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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文佳句颂山林
隐士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尤其是与隐士的生活起居、思想意趣关系紧密的田园山水诗。
关于隐士与诗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梁鸿和他的《五噫歌》。此诗共五句，因诗中有五个“噫”字，故名。这是梁鸿隐居霸陵山后，有次途经洛阳，见宫殿之华丽与民生之疾苦，悲愤不已，感慨而作的一首诗。这首诗虽读起来简单，但它是五言诗发展史上常被提及的一首作品，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诗经》《楚辞》两部巨著，但诗歌的形态并没有完全成熟，直到东汉末年，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主要形式的五言诗才逐渐从民间歌谣发展到文人创作。梁鸿的这首《五噫歌》便是在这个阶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谈到这一时期的文学，“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尤其是阮籍，他的诗歌成就以82首五言咏怀诗为代表，内容主要是“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诗人以隐晦曲折、深远幽微的语言抒发了身处乱世无处排遣的忧愁、孤独和苦闷，以及在高压政治下如履薄冰的心境。此外，还有一些怀友、隐逸等方面的内容，诗歌风格含蓄飘逸，与阮籍本人含蓄慎言又桀骜不驯的性格相似。如《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除了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其著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据说是以阮籍所崇拜的隐士孙登为原型。孙登是当时极为有名的隐士，隐居在苏门山，不与人来往。阮籍曾奉魏文帝之命去拜访这位神秘高人，大为震撼，回来后便挥笔塑造了这位超然自得、遗世独立的“大人”形象。
嵇康的文学成就也以诗歌、散文为主，现存诗歌50多首，著名的有《幽愤诗》《赠兄秀才入军诗》等，留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等佳句。散文则以《与山巨源绝交书》最为有名。
两晋时期，清谈玄学之风盛行，很多文人以玄理入诗，造就了盛极一时的玄言诗。许询为代表诗人之一。许询是一名隐士，与谢安、王羲之等来往密切，史书称他“有才藻、善属文、能清言”，晋简文帝称赞他“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他的诗仅存数首，且系残篇，较完整的仅有《竹扇诗》一首，还有“清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等残句。
到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横空出世，把诗歌从玄远清虚、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时代解放出来，使之重新回到《诗经》、汉乐府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书写真情实感的轨道上。陶渊明的诗歌主要以田园生活为题材，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会友，或琴书自娱，或盥濯檐下，或采菊东篱，在别人眼里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却在诗人点滴细腻的感受中化为动人的诗篇。除了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咏怀诗、行役诗、赠答诗等。另外，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也都是千古流传的名篇。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期的谢灵运，则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诗歌史上往往将他们并称为“陶谢”。谢灵运写山水诗更像一位摄影师，把自己游历时所见的山水风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客观、写实的描绘，留下了“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千古名句。
