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避暑山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将必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的衰落而走到尽头，综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它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约九十年建成，是清帝消夏避暑、宴飨娱乐、处理朝政的夏都，是北京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占地约564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朝，兴盛于乾隆朝，衰败于慈禧，惨淡于军阀，耻于日本，历尽沧桑，避暑山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一部避暑山庄史就是一部特殊的清史稿，在避暑山庄的曲折历程中或隐或显地映射着清王朝的盛衰。
避暑山庄兴建的历史背景
公元1661年，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此时的边疆局势日益紧张，国内形势也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中俄战争、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叛乱等一系列战事，而令康熙更深感不安的是，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勇在上述战争中的表现平平，甚至滋生厌战、畏战情绪，清军有的在战斗中临阵脱逃，有的自做伤残，甚至一人生病，数十人以护送为名借机返回京城，致使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至此，康熙皇帝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满蒙八旗北上巡视，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旗等蒙古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围场建立后，习武木兰既成定制，并被奉为家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命令以一万二千人的规模分三班口外行围，随行的不但有皇室成员、各部官员，而且蒙古上层人物也都聚集会场。行围期满后，清政府和蒙古王公还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宴会后清帝再“赏宴”蒙古王公，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至此礼成。可见木兰行围不仅是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清廷笼络蒙古贵族，筹划北方边事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秋狝”规模盛大，时间达二十多天，需要大批物资，而且围场离京师很远，长达八百里的路程和狩猎往返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中途需要休息，朝中主要奏折又必须飞驰递送、及时处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古北口至围场之间修建一系列行宫，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沿北京至围场的秋狝路线先后修建了二十几座行宫，经过比较，由于热河行宫处于北京与木兰围场的中间地带，地势良好，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又直达清王朝的发祥地——北方，是清皇帝家乡的门户，还可俯视关内，外控蒙古各部，于是将这里作为众行宫之中枢，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大规模修建。
兴盛时期的避暑山庄与清王朝
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修建，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竣工，历时89年，先后修建了“康乾七十二景”及殿、阁、楼、台、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数十处。从康熙第一次驻跸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其岁殁，康熙帝共在避暑山庄活动14年，主要是组织木兰秋狝。雍正在位13年，因忙于宫廷内部安定及南方战事，未曾到过避暑山庄，但他临终时则叮嘱后世子孙遵从祖制坚持秋狝。乾隆时期大清朝内国泰民安、人心所向，呈现出一派“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此时的清帝国版图面积达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亿，全国垦田790多万公顷，国库收入每年达到白银4000万两，且库存白银经常达到七八千万两。乾隆开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避暑山庄进行扩建、改建。仅从档案中查到的部分资料即足以令人咂舌：乾隆十九年（1754年），全部用楠木改建澹泊敬诚殿时，用工就达十九万之多，耗银七万二千两；乾隆二十六年，“热河珠源寺内依照北京万寿山宝云阁铜殿式样，建造铜殿一座”，用铜四十一万余斤，工料银六万五千余两；乾隆三十六年，修永佑寺舍利塔，用银二十万九千余两……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鼎盛到达了其最辉煌的顶峰。
