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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德国人，不是专业历史学家，也不是汉学研究者，却要写书告诉你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是什么样，你信吗？
10年前，托马斯·布兰特（Thomas Brandt）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印尼籍华裔太太卡特里娜就不信：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历史，更何况布兰特不会说中文、之前从没去过中国，怎么驾驭得了如此宏大的课题。
布兰特无畏，他不要用文字来征服读者，而是以图案吸引眼球。他的研究“索引”是9000多张关于中国的老明信片——这还仅仅是其全部收藏的1/3。最后，布兰特精挑细选出1600张明信片作为“代表”，花4年时间写成一本厚重的《神州旧忆》，并特意以中英双语出版这部全彩书籍，让中国人通过老外的视角看昔日神州，也让西方人透过“历史拼图”看到东方的奇风异俗：长辫子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灵动的建筑、精致的手工艺……
情迷明信片
1966年出生的布兰特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起初是经济学者，后旅居印尼和马来西亚，从事商务工作，现担任马来西亚德国商会总经理。在东南亚生活20年，这里可以算他的第二故乡。
布兰特和明信片的情缘始于18年前。在一个跳蚤市场，他偶然看到一张已经泛黄残旧的明信片，上面的图像是新加坡的“乌节路”。如今的乌节路是新加坡著名的商业街，马路两旁百货商场林立，还聚集了诸多高级餐厅，热闹非凡；而从明信片上看，一个世纪以前，乌节路竟是这么一条窄窄的黄土路，偶尔有一两辆牛车通过。
“今昔巨大的反差让我觉得很震撼，如果没看到这张明信片，谁能想到乌节路的前身竟是如此朴素？”本来就对历史感兴趣的布兰特买下明信片，同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搜集更多类似的“历史拼图”，追溯100多年前亚洲的人事风貌，还原现代人所不曾经历的生活民情、社会变迁。
布兰特对“古董”明信片的热情一经点燃，便一发不可收。早些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为了了解亚洲各国历史背景，经常不惜花一半的薪水投资明信片，现金不够还搭上信用卡。“我在收藏上花了不少钱，一开始只是小投入，后来就变成一种痴迷。15年前还没有欧元，我购买明信片的平均价格在2—12德国马克（1—6欧元）之间；最近10年藏品价格飙升很快，有时候一张稀有的明信片可以卖到100欧元甚至更贵。决定明信片收藏价值的不光是图片，还有邮票和邮戳。”
为了收集罕有明信片，这些年来布兰特去过无数展览馆，拜访过各种收藏家和古董商人，“大多数明信片是在欧洲找到的。东南亚气候潮湿，明信片需要‘呼吸’，它们无法在潮湿、炎热的环境下‘生存’。因此我的收藏几乎都在德国，珍贵的系列存进银行。”布兰特几乎把欧洲主要明信片商家所生产的亚洲主题明信片都“买断”，好几次到法国和意大利“淘宝”，有时一次就买几百张，人文、风景俱全。
2001年，这位业余历史爱好者发表了自己的第三本书作《亚洲旧忆》，通过明信片反映19世纪在亚洲的欧洲人的工作和生活，一时成为畅销书。受到成功鼓舞，布兰特决定再接再厉，将研究范围缩小，从明信片中看中国的历史。
“在将近3万张明信片中，我发现有很多内容是和中国相关的。它们集中于189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史。很多明信片上的图像，比如1900年间的中国宝塔，都没有照片成像，甚至实物也消逝了，只剩下一张明信片证明着它曾经的存在。”
布兰特对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惊讶于中国人的聪慧能力。“我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生活多年，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有中国华裔的能量。”“中国人是世界最主要的发明家，推动了文明的变革。近些年来中国的开放，令其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创造力。”
原始MSN，牵起中国和世界
