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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字经》，中国古来即有之。祖辈父辈均受其启蒙，虔诚诵读。到我少年时，赶上“文革”尾巴，“革命运动”仍呈如火如荼之势，见谁不顺眼就批谁，连两千多年前的孔夫子也不放过，就差把老人家的“花岗岩脑袋”掘出示众了。“三字经》作为儒家“糟粕”，自然“腐朽透顶”，在劫难逃，当做反面教材，印成册，编成书，译成大白话，供工农兵学商各界“批判”用。我当时十余岁，虽用功，但无好书可读，遂进“小红花”少儿艺术学校习样板戏，白天“撞钟”上课，晚上粉墨登场。幕间没戏，工宣队责令收我等顽劣儿童在后台念“三字经》，曰：“将其批倒批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