唐代诗歌高度发达，隐士也多，诗歌成就更为夺目，如王绩、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寒山等。其中，王绩被誉为初唐时期独步天下、一枝独秀的诗人。因当时的诗歌基本上浸染在齐梁宫廷诗的靡靡之音中，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贵妇，美则美矣，毫无灵魂。在此背景下，王绩的诗歌为整个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如他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在王绩之后，王维和孟浩然把山水田园诗推向了鼎盛时期。他们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王维的诗充满了画意和禅趣，空灵隽永，意境深幽，世人称之为“诗佛”。他的代表作《辋川集》20首是在他中年后隐居辋川优游山林所作。另外，《鹿柴》《山居秋暝》《终南别业》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篇。
宋代的遗民隐士的诗歌描写田园生活较少，多为书写国破家亡、身世不平之感。比如谢枋得、汪元量、郑思肖、俞德邻等都是宋亡以后避世隐居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多写亡国流离之痛与乱世民生之艰。
金末元初的大文豪元好问、王若虚都在金朝灭亡后隐居乡里，不事新朝。元好问是金元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曲、文、小说等皆精工，被誉为“文坛盟主”、“一代宗匠”。他的诗歌现存1300多首，以丧乱诗、山水诗最为有名。
明末清初的遗民隐士大多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书画家，如张岱、傅山、屈大均、归庄、吕半隐等皆有文名。其中，张岱的小品文独步天下，屈大均的诗歌成就最高。因为小品文的成就，张岱被认为是晚明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他的精华之作大多作于明亡以后，如《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等。其中，《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都是传诵至今的精品。屈大均的诗多效仿屈原和杜甫，关心民生疾苦，饱含亡国之痛，但又能自铸伟词，创造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诗派”，有诗集传世。
水墨丹朱映清波
隐士画家多擅长山水画，其原因是很明显的。隐士退出仕途纷争，所归之处便是山林田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熟悉的事物自然便有一分心印，更不要说有些隐士画家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兴趣。在历史上，书画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文人都书画兼得，隐士亦是如此，大多数隐士画家同时也擅长书法。
至汉末，我国的汉字书体已大体齐备。这一时期产生了张芝、蔡邕等著名书法家。张芝是我国最早的一位“今草”大家，被誉为“草圣”。然而，人们可能并不知道，张芝还是一位高尚不仕的隐士。他出生在甘肃酒泉的一个官宦家庭，但对仕宦毫无兴趣，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书法中。经过长时间的苦练，他在草书上达到了“超前绝后，独步无双”的境界。他对当时的草书进行变革，将原先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后世的书法家如韦诞、王羲之等都对他推崇备至。 东晋末年的隐士队伍中出现了三位大艺术家，即戴逵、戴勃和戴颙三父子。他们都淡泊高迈，绝意仕途。父亲戴逵的人物画、山水画都颇有成就，可以算是创作山水画的先驱人物，他的山水画如《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都是较早出现的作品。宗炳也是生活在晋宋之际颇有名气的隐士画家，他认为“圣人含道映物”，而“山水以形媚道”，也就是说，绘者要在精妙的山水之形中折射道心，观者要从山水中感悟道意。代表作有《永嘉屋邑图》《颍川先贤图》《问礼图》等。另外，他还著有《画山水序》，这是最早阐释山水画理论的文章。
