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载于《学人》第一辑的《背景与意义》(葛兆光著)，对中国古典诗歌批评中的一个传统方法，即背景批评，提出质疑，读罢，觉得大有意思。拿起笔来，是想写几句赞同的话；但仔细思量一回，倒又像是有许多可以“抬杠”的道理在。虽然，也还是赞同之后的“反对”也。
我想，背景批评固有种种不当，可靠程度也有限，但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背景”。中国的诗歌创作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从“关关雎鸠”开始，就摆脱不了政治的羁绊与纠缠。就诗歌创作者来说，有多少“职业诗人”？有几个终生布衣？即早早脱缚吏网、把酒东篱恬淡至极的陶渊明，也还是经历了一番折腰之苦。甚至布衣而诗名卓著的，到底也还要扛了“名布衣”的招牌，去应“博学鸿词”的征召(如应康熙十八年“鸿博”之试的朱彝尊、严绳孙)。以诗人名世者固不少见，但很少有哪一位是当初就抱定了做诗人的理想。吴梅村遗言以“诗人”为墓铭，那原因却在于既做不得旧朝的忠臣，又终不甘心就成了食新朝之俸的贰臣，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故批评家热中于“背景”，实在也还是创作家早授人以柄——宦海风波，碌碌红尘，不论诗人恋恋于政治，还是政治与诗人纠葛不清，总之，诗人已注定被钉在“背景”之上。鲁迅说，虽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但二者却又是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社会太寂寞了，文学家便自己来做戏给大家看。这戏大抵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束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话很冷峻，却足令人热辣辣地欷一阵。不幸的是，这种悲喜剧，在中国文坛上，几乎从未有间断。
又何况，千百年来的创作实践，积累了那样多的“典故”。几乎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皆有了意义，尽可贴以政治的标签，成为有着特别含义的语码。日月星辰，山川大地，春华秋实，几曾未经诗人“移情”？哪个还有它无善无恶，只是自然生灭的独立性？尤可怪者，吾土之士子才人，思君之情，与怀春少女，闺中怨妇的思偶之心，毫无二致。怕是所有的风月之辞，皆可作满怀忠爱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来读。实际上，在无所不在政治之网下，诗人已很难找到一方没有“意义”、不含“背景”的净土。因此，知人论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方法，不必论其“是”、“非”，“好”、“坏”，这样一种存在，已经显示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也正不可轻视。或者不妨说，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存在这样一种很有势力的“背景批评”，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创作及创作与批评的背景所决定的。
诚如作者所言，所谓“背景”，不过是人们对历史记忆的追忆，“客观早已成了主观”，但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某种接近真实(主观并未完全取代客观)的记忆，可以纠正某种偏离真实的记忆。如东坡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后人率依《坡仙集外纪》之说，谓神宗读至“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遂以此词所表，全为忠君爱国之思；于是逸笔仙心，几疑为贪恋禄位之作。而据王宗稷《苏文忠公年谱》，此词作于在密州任时，词中情事，全为忧生之感(见龙沐勋《词学研究之商榷》)，则“忠君”云云，全是耳食之谈。因此，如果有一种综合运用的识力，背景批评，或许还可以多少避免“现时的理解”偏离“当时的真实”。又往往，批评家中，更缺少的是一种严谨的学风，故这种“偏离”，倒是因此而常见。