1869年，奧地利人埃曼纽尔·赫尔曼发明了世界上首张带图像的卡片，称为预付邮资明信片。他说服当时的奥地利邮政局，发行售价低廉的明信片，供人们邮寄简短书信之用。结果仅在头3个月，邮局就投递了300多万张明信片。
18世纪“东风西渐”时期，传教士是欧洲和中国社会之间的信使。而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明信片迎来黄金期，成为沟通东西交流的主要工具。来到中国工作、生活的洋人通过明信片，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写照，投递到欧洲家乡，甚至全世界。这些负载着生动图像与东方情致的明信片，经过漫长的旅途，有的最终抵达寄件人亲友的手中，有的则遗落在天涯某角。
“那个时候的明信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MSN、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了。它给全球通讯带来了一次革命。当照片还是一个昂贵的事物时，明信片上的画更能带给人慰藉；在没有电视、互联网和飞机的时代，明信片让世界变得更加紧密。”布兰特说。
其实作为一个德国人，研究明信片，或许还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布兰特说，19—20世纪中国主题的明信片大多是欧洲明信片制造商绘制的，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明信片生产国，每年要生产至少10亿张卡片来满足市场需求。据统计，单是1908年就有8.6亿张明信片被邮递，其中不少是从中国寄出的。
“西方人被中国的东方情调所吸引，他们喜欢记录这里的异域风情，以及文化差异。在这之前通讯方式都是封口的信件，突然有一天，明信片的出现，让邮差们也能阅读到上面的内容。而有些评价在今天的人看来仍非常有趣。”
布兰特强调，他的兴趣不仅止于明信片本身，而是更热衷于了解中国历史。为了写书，他查阅了300多本相关书籍，特地到中国20多次做考察。“其间我见了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征询不同的观点，还邀请部分中国专家参与撰写2—3个章节，比如宝塔建筑，但是95%的观点都是我自己在研究中形成的。”
布兰特将零散的明信片按照“茶馆”、“缠足”、“贸易”等50多个主题分门别类，你看得到上海老外滩上的洋人惬意享受午后时光，看得到杭州雷峰塔立在西湖旁，还有老北京街头表演京剧的艺人……在一张有上海豫园湖心亭九曲桥画面的明信片上，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画中的九曲桥栏杆还是木质的，而现在的桥栏是水泥的。原来，20年代九曲桥毁于一场大火，后由杜月笙、黄金荣等集款重建，才改成水泥桥。
从这些明信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人眼里的中国片段，比如劳动者以古法烧制瓷器的场面，中国妇女畸形的小脚和贵妇手上颀长的指甲，鸦片馆里的瘾君子，触犯法律的人面临站笼、砍头等刑罚，龙旗上的慈禧画像等。另外，讽刺漫画类的明信片也很流行。如布兰特所说：“明信片只是为当时的西方人认识中国开了一扇很小的窗户，它们同样也有政治用意。”
布兰特还关注到了海外华人的迁移故事，如印尼华侨、越南华侨等，其中旧金山的唐人街令他印象最为深刻，“光是1900年—1914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明信片我就有750张”。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州，并通过奋斗成为美国人。1880年，旧金山的唐人街有2.2万人，男女比例20：1，到处是饭馆、烟馆和赌场。1906年，一场大地震几乎毁掉了整座城市，移民局内的全部移民档案也在浓烟烈焰中化为灰烬。中国人有重新申请公民权的机会，因此许多在旧金山干活的男人就把家人从中国家乡接来，形成了所谓“纸上儿女”的巨大移民潮。
随后当地就发行了许多各式各样印有当时中国小孩的明信片，有的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留着长辫子；有的在洋学堂听美国老师上课。也有当地华人头上依旧梳着大辫子，身上则已经西式打扮了。
明信片让我精神富足
“明信片让我觉得精神富足，我希望将辛苦拼凑而成的历史完美地呈现给读者。明信片是一种艺术，我不想敷衍对待，就像人们恶意对待历史一样，弄得支离破碎。”布兰特说。