进入唐代以后，隐士中精工书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山水画的创作尤为兴盛。王维、卢鸿、张志和、项容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王维以笔墨清淡的山水最具特色，被尊为南宗山水画的创始者。作品有《辋川图》《袁安卧雪图》等，还撰有《画学秘诀》等画论三篇，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等观点。卢鸿隐于嵩山，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士。在书法上，他对籀、篆、隶、楷各种书体都很擅长。开元十二年（724），他曾用八分隶书为普寂禅师撰写碑文，可见他的隶书在当时名气不小。在绘画上，他善于描画山水树石，得平远之趣，水准可以跟王维相当。曾经自绘《草堂十志图》，描写隐居之处的景物，即嵩山十景，表现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被人视为山林画的绝作，可惜原作已佚。
五代至北宋时期是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在其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等人，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隐士。荆浩是士大夫出身，博通经史，长于诗文，后因战乱避居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善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于云中山顶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他在山水画上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创造了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其二是全景式的山水布局。存世的作品仅有《匡庐图》。此外，他还撰有《笔法记》等画论。《笔法记》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述山水画创作方法和艺术准则的一部著述，文中假设了跟一位老翁的问答，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这绘景“六要”，又指出了绘画中常见的“有势之病”与“无形之病”，富有创见，堪称一部经典之作。范宽是一位纯粹的隐者，晚年隐居终南山，日夜观察山林云雾之变幻，寄予笔端，以此终老一生。他的画师法荆浩，存世的仅有《雪景寒林图》《雪山萧寺图》《溪山行旅图》，后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元朝后期，江浙一带出现了几位在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元朝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并且将山水画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这几位大家就是被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的画得到舅舅赵孟頫的传授，又融合宋代董、巨、荆、关、李等各家之长，晚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的风景集萃于笔下，画中表现出的清真灵幻的景观、松散疏放的气象以及画家逍遥容与的心境和闲愁无尽的情绪，为后世画所膜拜。吴镇甘贫守志，隐居终老，人们都认为他的画没有烟火之气。一般画家多画“山居”，他却常画“渔隐”。“渔父”是他常画的主题，他的《渔父图》意境清幽，笔墨淡然，有自得之趣。在技法上，他善于用湿墨，画风沉郁苍翠。倪瓒多画太湖一带的山水，布局、笔墨都极为清简，格调天真幽淡，以淡泊取胜。
明代中叶以后，无论在绘画上还是书法上，隐士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代表人物当推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沈周是吴门画派的班首，他最有特色的是粗笔山水，人们称之为“粗沈”。除了最擅长的山水画之外，他画人物、花鸟同样出色，传世名作有《庐山高图》《卧游图》《盆菊幽赏图》《烟江叠嶂图》等。唐寅的画风变化较大，最终形成了谨细绵密、平淡清远的总体风格。他也兼工山水、花鸟、人物，有《山路松声图》《骑驴思归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传世。此外，明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祝允明，被推举为引领吴门书派崛起的第一位领袖人物，他的书体跨度很大，早年学平整中和的小楷，继而学宽博奇侧的行书，晚年又转向险绝狂放的草书。因能宗法各家、集各家之长，他的书法既扎实又精于变通，远超沈周等前辈。
