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休舱前三天，红区病理科和负压尸检方舱就被清空了。
4月12日清晨6点，天还没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主任卞修武带领的病理诊断和研究团队成员姚小红、何志承、罗韬、付文娟和唐瑞，就已经从驻地赶到了红区病理科和负压尸检方舱。
此前两个月，他们在武汉开展了27例全身系统尸检和13例微创尸检（穿刺），积累了目前已知范围内，全世界数量最多、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
在火神山医院休舱前，这些已经得到仔细观察和检测、并且妥善封存的病理样本，将被转运至西南医院病理科。
经上级部门批准，卞修武团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所有样本进行处理，再一盒一盒地抬到专用负压转运车内。
上午11点，转运车队准时出发了，但姚小红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火神山医院的入口处，一直目送着转运车在阳光下渐渐远去。
至此，在武汉的尸检工作结束了，但对这个团队来说，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前路未知的逆行
来自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病理诊断与研究团队，由卞修武带队，一共7个人，西南医院教授黄学全就是其中一位。
黄学全擅长经皮穿刺采集组织样本及微创治疗，有着25年的丰富经验，被同行称为“西南微创一针”。2月8日凌晨，医院安排他与卞修武一起前往武汉，着手开展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
去武汉开展遗体解剖工作，是卞修武多次呼吁并主动请缨才得以成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在不断增加，但临床上对这一新发传染病的认识却远远不够：病毒在人体内分布情况、器官组织的病理变化、如何致病等临床关注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如果不了解这个病的病理真相，就无法全面了解死亡原因，這会严重影响到诊疗方案的完善和救治水平的提高。而要想进一步认识这一新发传染病，需要通过遗体病理解剖来实现。”卞修武说。
早在1月下旬，以卞修武为代表的病理学专家们就开始多方呼吁，希望能尽快进行新冠肺炎致死病例的尸体解剖，阐明新冠肺炎的病理变化、发病机制以及病毒播散途径，以更好地指导救治工作。
2月4日，国家卫健委印发了《关于规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尸体解剖查验工作的通知》。卞修武团队是这一通知下达后首个获得新冠肺炎尸检指定机构资质的团队，也是全国最早开展微创尸检（穿刺）的病理团队。
不过，微创尸检（穿刺）所获取的样本部位和数量有限，医学价值不及全身尸检，还是得去武汉争取遗体解剖材料。
2月8日中午，卞修武和黄学全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动车。对于这趟行程，黄学全心里没底，一旁的卞修武也感到困难重重。
“像这样重大传染病的尸体解剖，国家的相关法律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首先需要患者家属同意，其次对主检人员的资质要求很高。从硬件设施来讲，必须要拥有负压系统的解剖室、最高级别的防护等等，有一条达不到，都不能开展尸体解剖工作。”卞修武说。
全力突破的难关
当天下午6点左右，卞修武和黄学全抵达武汉。那天正好是元宵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他们每人吃了3个小小的汤圆，就算是过节了。
当天晚上，武汉的病理同行来看望他们。大家隔着安全距离，向卞修武表达了内心的担忧：在武汉开展遗体解剖工作太难了，成功开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大家都想做这个事情，但由于条件所限一直做不了。我们来这一趟，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解决科学问题，救治更多患者。这尽管很难，但卞院士下了决心，完成不了预定目标绝不回头。”黄学全说。
这次，卞修武和团队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最大的困难是根本没有地方开展尸检工作。