自然，不了解背景，也丝毫无损于对诗作本身的欣赏。“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还应当说，这本是作品的最高境界。不过，就中国的诗歌创作来看，“背景历史”作为“其他文本之一”，实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很有意思的东西，即使这已不可算作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倘把一首酝酿于“背景”之中的诗作，仅仅看作是一首“纯诗”，而全不虑及诗以外的什么，反用《背景与意义》作者的话，即为了“美”，而略掉“真”——哪怕只是近似的“真”——则这样的“偿付”，似乎也是一种遗憾。因为在鉴赏的风趣之后，有时的确有着并不风趣的“背景”，这是为了研究文学而研究文学的批评家也许可以不知道；而不为研究文学，却读一点文学的普通人，不妨知道一下的。
说到文学批评，又不过是为理解作品提供一种可能。不必说“精确到有些残酷的背景批评”常常破坏欣赏的乐趣，其实作品只要一经批评的解剖刀，这种不幸就难免。(背景批评还算是与“意义”保持一定距离的，“背景”二字已表明它只是从外围为阐发“意义”提供可能。实际上它已放过字面意义的探究，而主要考虑可能的言外之意)“诗词的进行思想，好像是在架空飞渡”，“讲解诗词，不免要找寻那潜伏着的脉络”，“假想走那脚踏实地的道路，这是一件最笨的工作，永远不能做得十分圆满的。”(《浦江清文录·词的讲解》)席勒有一首题为《康德及其解释者》的“警句诗”：
一个富人竟然能养活这许多乞丐！／国王们造宫室，手车夫就忙碌起来。
用它来形容文学批评家，稍嫌刻薄；但想一想李白、杜甫有那样多的解释者，而人们记住的，依然只有李白与杜甫！尽管一种倾向的文学批评，往往会在一个时期，“独揽意义的解释权”，故一定程度地影响人们对一位创作家的评价，但最终确立其地位的，依然是作品本身。
不过，“诗无达诂”的话讲了上千年，强作解人者仍复不少，因为一首含蕴丰富的诗，无论如何是一种诱惑。所以我更欣赏易安居士一首小词中的境界：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鸥鹭惊飞，空余艳艳荷花荡。得耶？失耶？曰：有得有失也。
——心中眼中，依然一片风景，即便是没有鸥鹭、只有藕花的“杀风景”。
总之，作者对背景批评所作的剖析，本来精彩，我却因此而以为背景批评的背景尤可注意，这似乎将问题扯开去，是真正的“误入”了。
(《学人》，陈平原等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9.80元)
我想，背景批评固有种种不当，可靠程度也有限，但作为一种批评方式，它本身也未尝不是一种“背景”。中国的诗歌创作从来都是与政治联系在一起，从“关关雎鸠”开始，就摆脱不了政治的羁绊与纠缠。就诗歌创作者来说，有多少“职业诗人”？有几个终生布衣？即早早脱缚吏网、把酒东篱恬淡至极的陶渊明，也还是经历了一番折腰之苦。甚至布衣而诗名卓著的，到底也还要扛了“名布衣”的招牌，去应“博学鸿词”的征召(如应康熙十八年“鸿博”之试的朱彝尊、严绳孙)。以诗人名世者固不少见，但很少有哪一位是当初就抱定了做诗人的理想。吴梅村遗言以“诗人”为墓铭，那原因却在于既做不得旧朝的忠臣，又终不甘心就成了食新朝之俸的贰臣，才不得已而求其次。故批评家热中于“背景”，实在也还是创作家早授人以柄——宦海风波，碌碌红尘，不论诗人恋恋于政治，还是政治与诗人纠葛不清，总之，诗人已注定被钉在“背景”之上。鲁迅说，虽文艺与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但二者却又是不安于现状的同一。社会太寂寞了，文学家便自己来做戏给大家看。这戏大抵是以喜剧开场，以悲剧收束的(《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这话很冷峻，却足令人热辣辣地欷