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雍正十三年继位，嘉庆元年（1796年）传位颙琰，活了88岁，当了60年皇帝。据《热河志》记载，乾隆8岁第一次来承德，一生与避暑山庄有着80个年头的缘分。执政后共来山庄53次，一般是5月来，9月回京，往返大约5个月这样算来，乾隆掌权的60余年中，竟有22年在承德度过。乾隆帝曾以避暑山庄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对大清王朝一统江山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话剧。
接见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首领三策凌
清代，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部首领死后，诸子争夺统治厄鲁特四部的汗权，互相厮杀，1753年（乾隆十八年）夏，达瓦齐夺取了政权后，对在其夺权过程中持观望态度的杜尔伯特部进行报复，迫使杜尔伯特部面临灭族威胁，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集族谋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依天朝为永聚计。”毅然率领属下三千户一万多人于10月20日离开了长期游牧的厄尔齐斯河，前往内地乌里雅苏台。乾隆皇帝对三策凌部众十分重视，立即接济牛500头、羊21000只、粮食4000余石，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三策凌。1754年（乾隆十九年）5月，乾隆皇帝首先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召见三策凌，后相继宴请了八次，内蒙古、青海、喀尔喀诸部王公陪同饮宴，并连续四天放焰火、演杂技，山庄之内乐声阵阵、热闹非凡。此后，西北各族上层人物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大为加强，纷纷奔赴避暑山庄朝见乾隆皇帝。
接見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
游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忍沙俄的控制与奴役，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1月5日，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归祖国。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意为英武、勇敢的汗），之后多次赐宴款待渥巴锡，并在万树园举行灯宴，观火戏等娱乐活动。其时，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亲往上香，渥巴赐陪同瞻礼，并与喀尔喀、内蒙、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起，举行盛大的法会以示庆祝。乾隆皇帝特意撰写了《土尔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碑文立于普陀宗乘之庙碑亭之中，以彰扬渥巴锡及其部众的抗暴爱国的民族精神。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是康乾盛世历史上一个重大篇章，更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六世班禅山庄祝寿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时，乾隆皇帝在此殿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班禅先献吉祥、哈达，跪请圣安，乾隆离座亲手扶起，并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答：“远叼圣恩，一路平安。”之后乾隆同班禅携手同登宝座，共同接受蒙古王公、各扈从大臣及外国使节的祝贺。乾隆皇帝依照“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指导思想，给予六世班禅最高礼遇，在蒙藏地区引起轰动，加强了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推进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同时推进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史上流光溢彩的一章。
接见英国特使马戈尔尼
乾隆朝的对外关系，仍奉行前朝的闭关政策，而此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8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了向中国开辟原料产地和扩大贸易市场，并窥视中国国情，英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使团。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国使团，马噶尔尼提出派英使常驻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在宁波及天津诸港通商等六项要求，最终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并限期回国。在此次中英双方的交涉过程中，乾隆皇帝维护了王朝国威和民族尊严，但是英方搜集到了大量清王朝的军政资料，为日后的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