当时，全国没有一个可以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解剖室。为了解决武汉没有符合要求的尸检室和配套设施等困难，卞修武想尽了办法。他先是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的一块空地上，顶着风雪建成了一座负压帐篷式尸检板房。后来，在军事科学院卫勤保障技术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他又带领团队在火神山医院三天建成全国首个符合负压过滤的生物安全尸检方舱，防护等级达到了最高级。
这间负压尸检方舱，后来成了卞修武团队在武汉“最好的工作室”。
为进一步拓展工作范围，更好地开展尸体解剖与研究，卞修武还决定，将与火神山医院太平间一墙之隔的集装箱改建为红区病理科。
2月中旬，姚小红接到建设红区病理科的任务。那时她人在重庆，去武汉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设计和沟通工作只能在网上进行。
根据武汉发来的图稿，姚小红和同事们结合集装箱的面积和病理常规工作，一点一点将各个功能区画了出来，而后又根据武汉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十余次修改。
2月28日，作为陆军军医大学增援武汉的病理骨干，姚小红、何志承、罗韬、付文娟和唐瑞出发前往武汉。他们同时还带去了二十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的全是病理设备。
“我们是按照那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在准备，列了很长的清单，大到PCR仪、负压风机，小到手术刀、包埋盒、直尺、铅笔等等。我们把这些全部带到武汉，想的就是去了以后能马上开展工作。”姚小红说。
当天晚上11点多，姚小红一行抵达武汉。很快，卞修武召集大家开会，布置各项工作，次日凌晨2点多才结束。
在武汉的第一晚就这样过去了，但紧张忙碌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早上7点，姚小红一行出发前往火神山。当他们穿着笨重的防护服走进红区病理科时，全都傻眼了。
“集装箱里面空荡荡的，啥也没有，还到处是建筑垃圾，这可怎么弄啊！”姚小红说。
回忆起建立红区病理科的过程，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仅要搬运仪器，还要对其进行组装，有的仪器像柜式冰箱那么大，根本挪不动，但大家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们抬进了集装箱并安装好。 “在这里，我们既是病理医生，又是技术员、工程师，同时还是清洁员，大家花了两天时间，没日没夜的，建成了一个红区病理科。”何志承说。
持续不断的坚持
在武汉，黄学全第一次见到卞修武露出疲态，是在完成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之后。
2月18日深夜，卞修武在姚小红一行还未到达之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负压手术室内组织实施了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一起完成解剖工作的，还有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病理医生。
在开始解剖之前，大家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分列手术台两侧，向逝者鞠躬致敬。
解剖手术在双层尸袋中进行，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三个多小时后，解剖工作才完成，卞修武和队友们经过精细处理，将遗体恢复完整，随后再与殡仪馆对接，将遗体送去火化。
清晨将近7点，卞修武才回到驻地，他对黄学全说：“一场解剖下来，腰受不了。”
黄学全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院士，已经快60岁了。
紧接着，黄学全參与了第二例遗体解剖工作，主要负责取标本。就这样，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慢慢开展起来了。
遗体解剖工作开展起来以后，这个团队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除陆军军医大学派出姚小红等增援人员外，上海交通大学、中部战区总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团队成员也积极加入其中。