又何况，千百年来的创作实践，积累了那样多的“典故”。几乎世间的一切事事物物，皆有了意义，尽可贴以政治的标签，成为有着特别含义的语码。日月星辰，山川大地，春华秋实，几曾未经诗人“移情”？哪个还有它无善无恶，只是自然生灭的独立性？尤可怪者，吾土之士子才人，思君之情，与怀春少女，闺中怨妇的思偶之心，毫无二致。怕是所有的风月之辞，皆可作满怀忠爱的“贤人君子幽约怨悱不能自言之情”来读。实际上，在无所不在政治之网下，诗人已很难找到一方没有“意义”、不含“背景”的净土。因此，知人论世，作为中国文学批评的一个传统方法，不必论其“是”、“非”，“好”、“坏”，这样一种存在，已经显示了它的意义；它的意义，也正不可轻视。或者不妨说，中国的文学批评中，存在这样一种很有势力的“背景批评”，也正是中国文学的创作及创作与批评的背景所决定的。
诚如作者所言，所谓“背景”，不过是人们对历史记忆的追忆，“客观早已成了主观”，但也还有这样的情况，即某种接近真实(主观并未完全取代客观)的记忆，可以纠正某种偏离真实的记忆。如东坡名作《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后人率依《坡仙集外纪》之说，谓神宗读至“琼楼玉宇”二句，乃叹曰：“苏轼终是爱君。”遂以此词所表，全为忠君爱国之思；于是逸笔仙心，几疑为贪恋禄位之作。而据王宗稷《苏文忠公年谱》，此词作于在密州任时，词中情事，全为忧生之感(见龙沐勋《词学研究之商榷》)，则“忠君”云云，全是耳食之谈。因此，如果有一种综合运用的识力，背景批评，或许还可以多少避免“现时的理解”偏离“当时的真实”。又往往，批评家中，更缺少的是一种严谨的学风，故这种“偏离”，倒是因此而常见。
自然，不了解背景，也丝毫无损于对诗作本身的欣赏。“相当多的诗歌并不需要背景的支撑为靠山就可以拥有完足的意义”，还应当说，这本是作品的最高境界。不过，就中国的诗歌创作来看，“背景历史”作为“其他文本之一”，实在能够为我们提供不少很有意思的东西，即使这已不可算作诗歌本身所具有的意义。倘把一首酝酿于“背景”之中的诗作，仅仅看作是一首“纯诗”，而全不虑及诗以外的什么，反用《背景与意义》作者的话，即为了“美”，而略掉“真”——哪怕只是近似的“真”——则这样的“偿付”，似乎也是一种遗憾。因为在鉴赏的风趣之后，有时的确有着并不风趣的“背景”，这是为了研究文学而研究文学的批评家也许可以不知道；而不为研究文学，却读一点文学的普通人，不妨知道一下的。
说到文学批评，又不过是为理解作品提供一种可能。不必说“精确到有些残酷的背景批评”常常破坏欣赏的乐趣，其实作品只要一经批评的解剖刀，这种不幸就难免。(背景批评还算是与“意义”保持一定距离的，“背景”二字已表明它只是从外围为阐发“意义”提供可能。实际上它已放过字面意义的探究，而主要考虑可能的言外之意)“诗词的进行思想，好像是在架空飞渡”，“讲解诗词，不免要找寻那潜伏着的脉络”，“假想走那脚踏实地的道路，这是一件最笨的工作，永远不能做得十分圆满的。”(《浦江清文录·词的讲解》)席勒有一首题为《康德及其解释者》的“警句诗”：
一个富人竟然能养活这许多乞丐！／国王们造宫室，手车夫就忙碌起来。
用它来形容文学批评家，稍嫌刻薄；但想一想李白、杜甫有那样多的解释者，而人们记住的，依然只有李白与杜甫！尽管一种倾向的文学批评，往往会在一个时期，“独揽意义的解释权”，故一定程度地影响人们对一位创作家的评价，但最终确立其地位的，依然是作品本身。
不过，“诗无达诂”的话讲了上千年，强作解人者仍复不少，因为一首含蕴丰富的诗，无论如何是一种诱惑。所以我更欣赏易安居士一首小词中的境界：
常记溪亭日暮，沉醉不知归路。
兴尽晚回舟，误入藕花深处。
争渡、争渡，惊起一滩鸥鹭。
鸥鹭惊飞，空余艳艳荷花荡。得耶？失耶？曰：有得有失也。
——心中眼中，依然一片风景，即便是没有鸥鹭、只有藕花的“杀风景”。
总之，作者对背景批评所作的剖析，本来精彩，我却因此而以为背景批评的背景尤可注意，这似乎将问题扯开去，是真正的“误入”了。
(《学人》，陈平原等主编，江苏文艺出版社一九九一年十一月版，9.80元)