这些年，古老明信片也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热捧，布兰特手中就有“部分是绝版，历史的唯一见证者，最老的一些可以追溯到1895年”。但他不想把明信片的价值定位于“钱”，“明信片的价值还体现在独一无二的手工制作和独特的样式，如果它们是人工上色的，或者有手工压花，那就是举世无双的”。
“明信片不仅能让读者进行一次穿越时空之旅，还能让他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历史能够昭示未来，了解历史，就可以了解今天的很多现象和行为。通过古老的明信片，我认识了古老的中国。”布兰特说，在写书的过程中，妻子给予了他很大支持。以前她不理解，为什么丈夫对古老的东西那么感兴趣，现在她也体会到了这份乐趣。
当初从9000多张收藏中挑选1600张入书，实在让布兰特很为难，“每一张我都喜欢，恨不得把它们都收入其中。在做中国茶馆主题的时候，我躺在客厅里，看着350张明信片，要从中挑出60张，放到8页内容里，这可不是轻松的活儿。挑剩下的该怎么办？”布兰特卖了个关子：我现在有些初步的想法，但是需要再细做打算。
10年前，托马斯·布兰特（Thomas Brandt）刚有这个想法的时候，他的印尼籍华裔太太卡特里娜就不信：一个西方人怎么可能比中国人更懂得中国的历史，更何况布兰特不会说中文、之前从没去过中国，怎么驾驭得了如此宏大的课题。
布兰特无畏，他不要用文字来征服读者，而是以图案吸引眼球。他的研究“索引”是9000多张关于中国的老明信片——这还仅仅是其全部收藏的1/3。最后，布兰特精挑细选出1600张明信片作为“代表”，花4年时间写成一本厚重的《神州旧忆》，并特意以中英双语出版这部全彩书籍，让中国人通过老外的视角看昔日神州，也让西方人透过“历史拼图”看到东方的奇风异俗：长辫子的男人、裹小脚的女人、灵动的建筑、精致的手工艺……
情迷明信片
1966年出生的布兰特毕业于德国汉堡大学，起初是经济学者，后旅居印尼和马来西亚，从事商务工作，现担任马来西亚德国商会总经理。在东南亚生活20年，这里可以算他的第二故乡。
布兰特和明信片的情缘始于18年前。在一个跳蚤市场，他偶然看到一张已经泛黄残旧的明信片，上面的图像是新加坡的“乌节路”。如今的乌节路是新加坡著名的商业街，马路两旁百货商场林立，还聚集了诸多高级餐厅，热闹非凡；而从明信片上看，一个世纪以前，乌节路竟是这么一条窄窄的黄土路，偶尔有一两辆牛车通过。
“今昔巨大的反差让我觉得很震撼，如果没看到这张明信片，谁能想到乌节路的前身竟是如此朴素？”本来就对历史感兴趣的布兰特买下明信片，同时产生一种强烈的欲望：搜集更多类似的“历史拼图”，追溯100多年前亚洲的人事风貌，还原现代人所不曾经历的生活民情、社会变迁。
布兰特对“古董”明信片的热情一经点燃，便一发不可收。早些年他只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但为了了解亚洲各国历史背景，经常不惜花一半的薪水投资明信片，现金不够还搭上信用卡。“我在收藏上花了不少钱，一开始只是小投入，后来就变成一种痴迷。15年前还没有欧元，我购买明信片的平均价格在2—12德国马克（1—6欧元）之间；最近10年藏品价格飙升很快，有时候一张稀有的明信片可以卖到100欧元甚至更贵。决定明信片收藏价值的不光是图片，还有邮票和邮戳。”
为了收集罕有明信片，这些年来布兰特去过无数展览馆，拜访过各种收藏家和古董商人，“大多数明信片是在欧洲找到的。东南亚气候潮湿，明信片需要‘呼吸’，它们无法在潮湿、炎热的环境下‘生存’。因此我的收藏几乎都在德国，珍贵的系列存进银行。”布兰特几乎把欧洲主要明信片商家所生产的亚洲主题明信片都“买断”，好几次到法国和意大利“淘宝”，有时一次就买几百张，人文、风景俱全。
2001年，这位业余历史爱好者发表了自己的第三本书作《亚洲旧忆》，通过明信片反映19世纪在亚洲的欧洲人的工作和生活，一时成为畅销书。受到成功鼓舞，布兰特决定再接再厉，将研究范围缩小，从明信片中看中国的历史。
“在将近3万张明信片中，我发现有很多内容是和中国相关的。它们集中于1890年代到1930年代之间，不仅是重要的历史见证，而且反映了中国社会变迁史。很多明信片上的图像，比如1900年间的中国宝塔，都没有照片成像，甚至实物也消逝了，只剩下一张明信片证明着它曾经的存在。”
布兰特对中国感兴趣的另一个原因是，惊讶于中国人的聪慧能力。“我在印尼和马来西亚生活多年，这两个国家的经济发展中都有中国华裔的能量。”“中国人是世界最主要的发明家，推动了文明的变革。近些年来中国的开放，令其又重新发现了自身的创造力。”
原始MSN，牵起中国和世界
1869年，奧地利人埃曼纽尔·赫尔曼发明了世界上首张带图像的卡片，称为预付邮资明信片。他说服当时的奥地利邮政局，发行售价低廉的明信片，供人们邮寄简短书信之用。结果仅在头3个月，邮局就投递了300多万张明信片。