此外，每逢乾隆及太后寿辰，各少数民族首领、各省首要官员及朝鲜、东南亚各国使节前来避暑山庄祝寿，乾隆每次出塞，内政外交一整套办事机构及皇室眷属、文人墨客、巨富商贾随秋狝大军一起涌入承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避暑山庄内，几乎是夜夜笙歌，至高无上的皇帝沉浸在“十全武功”的喜悦之中。但就在这一时期，国内酝酿的农民起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崛起已经给看似晴朗的清王朝天空带来了不祥的乌云。
暮色中的避暑山庄和清王朝
乾隆之后，嘉庆皇帝遵照祖宗家法，北巡狩猎11次，每次行围前后都驻跸避暑山庄，召见各族王公大臣，但与其祖、父相比，已经少了些许辉煌的意味。这时的清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可以算得上是好事，就是嘉庆帝办了和珅，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吃了个“八成饱”，给原本空虚无物的国库存进了一些金银。另外几件事可以说给嘉庆皇帝打击不小，分别是白莲教大起义、陈德行刺、紫禁城之变和天理教起义，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才将这些起义烽火镇压下去，但此时的清王朝再也经受不住任何打击了。因此，嘉庆成了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最后一次来到避暑山庄，却再也没能活着回到北京。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病死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八月六日，他的梓宫从避暑山庄起运，二十三日到达北京，次年三月葬于清西陵。
时隔马戈尔尼访华仅48年之久，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便用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竞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他去不了山庄，却又不能弃之不管，只能下令修缮一下，尽尽孝道了。
清代避暑山庄的谢幕演出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以“木兰秋狝”为名，逃至避暑山庄，随后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61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病死在烟波致爽殿，之后，慈禧以避暑山庄为舞台，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十月，下达谕旨，“谕内阁：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日久未修，多就倾。上年我皇考大行皇帝举行秋狝，驻跸山庄，不得已于各处紧要工程稍加葺治。现在梓宫已恭奉回京，朕奉两宫皇太后亦已旋跸，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避暑山庄停止维修后，已失去原有的各种功能，逐步荒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将宫廷宝物洗劫一空，待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后，下令将避暑山庄的大部分珍品运往北京，以充填北京的宫廷宝物……自此避暑山庄再无人问津。
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为了北巡塞外、习武木兰、抚蒙古而修建的一座塞外行宫。康熙、乾隆皇帝以避暑山庄为舞台，取得了怀柔政策的成功，开创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崭新局面，“康乾盛世”作为封建帝王的业绩载入青史。但是，怀柔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维持长久的封建统治，清王朝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宣告灭亡。避暑山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将必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的衰落而走到尽头，综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
——网易论坛
避暑山庄又名热河行宫或承德离宫，它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历经康熙、雍正、乾隆三代皇帝，耗时约九十年建成，是清帝消夏避暑、宴飨娱乐、处理朝政的夏都，是北京紫禁城之外的第二个政治中心，占地约564万平方米，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代帝王宫苑。
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朝，兴盛于乾隆朝，衰败于慈禧，惨淡于军阀，耻于日本，历尽沧桑，避暑山庄是中国历史的一个特殊的政治舞台，一部避暑山庄史就是一部特殊的清史稿，在避暑山庄的曲折历程中或隐或显地映射着清王朝的盛衰。
避暑山庄兴建的历史背景