明末清初的四大画僧以及龚贤、傅山、吕半隐等遗民隐士都在绘画、书法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四大画僧中名气最大、被视为异类的八大山人朱耷。朱耷是皇室后裔，虽贵为皇室，但他出生在明亡前夕，身份对他来说是制造灾难的沉重枷锁。明亡后，年仅弱冠的朱耷携老扶幼，隐姓埋名逃入深山避难。朱耷的花鸟画成就最高，开辟了简笔写意的新风。在他笔下，不管是鱼还是鸟，或白眼向天，或白眼向人，充满了孤傲倔强、愤世嫉俗之意。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内心的写照。他画山水，也多取荒寒萧疏的残山剩水，满目是孤独悲凉。
除此之外，古代隐士与音乐也有着不解之缘。且不说先秦时期的庄子、颜回、林类、老莱子等经常鼓琴而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以及晋宋之际的戴氏三父子在音乐上更是颇有造诣。善于弹琴又长于作曲的嵇康除了千古绝唱《广陵散》，还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著名琴曲广为流传。阮籍的啸声更是无人能及，且能“妙赏音律，神解玄音”。七贤之后的戴氏三父子都善于弹琴，是当时著名的琴家。唐代的王维也善于弹琴和琵琶，他在朝廷担任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太乐丞，掌管宫中音乐。白居易晚年寄情山水，终日与诗侣琴友往来，“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宋末遗民隐士汪元量曾是一名宫廷琴师，元末杨维桢善于横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这些隐士在琴乐自娱的同时，也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幸有微吟可相狎，何须檀板共金樽。”诗文也好，画乐也罢，虽形式不同，其寄托的都是隐士们远离名利、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这样的思想随着社会局势的动荡变迁或显或隐，但是赓续不绝，形成了文化的重要支流。这支流经过千年的奔腾，早已汇入了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淌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
隐士在文学领域的成就主要体现在诗歌方面，尤其是与隐士的生活起居、思想意趣关系紧密的田园山水诗。
关于隐士与诗歌，首先应该提到的是梁鸿和他的《五噫歌》。此诗共五句，因诗中有五个“噫”字，故名。这是梁鸿隐居霸陵山后，有次途经洛阳，见宫殿之华丽与民生之疾苦，悲愤不已，感慨而作的一首诗。这首诗虽读起来简单，但它是五言诗发展史上常被提及的一首作品，虽然在此之前已经出现了《诗经》《楚辞》两部巨著，但诗歌的形态并没有完全成熟，直到东汉末年，作为我国古典诗歌主要形式的五言诗才逐渐从民间歌谣发展到文人创作。梁鸿的这首《五噫歌》便是在这个阶段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作品。
谈到这一时期的文学，“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尤其是阮籍，他的诗歌成就以82首五言咏怀诗为代表，内容主要是“忧生之嗟”和“志在刺讥”。诗人以隐晦曲折、深远幽微的语言抒发了身处乱世无处排遣的忧愁、孤独和苦闷，以及在高压政治下如履薄冰的心境。此外，还有一些怀友、隐逸等方面的内容，诗歌风格含蓄飘逸，与阮籍本人含蓄慎言又桀骜不驯的性格相似。如《咏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除了诗歌之外，阮籍还长于散文和辞赋，其著名的散文《大人先生传》据说是以阮籍所崇拜的隐士孙登为原型。孙登是当时极为有名的隐士，隐居在苏门山，不与人来往。阮籍曾奉魏文帝之命去拜访这位神秘高人，大为震撼，回来后便挥笔塑造了这位超然自得、遗世独立的“大人”形象。
嵇康的文学成就也以诗歌、散文为主，现存诗歌50多首，著名的有《幽愤诗》《赠兄秀才入军诗》等，留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等佳句。散文则以《与山巨源绝交书》最为有名。
两晋时期，清谈玄学之风盛行，很多文人以玄理入诗，造就了盛极一时的玄言诗。许询为代表诗人之一。许询是一名隐士，与谢安、王羲之等来往密切，史书称他“有才藻、善属文、能清言”，晋简文帝称赞他“玄度五言诗，可谓妙绝时人”。他的诗仅存数首，且系残篇，较完整的仅有《竹扇诗》一首，还有“清松凝素髓，秋菊落芳英”等残句。