卞修武常说，尸体解剖是一个“脏、累、险、严、慎、隐”的医疗工作，烈性传染病的解剖更是如此。由于解剖时尸体的各个部位是全部打开的，解剖人员要面临极高的感染风险。
这一点，团队成员来到武汉以后有了更深的体会。不过，尽管解剖工作难度大，风险高，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退缩。
唐瑞是整个团队里最年轻的，今年31岁，在武汉后期的大部分解剖，都由他主刀。
这个身高1.86米的小伙子手很大，一般要戴8号手套。但在这里，由于物资有限，最大的手套只有7号半。
每天，唐瑞都要戴上三层7号半手套。由于又小又紧，手很快就被勒得麻木了。解剖工作要求准确，他只有通过不停地活动双手，来保证手部灵活。
除了解剖，唐瑞还要负责遗体的接送工作。
接送遗体总是在深夜，姚小红甚至会在凌晨两三点接到捐献遗体的电话，她不忍心打电话吵醒唐瑞，但又不得不打。每次，电话那头都会传来唐瑞坚定的声音：“好，我马上去。”
深夜接完遗体后，唐瑞会窝在病理科的凳子上眯一会儿，等待同事们的到来，然后开始新一例的解剖。
正是这一例又一例的遗体解剖，支撑起了整个新冠肺炎的病理研究工作。基于遗体的脏器病理病变和体内病毒分布观测结果，由卞修武牵头撰写，带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朝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王国平、聂秀等教授制定了新冠肺炎病理学改变的专家共识，不仅被全文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病理学内容的空白，而且还向国际同行进行了推荐。
在武汉开展的遗体解剖工作，也是我国疫情史上尸检数量最多、开展研究最深、指导临床效果最好的一次。最让大家感到兴奋的是，随着对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治疗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前期以肺脏治疗为主转向多器官支持治疗模式，进一步加强呼吸功能管理和治疗的精细化措施、重视免疫功能检测和保护等，有效提高了救治率。
继续深入的探索
回想起来，在武汉的日子一直很累，但大家却有使不完的劲。这份力量，来自队友和逝者家属的全力支持。
“我们团队成员大多很年轻，姚小红和付文娟还是女生，但大家既勇敢，又优秀，一直互相帮助，互相感动。”卞修武说，“在武汉争分夺秒的经历，锻炼出了一支烈性传染病病理解剖和研究团队。”
电子显微镜标本是尸检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这类标本很小，穿正压防护服、戴三层手套取材很难。
在尸检工作中，黄学全发现穿刺针的内径为1.2毫米，厚度不到0.8毫米，取出的标本大小正好符合电镜要求，于是便和瑞金医院的主治医师刘振华承担起了全部的电镜样本取材工作，减轻了队友的工作量和感染风险。
通常，一例尸体要取若干个区域、若干个部位，黄学全每天要拉动几百次活检枪取材。后来，他右手第三根和第四根手指的第三指节一直肿着，甲下淤血，轻轻一碰就疼得厉害。
做开颅手术的风险也很高，因为颅骨会释放出气溶胶。每次唐瑞做开颅手术时，何志承都会拿着消毒液在他面前不停地喷洒，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一次，黄学全、何志承和唐瑞连续做了两例尸体解剖，从头天晚上一直做到了第二天清晨。走出方舱时，他们看到天亮了，还看到一直守候在外面的罗韬。
这样的故事，讲也讲不完。而和逝者家属的联系，又给这个团队注入了另一种力量。
工作后期，姚小红要负责联系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一次，她来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沙湖港湾小区，在小区大门外，向逝者家属解释了捐献遗体的用途和意义。
姚小红没想到，这位刚刚失去母亲的男子对她说：“我们知道这个事，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愿意捐。”说完，还塞了水果给她。
“你去了那儿以后，就会感受到大家是一体的，我们都是为了抗击疫情在付出，这很鼓励我们的工作。”姚小红说。
4月16日，卞修武带领陆军军医大学病理团队，随最后一批援鄂军队医疗队员离开武汉。回到重庆后，他们又继续与同事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的研究。
“我们在西南医院建立了新冠肺炎病理标本库。接下来，团队会充分利用临床信息和尸检样本，加强免疫病理、分子机制和诊疗新策略的基础研究，进一步认识新冠肺炎病理机制，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卞修武说。