公元1661年，年仅八岁的爱新觉罗·玄烨继位，是为康熙皇帝。此时的边疆局势日益紧张，国内形势也动荡不安，先后发生了“三藩叛乱”、中俄战争、察哈尔蒙古亲王布尔尼叛乱、准噶尔蒙古噶尔丹叛乱等一系列战事，而令康熙更深感不安的是，曾经骁勇善战的八旗兵勇在上述战争中的表现平平，甚至滋生厌战、畏战情绪，清军有的在战斗中临阵脱逃，有的自做伤残，甚至一人生病，数十人以护送为名借机返回京城，致使军队战斗力大大下降。至此，康熙皇帝认为必须加强军队的士气和战斗力，康熙二十年（1681年），康熙皇帝亲自率满蒙八旗北上巡视，以喀喇沁、敖汉、翁牛特旗等蒙古王公敬献牧场的名义设置了以习武绥远为目的的木兰围场。围场建立后，习武木兰既成定制，并被奉为家法。康熙二十二年（1683年），康熙命令以一万二千人的规模分三班口外行围，随行的不但有皇室成员、各部官员，而且蒙古上层人物也都聚集会场。行围期满后，清政府和蒙古王公还要举行盛大的庆功和告别宴会，宴会后清帝再“赏宴”蒙古王公，一年一度的“木兰秋狝”至此礼成。可见木兰行围不仅是清军的大规模军事行动，也是清廷笼络蒙古贵族，筹划北方边事的一项重要措施。
由于“秋狝”规模盛大，时间达二十多天，需要大批物资，而且围场离京师很远，长达八百里的路程和狩猎往返需要几个月的时间，中途需要休息，朝中主要奏折又必须飞驰递送、及时处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就需要在古北口至围场之间修建一系列行宫，自康熙四十年（1701年）开始，沿北京至围场的秋狝路线先后修建了二十几座行宫，经过比较，由于热河行宫处于北京与木兰围场的中间地带，地势良好，气候宜人，风景优美，又直达清王朝的发祥地——北方，是清皇帝家乡的门户，还可俯视关内，外控蒙古各部，于是将这里作为众行宫之中枢，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大规模修建。
兴盛时期的避暑山庄与清王朝
避暑山庄自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开始修建，至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竣工，历时89年，先后修建了“康乾七十二景”及殿、阁、楼、台、亭、榭、寺、观、庵、庙等建筑数十处。从康熙第一次驻跸避暑山庄（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至其岁殁，康熙帝共在避暑山庄活动14年，主要是组织木兰秋狝。雍正在位13年，因忙于宫廷内部安定及南方战事，未曾到过避暑山庄，但他临终时则叮嘱后世子孙遵从祖制坚持秋狝。乾隆时期大清朝内国泰民安、人心所向，呈现出一派“康乾盛世”的繁荣景象。此时的清帝国版图面积达一千三百万平方公里，人口达到三亿，全国垦田790多万公顷，国库收入每年达到白银4000万两，且库存白银经常达到七八千万两。乾隆开始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对避暑山庄进行扩建、改建。仅从档案中查到的部分资料即足以令人咂舌：乾隆十九年（1754年），全部用楠木改建澹泊敬诚殿时，用工就达十九万之多，耗银七万二千两；乾隆二十六年，“热河珠源寺内依照北京万寿山宝云阁铜殿式样，建造铜殿一座”，用铜四十一万余斤，工料银六万五千余两；乾隆三十六年，修永佑寺舍利塔，用银二十万九千余两……避暑山庄随着清王朝的鼎盛到达了其最辉煌的顶峰。
乾隆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雍正十三年继位，嘉庆元年（1796年）传位颙琰，活了88岁，当了60年皇帝。据《热河志》记载，乾隆8岁第一次来承德，一生与避暑山庄有着80个年头的缘分。执政后共来山庄53次，一般是5月来，9月回京，往返大约5个月这样算来，乾隆掌权的60余年中，竟有22年在承德度过。乾隆帝曾以避暑山庄为舞台演出了一幕幕有声有色、对大清王朝一统江山有重大影响的历史话剧。
接见厄鲁特蒙古杜尔伯特首领三策凌
清代，厄鲁特蒙古分为准噶尔、和硕特、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四部。1745年（乾隆十年），准噶尔部首领死后，诸子争夺统治厄鲁特四部的汗权，互相厮杀，1753年（乾隆十八年）夏，达瓦齐夺取了政权后，对在其夺权过程中持观望态度的杜尔伯特部进行报复，迫使杜尔伯特部面临灭族威胁，杜尔伯特台吉策凌、策凌乌巴什、策凌孟克等集族谋曰：“依准噶尔非计也，不如依天朝为永聚计。”毅然率领属下三千户一万多人于10月20日离开了长期游牧的厄尔齐斯河，前往内地乌里雅苏台。乾隆皇帝对三策凌部众十分重视，立即接济牛500头、羊21000只、粮食4000余石，帮助他们度过严冬，并决定在避暑山庄接见三策凌。1754年（乾隆十九年）5月，乾隆皇帝首先在避暑山庄的澹泊敬诚殿召见三策凌，后相继宴请了八次，内蒙古、青海、喀尔喀诸部王公陪同饮宴，并连续四天放焰火、演杂技，山庄之内乐声阵阵、热闹非凡。此后，西北各族上层人物对清政府的向心力大为加强，纷纷奔赴避暑山庄朝见乾隆皇帝。
接見厄鲁特蒙古土尔扈特部首领渥巴
游牧在伏尔加河流域的土尔扈特部因不忍沙俄的控制与奴役，于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1月5日，在首领渥巴锡的带领经过长途跋涉，颠沛流离，最终克服了重重困难，回归祖国。
乾隆三十六年九月初八，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接见渥巴锡，封渥巴锡为卓哩克图汗（意为英武、勇敢的汗），之后多次赐宴款待渥巴锡，并在万树园举行灯宴，观火戏等娱乐活动。其时，普陀宗乘之庙落成，乾隆亲往上香，渥巴赐陪同瞻礼，并与喀尔喀、内蒙、青海、新疆等地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一起，举行盛大的法会以示庆祝。乾隆皇帝特意撰写了《土尔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通碑文立于普陀宗乘之庙碑亭之中，以彰扬渥巴锡及其部众的抗暴爱国的民族精神。土尔扈特部回归祖国是康乾盛世历史上一个重大篇章，更在中华民族团结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 六世班禅山庄祝寿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乾隆皇帝七十大寿庆典时，乾隆皇帝在此殿接见了西藏政教首领六世班禅。班禅先献吉祥、哈达，跪请圣安，乾隆离座亲手扶起，并操藏语问佛安：“长途跋涉，必感辛苦。”班禅答：“远叼圣恩，一路平安。”之后乾隆同班禅携手同登宝座，共同接受蒙古王公、各扈从大臣及外国使节的祝贺。乾隆皇帝依照“敬一人而千人悦”的指导思想，给予六世班禅最高礼遇，在蒙藏地区引起轰动，加强了清政府对蒙藏地区的统治，密切了中央与西藏地方政权的关系，推进和巩固了清王朝的统一大业，同时推进了藏传佛教的广泛传播，是中国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史上流光溢彩的一章。