到了东晋，大诗人陶渊明横空出世，把诗歌从玄远清虚、淡乎寡味的玄言诗时代解放出来，使之重新回到《诗经》、汉乐府所提倡的反映现实生活、书写真情实感的轨道上。陶渊明的诗歌主要以田园生活为题材，或春游，或登高，或酌酒，或会友，或琴书自娱，或盥濯檐下，或采菊东篱，在别人眼里平淡无奇的田园生活，却在诗人点滴细腻的感受中化为动人的诗篇。除了田园诗之外，陶渊明还有咏怀诗、行役诗、赠答诗等。另外，他的《归去来兮辞》《桃花源记》《五柳先生传》也都是千古流传的名篇。
与陶渊明差不多同时期的谢灵运，则是山水诗派的开创者，诗歌史上往往将他们并称为“陶谢”。谢灵运写山水诗更像一位摄影师，把自己游历时所见的山水风景作为独立的审美对象加以客观、写实的描绘，留下了“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等千古名句。
唐代诗歌高度发达，隐士也多，诗歌成就更为夺目，如王绩、孟浩然、王维、李白、白居易、寒山等。其中，王绩被誉为初唐时期独步天下、一枝独秀的诗人。因当时的诗歌基本上浸染在齐梁宫廷诗的靡靡之音中，就像一个浓妆艳抹的贵妇，美则美矣，毫无灵魂。在此背景下，王绩的诗歌为整个诗坛吹进了一股清新的气息，如他的《野望》：“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
在王绩之后，王维和孟浩然把山水田园诗推向了鼎盛时期。他们在继承陶谢的基础上又有所创新。王维的诗充满了画意和禅趣，空灵隽永，意境深幽，世人称之为“诗佛”。他的代表作《辋川集》20首是在他中年后隐居辋川优游山林所作。另外，《鹿柴》《山居秋暝》《终南别业》等都是传诵不衰的名篇。
宋代的遗民隐士的诗歌描写田园生活较少，多为书写国破家亡、身世不平之感。比如谢枋得、汪元量、郑思肖、俞德邻等都是宋亡以后避世隐居的诗人，他们的诗歌多写亡国流离之痛与乱世民生之艰。
金末元初的大文豪元好问、王若虚都在金朝灭亡后隐居乡里，不事新朝。元好问是金元时期最有成就的文学家，诗、词、曲、文、小说等皆精工，被誉为“文坛盟主”、“一代宗匠”。他的诗歌现存1300多首，以丧乱诗、山水诗最为有名。
明末清初的遗民隐士大多是才华横溢的文学家、书画家，如张岱、傅山、屈大均、归庄、吕半隐等皆有文名。其中，张岱的小品文独步天下，屈大均的诗歌成就最高。因为小品文的成就，张岱被认为是晚明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他的精华之作大多作于明亡以后，如《西湖梦寻》《陶庵梦忆》《琅嬛文集》等。其中，《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等都是传诵至今的精品。屈大均的诗多效仿屈原和杜甫，关心民生疾苦，饱含亡国之痛，但又能自铸伟词，创造出自成一家的“翁山诗派”，有诗集传世。
水墨丹朱映清波
隐士画家多擅长山水画，其原因是很明显的。隐士退出仕途纷争，所归之处便是山林田园，他们生于斯，长于斯，对熟悉的事物自然便有一分心印，更不要说有些隐士画家对山水有着特殊的兴趣。在历史上，书画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很多文人都书画兼得，隐士亦是如此，大多数隐士画家同时也擅长书法。
至汉末，我国的汉字书体已大体齐备。这一时期产生了张芝、蔡邕等著名书法家。张芝是我国最早的一位“今草”大家，被誉为“草圣”。然而，人们可能并不知道，张芝还是一位高尚不仕的隐士。他出生在甘肃酒泉的一个官宦家庭，但对仕宦毫无兴趣，将全部精力都投入到书法中。经过长时间的苦练，他在草书上达到了“超前绝后，独步无双”的境界。他对当时的草书进行变革，将原先字字区别、笔画分离的草法改为上下牵连、富于变化的今草，后世的书法家如韦诞、王羲之等都对他推崇备至。 东晋末年的隐士队伍中出现了三位大艺术家，即戴逵、戴勃和戴颙三父子。他们都淡泊高迈，绝意仕途。父亲戴逵的人物画、山水画都颇有成就，可以算是创作山水画的先驱人物，他的山水画如《南都赋图》《吴中溪山邑居图》都是较早出现的作品。宗炳也是生活在晋宋之际颇有名气的隐士画家，他认为“圣人含道映物”，而“山水以形媚道”，也就是说，绘者要在精妙的山水之形中折射道心，观者要从山水中感悟道意。代表作有《永嘉屋邑图》《颍川先贤图》《问礼图》等。另外，他还著有《画山水序》，这是最早阐释山水画理论的文章。
进入唐代以后，隐士中精工书画的人就越来越多了，山水画的创作尤为兴盛。王维、卢鸿、张志和、项容等都有很深的造诣。王维以笔墨清淡的山水最具特色，被尊为南宗山水画的创始者。作品有《辋川图》《袁安卧雪图》等，还撰有《画学秘诀》等画论三篇，提出“凡画山水，意在笔先”等观点。卢鸿隐于嵩山，也是一位博学多才的文士。在书法上，他对籀、篆、隶、楷各种书体都很擅长。开元十二年（724），他曾用八分隶书为普寂禅师撰写碑文，可见他的隶书在当时名气不小。在绘画上，他善于描画山水树石，得平远之趣，水准可以跟王维相当。曾经自绘《草堂十志图》，描写隐居之处的景物，即嵩山十景，表现悠然自得的隐居生活，被人视为山林画的绝作，可惜原作已佚。