18世纪“东风西渐”时期，传教士是欧洲和中国社会之间的信使。而1900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明信片迎来黄金期，成为沟通东西交流的主要工具。来到中国工作、生活的洋人通过明信片，将中国传统社会的写照，投递到欧洲家乡，甚至全世界。这些负载着生动图像与东方情致的明信片，经过漫长的旅途，有的最终抵达寄件人亲友的手中，有的则遗落在天涯某角。
“那个时候的明信片就相当于我们现在的MSN、手机短信、电子邮件了。它给全球通讯带来了一次革命。当照片还是一个昂贵的事物时，明信片上的画更能带给人慰藉；在没有电视、互联网和飞机的时代，明信片让世界变得更加紧密。”布兰特说。
其实作为一个德国人，研究明信片，或许还出于一种民族自豪感。布兰特说，19—20世纪中国主题的明信片大多是欧洲明信片制造商绘制的，德国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明信片生产国，每年要生产至少10亿张卡片来满足市场需求。据统计，单是1908年就有8.6亿张明信片被邮递，其中不少是从中国寄出的。
“西方人被中国的东方情调所吸引，他们喜欢记录这里的异域风情，以及文化差异。在这之前通讯方式都是封口的信件，突然有一天，明信片的出现，让邮差们也能阅读到上面的内容。而有些评价在今天的人看来仍非常有趣。”
布兰特强调，他的兴趣不仅止于明信片本身，而是更热衷于了解中国历史。为了写书，他查阅了300多本相关书籍，特地到中国20多次做考察。“其间我见了很多中国历史学家，征询不同的观点，还邀请部分中国专家参与撰写2—3个章节，比如宝塔建筑，但是95%的观点都是我自己在研究中形成的。”
布兰特将零散的明信片按照“茶馆”、“缠足”、“贸易”等50多个主题分门别类，你看得到上海老外滩上的洋人惬意享受午后时光，看得到杭州雷峰塔立在西湖旁，还有老北京街头表演京剧的艺人……在一张有上海豫园湖心亭九曲桥画面的明信片上，细心的人可以发现，画中的九曲桥栏杆还是木质的，而现在的桥栏是水泥的。原来，20年代九曲桥毁于一场大火，后由杜月笙、黄金荣等集款重建，才改成水泥桥。
从这些明信片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西方人眼里的中国片段，比如劳动者以古法烧制瓷器的场面，中国妇女畸形的小脚和贵妇手上颀长的指甲，鸦片馆里的瘾君子，触犯法律的人面临站笼、砍头等刑罚，龙旗上的慈禧画像等。另外，讽刺漫画类的明信片也很流行。如布兰特所说：“明信片只是为当时的西方人认识中国开了一扇很小的窗户，它们同样也有政治用意。”
布兰特还关注到了海外华人的迁移故事，如印尼华侨、越南华侨等，其中旧金山的唐人街令他印象最为深刻，“光是1900年—1914年间旧金山唐人街的明信片我就有750张”。
19世纪4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移民来到加州，并通过奋斗成为美国人。1880年，旧金山的唐人街有2.2万人，男女比例20：1，到处是饭馆、烟馆和赌场。1906年，一场大地震几乎毁掉了整座城市，移民局内的全部移民档案也在浓烟烈焰中化为灰烬。中国人有重新申请公民权的机会，因此许多在旧金山干活的男人就把家人从中国家乡接来，形成了所谓“纸上儿女”的巨大移民潮。
随后当地就发行了许多各式各样印有当时中国小孩的明信片，有的穿着中国传统服装，留着长辫子；有的在洋学堂听美国老师上课。也有当地华人头上依旧梳着大辫子，身上则已经西式打扮了。
明信片让我精神富足
“明信片让我觉得精神富足，我希望将辛苦拼凑而成的历史完美地呈现给读者。明信片是一种艺术，我不想敷衍对待，就像人们恶意对待历史一样，弄得支离破碎。”布兰特说。
这些年，古老明信片也越来越受到投资者的热捧，布兰特手中就有“部分是绝版，历史的唯一见证者，最老的一些可以追溯到1895年”。但他不想把明信片的价值定位于“钱”，“明信片的价值还体现在独一无二的手工制作和独特的样式，如果它们是人工上色的，或者有手工压花，那就是举世无双的”。
“明信片不仅能让读者进行一次穿越时空之旅，还能让他更好地理解今天的中国。历史能够昭示未来，了解历史，就可以了解今天的很多现象和行为。通过古老的明信片，我认识了古老的中国。”布兰特说，在写书的过程中，妻子给予了他很大支持。以前她不理解，为什么丈夫对古老的东西那么感兴趣，现在她也体会到了这份乐趣。
当初从9000多张收藏中挑选1600张入书，实在让布兰特很为难，“每一张我都喜欢，恨不得把它们都收入其中。在做中国茶馆主题的时候，我躺在客厅里，看着350张明信片，要从中挑出60张，放到8页内容里，这可不是轻松的活儿。挑剩下的该怎么办？”布兰特卖了个关子：我现在有些初步的想法，但是需要再细做打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