在武汉抗疫一线的69天，对从军30余年的卞修武来说，是很艰苦、很艰难、很煎熬的一段日子，他忘不了在武汉的苦与难。因此，除了继续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的研究以外，他还有一件更为长远的事情要做——推动我国病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病理学这门一直处于幕后的重要学科，因为此次疫情受到了广泛关注。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
卞修武明白，在这次疫情中，遗体病理解剖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病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全国两会，卞修武带去了《关于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中病理学科的发展问题》的提案，他希望能借助这些机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病理学科的发展。
在武汉抽丝剥茧、不断探寻新冠肺炎患者病因和死亡原因的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但这段经历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在卞修武和同事们心里不会过去。他们将带着这些继续深入研究，努力解开仍然隐藏在新冠肺炎背后的“秘密”。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在学科建设方面持续发力，补齐短板，以期更好地创造病理学科的发展春天。
4月12日清晨6点，天还没亮，由中国科学院院士、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病理科主任卞修武带领的病理诊断和研究团队成员姚小红、何志承、罗韬、付文娟和唐瑞，就已经从驻地赶到了红区病理科和负压尸检方舱。
此前两个月，他们在武汉开展了27例全身系统尸检和13例微创尸检（穿刺），积累了目前已知范围内，全世界数量最多、病理数据最齐全的新冠肺炎病理样本。
在火神山医院休舱前，这些已经得到仔细观察和检测、并且妥善封存的病理样本，将被转运至西南医院病理科。
经上级部门批准，卞修武团队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将所有样本进行处理，再一盒一盒地抬到专用负压转运车内。
上午11点，转运车队准时出发了，但姚小红他们并没有离开，而是站在火神山医院的入口处，一直目送着转运车在阳光下渐渐远去。
至此，在武汉的尸检工作结束了，但对这个团队来说，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的研究，才刚刚开始。
前路未知的逆行
来自陆军军医大学西南医院的病理诊断与研究团队，由卞修武带队，一共7个人，西南医院教授黄学全就是其中一位。
黄学全擅长经皮穿刺采集组织样本及微创治疗，有着25年的丰富经验，被同行称为“西南微创一针”。2月8日凌晨，医院安排他与卞修武一起前往武汉，着手开展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
去武汉开展遗体解剖工作，是卞修武多次呼吁并主动请缨才得以成行的。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确诊病例和死亡病例都在不断增加，但临床上对这一新发传染病的认识却远远不够：病毒在人体内分布情况、器官组织的病理变化、如何致病等临床关注的问题一直没有答案。
“如果不了解这个病的病理真相，就无法全面了解死亡原因，這会严重影响到诊疗方案的完善和救治水平的提高。而要想进一步认识这一新发传染病，需要通过遗体病理解剖来实现。”卞修武说。
早在1月下旬，以卞修武为代表的病理学专家们就开始多方呼吁，希望能尽快进行新冠肺炎致死病例的尸体解剖，阐明新冠肺炎的病理变化、发病机制以及病毒播散途径，以更好地指导救治工作。
2月4日，国家卫健委印发了《关于规范开展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死亡尸体解剖查验工作的通知》。卞修武团队是这一通知下达后首个获得新冠肺炎尸检指定机构资质的团队，也是全国最早开展微创尸检（穿刺）的病理团队。
不过，微创尸检（穿刺）所获取的样本部位和数量有限，医学价值不及全身尸检，还是得去武汉争取遗体解剖材料。
2月8日中午，卞修武和黄学全踏上了开往武汉的动车。对于这趟行程，黄学全心里没底，一旁的卞修武也感到困难重重。
