养老服务的“上海模式”，打造“15分钟居家养老服务圈”，提供融合助餐、日托、全托、医养结合等为一体的综合养老服务。
在伍海霞看来，养老与发展并不完全是一种困境，要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还要根据老年人特定的消费与追求，扭转社会对老年人“负累”的定位，形成“最美还是夕阳红”的老年繁荣产业，进而达成“人力资本发掘”与“经济繁荣输出”的另一种代际平等的状态。
日本家族企业Ohara专门招聘年满60岁以上的老年人。“他们工作经验丰富，知道企业是怎么运作的，公司对他们的期望是什么，他们从不迟到，甚至做南瓜酱这种重复工作，都特别乐意。”现年70岁的Kataoka就是其中之一，65岁时，他从一家医疗制造企业退休，但还想工作，养老金足够他维持生活，但支撑不了多少休闲开销。
因此，站在“全生命周期”的视角，重新审视老龄化只是个体生命周期的一个阶段，应对老龄化不是一种应急策略，而是社会短期与长期发展战略结合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另外，还应看到，社会为老年人提供的支持与服务，同样也是社会财富产出的重要途径，从这个层面讲，养老与发展实际上是齐头并进，并不会形成真正的困境。
但需要提升的方面仍然存在，在传统制度框架大多通过干预人口发展让“人口变化适应制度发展”，实际上，这一操作空间已越来越小，挑战本质上更多源于制度的“相对滞后”。出生率、结婚率、老龄化，今天的人口结构转变，已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领域，形成一个复杂的系统问题，必须将“整体性治理”模式植入公共管理和政策体系，以整体、动态的视角重新思考战略布局。
在过去30多年中，发达国家借助对外直接投资等方式从中国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巨大，在未来的几十年中，我们要认真思考，如何才能有效地通过带动当地经济发展从其他国家的人口红利中获益，实现双赢。人口结构的“动荡”是一股强大的力量，我们无法逃避现实，但它也不完全是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