接见英国特使马戈尔尼
乾隆朝的对外关系，仍奉行前朝的闭关政策，而此时的世界格局已经发生了惊人的变化，18世纪后期，英国进入产业革命，机器生产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力突飞猛进。为了向中国开辟原料产地和扩大贸易市场，并窥视中国国情，英国以给乾隆祝寿为名向中国派出使团。
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八月初十，乾隆皇帝在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英国使团，马噶尔尼提出派英使常驻北京、在北京設立洋行、在宁波及天津诸港通商等六项要求，最终被乾隆皇帝断然拒绝并限期回国。在此次中英双方的交涉过程中，乾隆皇帝维护了王朝国威和民族尊严，但是英方搜集到了大量清王朝的军政资料，为日后的侵华战争准备了条件。
此外，每逢乾隆及太后寿辰，各少数民族首领、各省首要官员及朝鲜、东南亚各国使节前来避暑山庄祝寿，乾隆每次出塞，内政外交一整套办事机构及皇室眷属、文人墨客、巨富商贾随秋狝大军一起涌入承德。可以说，这一时期的避暑山庄内，几乎是夜夜笙歌，至高无上的皇帝沉浸在“十全武功”的喜悦之中。但就在这一时期，国内酝酿的农民起义和西方帝国主义的不断崛起已经给看似晴朗的清王朝天空带来了不祥的乌云。
暮色中的避暑山庄和清王朝
乾隆之后，嘉庆皇帝遵照祖宗家法，北巡狩猎11次，每次行围前后都驻跸避暑山庄，召见各族王公大臣，但与其祖、父相比，已经少了些许辉煌的意味。这时的清王朝发生了几件大事，一件可以算得上是好事，就是嘉庆帝办了和珅，查抄了和珅的家产，吃了个“八成饱”，给原本空虚无物的国库存进了一些金银。另外几件事可以说给嘉庆皇帝打击不小，分别是白莲教大起义、陈德行刺、紫禁城之变和天理教起义，到了嘉庆十九年（1814年）才将这些起义烽火镇压下去，但此时的清王朝再也经受不住任何打击了。因此，嘉庆成了清王朝由“盛世”到衰落的转折点。
嘉庆二十五年（1820年），嘉庆皇帝最后一次来到避暑山庄，却再也没能活着回到北京。嘉庆二十五年七月二十五日，嘉庆皇帝病死在烟波致爽殿西暖阁。八月六日，他的梓宫从避暑山庄起运，二十三日到达北京，次年三月葬于清西陵。
时隔马戈尔尼访华仅48年之久，1840年（道光二十年），英国便用鸦片轰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清政府签订《南京条约》等中国历史上第一批不平等的条约，使中国开始走上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
道光皇帝继嘉庆之位时已四十来岁，没有什么才能，只知艰苦朴素，穿的裤子还打过补丁，这对一国元首来说可不是什么佳话。朝中大臣竞相摹仿，穿了破旧衣服上朝，一眼看去，这个朝廷已经没有多少气数了。父亲死在避暑山庄，畏怯的道光也就不愿意去那里了，让它空关了几十年，他有时想想也该像祖宗一样去打一次猎，打听能不能不经过避暑山庄就可以到“木兰围场”，回答说没有别的道路，他也就不去打猎了。像他这么个可怜巴巴的皇帝，似乎本来就与山庄和打猎没有缘分的，鸦片战争已经爆发，他忧愁的目光只能一直注视着南方。他去不了山庄，却又不能弃之不管，只能下令修缮一下，尽尽孝道了。
清代避暑山庄的谢幕演出
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两国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咸丰皇帝以“木兰秋狝”为名，逃至避暑山庄，随后在烟波致爽殿的西暖阁批准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使中国丧失了150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一步步地步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1861年（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病死在烟波致爽殿，之后，慈禧以避暑山庄为舞台，策划了“辛酉政变”，开始“垂帘听政”，十月，下达谕旨，“谕内阁：热河避暑山庄停止巡幸已四十余年，所有殿亭各工，日久未修，多就倾。上年我皇考大行皇帝举行秋狝，驻跸山庄，不得已于各处紧要工程稍加葺治。现在梓宫已恭奉回京，朕奉两宫皇太后亦已旋跸，所有热河一切工程，著即停止。”避暑山庄停止维修后，已失去原有的各种功能，逐步荒芜。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将宫廷宝物洗劫一空，待慈禧从西安返回北京后，下令将避暑山庄的大部分珍品运往北京，以充填北京的宫廷宝物……自此避暑山庄再无人问津。
避暑山庄是清代帝王为了北巡塞外、习武木兰、抚蒙古而修建的一座塞外行宫。康熙、乾隆皇帝以避暑山庄为舞台，取得了怀柔政策的成功，开创了中华民族团结、统一的崭新局面，“康乾盛世”作为封建帝王的业绩载入青史。但是，怀柔政策不能从根本上维持长久的封建统治，清王朝最终在1911年辛亥革命的浪潮中宣告灭亡。避暑山庄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产物，也将必然随着封建大帝国的衰落而走到尽头，综观清朝历史，避暑山庄从一定程度上折射了清王朝的盛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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