“像这样重大传染病的尸体解剖，国家的相关法律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首先需要患者家属同意，其次对主检人员的资质要求很高。从硬件设施来讲，必须要拥有负压系统的解剖室、最高级别的防护等等，有一条达不到，都不能开展尸体解剖工作。”卞修武说。
全力突破的难关
当天下午6点左右，卞修武和黄学全抵达武汉。那天正好是元宵节，在中国人民解放军中部战区总医院，他们每人吃了3个小小的汤圆，就算是过节了。
当天晚上，武汉的病理同行来看望他们。大家隔着安全距离，向卞修武表达了内心的担忧：在武汉开展遗体解剖工作太难了，成功开展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大家都想做这个事情，但由于条件所限一直做不了。我们来这一趟，目的很简单，就是想要解决科学问题，救治更多患者。这尽管很难，但卞院士下了决心，完成不了预定目标绝不回头。”黄学全说。
这次，卞修武和团队面临的挑战是前所未有的，而最大的困难是根本没有地方开展尸检工作。
当时，全国没有一个可以做烈性传染病的尸体解剖室。为了解决武汉没有符合要求的尸检室和配套设施等困难，卞修武想尽了办法。他先是在中部战区总医院的一块空地上，顶着风雪建成了一座负压帐篷式尸检板房。后来，在军事科学院卫勤保障技术研究所等有关单位的协助下，他又带领团队在火神山医院三天建成全国首个符合负压过滤的生物安全尸检方舱，防护等级达到了最高级。
这间负压尸检方舱，后来成了卞修武团队在武汉“最好的工作室”。
为进一步拓展工作范围，更好地开展尸体解剖与研究，卞修武还决定，将与火神山医院太平间一墙之隔的集装箱改建为红区病理科。
2月中旬，姚小红接到建设红区病理科的任务。那时她人在重庆，去武汉的申请还没批下来，设计和沟通工作只能在网上进行。
根据武汉发来的图稿，姚小红和同事们结合集装箱的面积和病理常规工作，一点一点将各个功能区画了出来，而后又根据武汉的实际情况，进行了十余次修改。
2月28日，作为陆军军医大学增援武汉的病理骨干，姚小红、何志承、罗韬、付文娟和唐瑞出发前往武汉。他们同时还带去了二十几个大箱子，里面装的全是病理设备。
“我们是按照那边什么都没有的情况在准备，列了很长的清单，大到PCR仪、负压风机，小到手术刀、包埋盒、直尺、铅笔等等。我们把这些全部带到武汉，想的就是去了以后能马上开展工作。”姚小红说。
当天晚上11点多，姚小红一行抵达武汉。很快，卞修武召集大家开会，布置各项工作，次日凌晨2点多才结束。
在武汉的第一晚就这样过去了，但紧张忙碌的日子才刚刚开始。
第二天早上7点，姚小红一行出发前往火神山。当他们穿着笨重的防护服走进红区病理科时，全都傻眼了。
“集装箱里面空荡荡的，啥也没有，还到处是建筑垃圾，这可怎么弄啊！”姚小红说。
回忆起建立红区病理科的过程，大家都觉得不可思议。他们不仅要搬运仪器，还要对其进行组装，有的仪器像柜式冰箱那么大，根本挪不动，但大家还是想尽一切办法，把它们抬进了集装箱并安装好。 “在这里，我们既是病理医生，又是技术员、工程师，同时还是清洁员，大家花了两天时间，没日没夜的，建成了一个红区病理科。”何志承说。
持续不断的坚持
在武汉，黄学全第一次见到卞修武露出疲态，是在完成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之后。
2月18日深夜，卞修武在姚小红一行还未到达之前，在武汉金银潭医院的负压手术室内组织实施了第一例新冠肺炎遗体解剖。一起完成解剖工作的，还有来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病理医生。
在开始解剖之前，大家进行了一个简短的默哀仪式：分列手术台两侧，向逝者鞠躬致敬。
解剖手术在双层尸袋中进行，空间狭小，操作难度大。三个多小时后，解剖工作才完成，卞修武和队友们经过精细处理，将遗体恢复完整，随后再与殡仪馆对接，将遗体送去火化。
清晨将近7点，卞修武才回到驻地，他对黄学全说：“一场解剖下来，腰受不了。”
黄学全这才意识到，眼前这位高高瘦瘦的院士，已经快60岁了。
紧接着，黄学全參与了第二例遗体解剖工作，主要负责取标本。就这样，新冠肺炎逝者的遗体解剖工作在武汉慢慢开展起来了。
遗体解剖工作开展起来以后，这个团队的力量也在不断扩大。除陆军军医大学派出姚小红等增援人员外，上海交通大学、中部战区总医院、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团队成员也积极加入其中。
卞修武常说，尸体解剖是一个“脏、累、险、严、慎、隐”的医疗工作，烈性传染病的解剖更是如此。由于解剖时尸体的各个部位是全部打开的，解剖人员要面临极高的感染风险。
这一点，团队成员来到武汉以后有了更深的体会。不过，尽管解剖工作难度大，风险高，但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退缩。
唐瑞是整个团队里最年轻的，今年31岁，在武汉后期的大部分解剖，都由他主刀。
这个身高1.86米的小伙子手很大，一般要戴8号手套。但在这里，由于物资有限，最大的手套只有7号半。