五代至北宋时期是山水画的成熟阶段，在其中起到巨大推动作用的是荆浩、关仝、李成、范宽等人，而他们无一例外都是隐士。荆浩是士大夫出身，博通经史，长于诗文，后因战乱避居于太行山洪谷，自号“洪谷子”。他善画山水，常携笔摹写山中古松，于云中山顶画出四面峰峦的雄伟气势。他在山水画上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其一是创造了水晕墨章的表现技法；其二是全景式的山水布局。存世的作品仅有《匡庐图》。此外，他还撰有《笔法记》等画论。《笔法记》是最早全面系统地论述山水画创作方法和艺术准则的一部著述，文中假设了跟一位老翁的问答，提出了气、韵、思、景、笔、墨这绘景“六要”，又指出了绘画中常见的“有势之病”与“无形之病”，富有创见，堪称一部经典之作。范宽是一位纯粹的隐者，晚年隐居终南山，日夜观察山林云雾之变幻，寄予笔端，以此终老一生。他的画师法荆浩，存世的仅有《雪景寒林图》《雪山萧寺图》《溪山行旅图》，后者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镇馆之宝。
元朝后期，江浙一带出现了几位在画史上赫赫有名的大家，他们的创作代表了元朝山水画的最高成就，并且将山水画推向了又一个高峰。这几位大家就是被称为“元四家”的黄公望、吴镇、倪瓒、王蒙。黄公望的画得到舅舅赵孟頫的传授，又融合宋代董、巨、荆、关、李等各家之长，晚年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他的代表作《富春山居图》将富春江两岸数百里的风景集萃于笔下，画中表现出的清真灵幻的景观、松散疏放的气象以及画家逍遥容与的心境和闲愁无尽的情绪，为后世画所膜拜。吴镇甘贫守志，隐居终老，人们都认为他的画没有烟火之气。一般画家多画“山居”，他却常画“渔隐”。“渔父”是他常画的主题，他的《渔父图》意境清幽，笔墨淡然，有自得之趣。在技法上，他善于用湿墨，画风沉郁苍翠。倪瓒多画太湖一带的山水，布局、笔墨都极为清简，格调天真幽淡，以淡泊取胜。
明代中叶以后，无论在绘画上还是书法上，隐士都取得了极高的成就。其中，代表人物当推吴门四家：沈周、文徵明、唐寅和仇英。沈周是吴门画派的班首，他最有特色的是粗笔山水，人们称之为“粗沈”。除了最擅长的山水画之外，他画人物、花鸟同样出色，传世名作有《庐山高图》《卧游图》《盆菊幽赏图》《烟江叠嶂图》等。唐寅的画风变化较大，最终形成了谨细绵密、平淡清远的总体风格。他也兼工山水、花鸟、人物，有《山路松声图》《骑驴思归图》《事茗图》《王蜀宫妓图》《秋风纨扇图》等传世。此外，明代最杰出的书法家之一祝允明，被推举为引领吴门书派崛起的第一位领袖人物，他的书体跨度很大，早年学平整中和的小楷，继而学宽博奇侧的行书，晚年又转向险绝狂放的草书。因能宗法各家、集各家之长，他的书法既扎实又精于变通，远超沈周等前辈。
明末清初的四大画僧以及龚贤、傅山、吕半隐等遗民隐士都在绘画、书法上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值得一提的是四大画僧中名气最大、被视为异类的八大山人朱耷。朱耷是皇室后裔，虽贵为皇室，但他出生在明亡前夕，身份对他来说是制造灾难的沉重枷锁。明亡后，年仅弱冠的朱耷携老扶幼，隐姓埋名逃入深山避难。朱耷的花鸟画成就最高，开辟了简笔写意的新风。在他笔下，不管是鱼还是鸟，或白眼向天，或白眼向人，充满了孤傲倔强、愤世嫉俗之意。这样的形象正是朱耷内心的写照。他画山水，也多取荒寒萧疏的残山剩水，满目是孤独悲凉。
除此之外，古代隐士与音乐也有着不解之缘。且不说先秦时期的庄子、颜回、林类、老莱子等经常鼓琴而歌，“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嵇康以及晋宋之际的戴氏三父子在音乐上更是颇有造诣。善于弹琴又长于作曲的嵇康除了千古绝唱《广陵散》，还有《长清》《短清》《长侧》《短侧》四首著名琴曲广为流传。阮籍的啸声更是无人能及，且能“妙赏音律，神解玄音”。七贤之后的戴氏三父子都善于弹琴，是当时著名的琴家。唐代的王维也善于弹琴和琵琶，他在朝廷担任的第一个官职便是太乐丞，掌管宫中音乐。白居易晚年寄情山水，终日与诗侣琴友往来，“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琴”。宋末遗民隐士汪元量曾是一名宫廷琴师，元末杨维桢善于横吹铁笛，自号“铁笛道人”……这些隐士在琴乐自娱的同时，也对音乐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幸有微吟可相狎，何须檀板共金樽。”诗文也好，画乐也罢，虽形式不同，其寄托的都是隐士们远离名利、崇尚自然、追求自由的思想，这样的思想随着社会局势的动荡变迁或显或隐，但是赓续不绝，形成了文化的重要支流。这支流经过千年的奔腾，早已汇入了中华文明的长河中，淌入了中国人的血液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