每天，唐瑞都要戴上三层7号半手套。由于又小又紧，手很快就被勒得麻木了。解剖工作要求准确，他只有通过不停地活动双手，来保证手部灵活。
除了解剖，唐瑞还要负责遗体的接送工作。
接送遗体总是在深夜，姚小红甚至会在凌晨两三点接到捐献遗体的电话，她不忍心打电话吵醒唐瑞，但又不得不打。每次，电话那头都会传来唐瑞坚定的声音：“好，我马上去。”
深夜接完遗体后，唐瑞会窝在病理科的凳子上眯一会儿，等待同事们的到来，然后开始新一例的解剖。
正是这一例又一例的遗体解剖，支撑起了整个新冠肺炎的病理研究工作。基于遗体的脏器病理病变和体内病毒分布观测结果，由卞修武牵头撰写，带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王朝夫、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王国平、聂秀等教授制定了新冠肺炎病理学改变的专家共识，不仅被全文纳入《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填补了新冠肺炎诊疗方案中病理学内容的空白，而且还向国际同行进行了推荐。
在武汉开展的遗体解剖工作，也是我国疫情史上尸检数量最多、开展研究最深、指导临床效果最好的一次。最让大家感到兴奋的是，随着对新冠肺炎病理研究的不断深入，临床治疗模式也在发生变化：从前期以肺脏治疗为主转向多器官支持治疗模式，进一步加强呼吸功能管理和治疗的精细化措施、重视免疫功能检测和保护等，有效提高了救治率。
继续深入的探索
回想起来，在武汉的日子一直很累，但大家却有使不完的劲。这份力量，来自队友和逝者家属的全力支持。
“我们团队成员大多很年轻，姚小红和付文娟还是女生，但大家既勇敢，又优秀，一直互相帮助，互相感动。”卞修武说，“在武汉争分夺秒的经历，锻炼出了一支烈性传染病病理解剖和研究团队。”
电子显微镜标本是尸检工作的重要内容之一，但这类标本很小，穿正压防护服、戴三层手套取材很难。
在尸检工作中，黄学全发现穿刺针的内径为1.2毫米，厚度不到0.8毫米，取出的标本大小正好符合电镜要求，于是便和瑞金医院的主治医师刘振华承担起了全部的电镜样本取材工作，减轻了队友的工作量和感染风险。
通常，一例尸体要取若干个区域、若干个部位，黄学全每天要拉动几百次活检枪取材。后来，他右手第三根和第四根手指的第三指节一直肿着，甲下淤血，轻轻一碰就疼得厉害。
做开颅手术的风险也很高，因为颅骨会释放出气溶胶。每次唐瑞做开颅手术时，何志承都会拿着消毒液在他面前不停地喷洒，就是为了保护他的安全。
一次，黄学全、何志承和唐瑞连续做了两例尸体解剖，从头天晚上一直做到了第二天清晨。走出方舱时，他们看到天亮了，还看到一直守候在外面的罗韬。
这样的故事，讲也讲不完。而和逝者家属的联系，又给这个团队注入了另一种力量。
工作后期，姚小红要负责联系逝者家属签署知情同意书。一次，她来到位于武汉市洪山区的沙湖港湾小区，在小区大门外，向逝者家属解释了捐献遗体的用途和意义。
姚小红没想到，这位刚刚失去母亲的男子对她说：“我们知道这个事，只要国家有需要，我们愿意捐。”说完，还塞了水果给她。
“你去了那儿以后，就会感受到大家是一体的，我们都是为了抗击疫情在付出，这很鼓励我们的工作。”姚小红说。
4月16日，卞修武带领陆军军医大学病理团队，随最后一批援鄂军队医疗队员离开武汉。回到重庆后，他们又继续与同事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的研究。
“我们在西南医院建立了新冠肺炎病理标本库。接下来，团队会充分利用临床信息和尸检样本，加强免疫病理、分子机制和诊疗新策略的基础研究，进一步认识新冠肺炎病理机制，更好地指导临床实践。”卞修武说。
在武汉抗疫一线的69天，对从军30余年的卞修武来说，是很艰苦、很艰难、很煎熬的一段日子，他忘不了在武汉的苦与难。因此，除了继续深入开展新冠肺炎病理学的研究以外，他还有一件更为长远的事情要做——推动我国病理学科的建设与发展。
病理学这门一直处于幕后的重要学科，因为此次疫情受到了广泛关注。3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召开会议强调，要加强病理学等基础医学研究，更好指导临床实践。
卞修武明白，在这次疫情中，遗体病理解剖为抗击疫情作出了重要贡献，但在这个过程中，我国病理学科的建设和发展也暴露出许多问题，未来要走的路还很长。
作为全国政协委员，今年的全国两会，卞修武带去了《关于国家生物安全战略中病理学科的发展问题》的提案，他希望能借助这些机会，进一步推动我国病理学科的发展。
在武汉抽丝剥茧、不断探寻新冠肺炎患者病因和死亡原因的日子，总算是熬过去了，但这段经历所留下的经验和教训，在卞修武和同事们心里不会过去。他们将带着这些继续深入研究，努力解开仍然隐藏在新冠肺炎背后的“秘密”。与此同时，他们也将在学科建设方面持续发力，补齐短板，以期更好地创造病理学科的发展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